介休、平遥两古县邑之间有一北贾村，早在宋代以前，该村就因经商户多而得村名。北贾村以侯姓村民居多，据考，侯姓始祖侯安自南宋隆兴元年（1163）由陕西迁至北贾村，迄今八百余年，已传宗27世。据族谱记载，侯氏世代“恪守清德”，族中之人因荒年捐栗、因兴建学社、因扩建村堡、因修谱建祠、因登科显仕、因信义经商……受乡民信赖者历来不乏其人，早在清代已属汾郡名门望族。　　

    侯氏世代以农为本，也兼通仕商。清代中叶，族中经营商务者除在当地开有商铺外，国内北至奉天、南至江浙皆设有字号，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20代孙侯荫昌父子们在平遥城内创办的蔚字号同东六票号。

（一）　　

    清道光三年（1823），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与东家李大全协商，由李氏出资30万两，将西裕成改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业务。从此，产生了山西第一家票号。俗话说，独木不成林。日升昌票号产生不久，与日升昌仅隔着一烧饼铺的蔚泰厚绸缎店财东侯培余（侯荫昌父），发现日升昌两个经理闹不和，于是用优厚待遇将在日升昌已无法立脚的副经理毛鸿　用起来。将绸缎店改名为蔚泰厚票号，并任用毛鸿　为票号经理。从此，山西票号开始出现有对立竞争并在竞争中逐渐壮大自身、壮大队伍从而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局面。　　

    蔚泰厚票号财东当时为有名望的大资本家。早在康熙年间，其先祖专跑苏杭二州贩卖绸缎，获利颇巨。到侯荫昌祖父侯兴域（字蔚观）时，开设的生意字号北贾村有兴长记、德长蔚，张兰镇有义顺恒、中义永，平遥城有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蔚盛长，运城有六来信，河北赵州有天新记等，大小字号约有五六十处，大部分为绸缎店、茶叶店、钱铺和帐局。未经营票号前已是赫赫有名的“侯百万”。到光绪初期，侯家资产已达七八百万，在山西富商中排名第一（见徐珂《清裨类钞》第十七册），而日升昌当时的财东，据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票号史学者卫聚贤所著《山西票号史》文中述：“以达蒲村（日升昌财东李大全老家）一村而论，日升昌股东微乎其微……在道光三十年，已建筑中院，但尚在其村不算富有”。　　

    蔚泰厚票号侯东家有扩大经营的愿望，经理毛鸿　 则有与日升昌决一高低的决心。就在蔚泰厚将绸缎店改为票号的当年（1826），侯东家又将自己平遥城内的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绸缎庄及天成亨细布庄一律改为票号，五个票号各有经理，独立核算。连同稍后由侯氏与毛氏合资开设的蔚长厚票号，时人习惯称之为“侯氏六票号”、“蔚字号六票号”、“晋平六票号”、“晋邑六票号”、“同东六连号”等。　　

    蔚字六票号属同东连号，成立初期，六票号同心协力，并发挥其雄厚的资金优势，利用熟悉各地市场的有利条件，先期在全国各大城镇建立起了几十处分支机构，在当时交通闭塞的国内开设了汇兑银两的网络。　　

    从山西票号的发展进程看，前三十年共出现票号12家，共在全国建立连锁分支机构大约90多处，这个时期蔚字号各地的分支机构约占其中一半；19世纪70—90年代，山西票号基本保持在26家左右，分支机构保持在410处左右。蔚字号分支机构占四分之一；1911年民清更替，山西票号处于衰败时期，当时山西总共24家票号，在全国95个城镇共设分支机构475处，蔚字号分支机构为153处，将近三分之一。　　

    从以下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可以看到，蔚字号在分庄设置的数额上占有绝对优势。据《御史宋延春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奏折》等，是年，清政府为筹集镇压太平军军饷，要求各票号经理人捐饷铸炮。当时在京6家票号，除日升昌捐输750两，其余2280两全系蔚字号经理人捐输；汉口地处九省通衢，是全国中部商业重镇，同治十一年，云集在此的山西与陕西商人协商重修山陕会馆，议定经费由在汉口作贸易者（包括过往货物）按资平均筹集，据《汉口山陕会馆志》记载，在被抽资的1177户中，票号业筹集最多，而票号资本最多者排名为：蔚泰厚、天成亨占第一、第二位；蔚盛长、新泰厚、蔚长厚、蔚丰厚则分别占五、七、八和十三位；苏州当时是全国四大市场之一，这里百货云集，殷繁甲天下，1905年9月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在一份报告中记载：“苏州之营银行业者，一为票号，一为钱庄。票号皆为山西人所开设，”按这位驻苏州领事报告中所列出的著名票号排列，蔚字号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排在前3位，新泰厚也在10位之前；天津为华北唯一港口，商贾云集，仰食者众。据石小川著（宣统年辛亥版）《天津指南》，当时天津共9家票号，其中蔚字号占有三席。蔚字号不仅注重在国内商业重镇设庄，而且更注意在国内边远地区开拓市场。南到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北至沈阳、吉林、哈尔滨，西北至兰州、肃州直到新疆迪化，都先后开办了金融办事机构，其中大多数省份蔚字号的分支机构占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甘肃和新疆等省直到民国年间歇业仍仅有蔚字号独家设庄。　　

    蔚字号票号非当在设庄的广度上有绝对优势，其在各大城镇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其它票号也不可替代。光绪二年（1876）山西票号在上海的24家分号组织成立“山西汇业公所”，蔚盛长分庄经理以其威望，被推为两董事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初十，北京汇兑金银号商会被批准成立，蔚丰厚驻京分庄经理李宏龄也被推为两董事之一；1904年9月，北京商家纷纷设立商会，蔚泰厚何君被举为唯一商业代表人；另据湖广邮政司与汉口汇票庄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订特别邮寄章程，蔚丰厚汉口分庄经理冀麟书也系汉口汇票帮董事之一；1914年，靠借债过日子的北洋政府设内国公债局。为取得山西票号支持，蔚字号天成亨经理范元澍被推为公债局唯一董事。

(二)　　

    清代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山西票号初开始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和存放银两。19世纪50年代前，票号主要服务于北方重镇的工商业。票号未成立网点前，各埠际间商品交换的货币流通完全靠舟车载和牲畜驮。票号经营现金汇兑，既节省劳力，利国便民，又活跃了贸易，繁荣了经济，其社会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851年，国内发生太平天国起义，60年代初，又有捻军从安徽进入河南活动。由于官府运送京饷的南北交通被截断，南方各行省征收的地丁、盐课、关税等不能按期上解入京。经户部上奏皇帝，广东督抚率先起用殷实票号汇兑京饷。从同治二年（1863）起，南方各省援照广东成案，也屡屡交殷实票号汇兑上解京饷。从湖南巡抚毛鸿宾、江西巡抚沈葆祯、四川总督骆秉璋、湖北巡抚严树森、湖广总督官文、闽浙总督谭钟麟、两广总督瑞麟、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吴棠、两广总督刘坤一等官员连篇累牍的奏摺看，蔚字号、蔚丰厚、天成亨、蔚泰厚、新泰厚等殷实票号都是当时被官家看好而承办汇兑京饷的主要票商。除了承汇京饷外，蔚字号票号还承担了汇兑南北洋大臣衙门的洋务经费，如光绪十四年五月福州将军杨昌浚为汇解海军衙门银两奏折称：“……在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提拨银十二万两，查照成案，备文分批发交号商新泰厚承领，定限五月二十日由省起程，解赴海军衙门投纳。”　　

    蔚字号汇兑官款的项目还有汇解铁路费、收转奉拨协饷、军饷、各地捕盗经费、赈抚银、四国借款、回銮大差款、庚子赔款等等。　　

    蔚字号各庄承汇京饷与各种公款，千百巨款，片纸书函当即可兑付。这中间每一分庄可赢利数十万计，但若照过去落后办法用装鞘解送，每鞘规定一千两，每马驮两鞘，有委员薪水之费，有水陆舟车之费，有护送兵差之费，且内陆时有盗劫，航运更无保险。费多周折，又往往不能按期到达。可见票商之利，也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紧紧连系。　　

    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吉一1905年8月11日的一份报告中对蔚字号票庄的业务活动及其功能作了如下的记述：“山西帮又名汇兑票局，中国通商之埠所在皆有，在于本处者为蔚泰厚、新泰厚、蔚长厚、协同庆等数家，每家资金约二十至三十万两。其中与官场运转之金固可勿论，彼经营其它商业或与北方商家交易者，皆不可不往来于此银行（即票号），故其储蓄资产，颇博安稳之名，而信用亦厚……其所存之款为官署巨额之公金。如地租、杂税、厘金税等皆是，余及官吏之私金。慈善公会、商人等凡期安全者，靡不存储于此银行。据余所闻，往时此银行主要业务，专承受官吏之存金及贷金于官吏……近来业务之域稍稍扩大，始与商人及其他之人相交易，而占有商业机关之主部。其交易至大者，则本地十途郊之内北郊与北商之经理天津、山东、牛庄所产大豆、豆饼、豆油、麦及牛骨之大宗货物者，其金融皆在山西银行之掌握。其他之汇金于官吏家族之在留于北方者，或由地方正款输送于政府，皆由其办理。本地有信用之商人，欲贩货赴北所需之款，每向此种银行借用。其返还则自四个月或六个月为期限……”　　

    从道光年起，各列强入侵中国，国内义举又屡屡发生。天地生财有限，在天灾人祸接连发生的岁月，各省担负的京饷、军费、赔款等负担日益加重。在山穷水尽财政拮据情况下，各省、政、军界屡屡向票号借款，以解眼前之急。如湖北巡抚张之洞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奏折称：……本年甘新协饷，照上年甘省藩库来电，向商号挪借银十万两……发交汉镇蔚丰厚商号齐呈甘肃藩司衙门交收。另据两广总督李瀚章、福州将军文煜、穆图善、湖南巡抚卞宝第等奏折称，这些省关为了如期完成应解款项，剜肉补疮，势处万难，不得已只好向新泰厚、蔚泰厚、蔚长厚等商号挪借。1908年，山西绅民经过斗争赎回办矿权，英商福公司以合同内应索之款为由，要求赔款257万两。当时山西财政库空如洗，全赖众票商同心协力先行挪借，保住了晋省名誉。随后，招收股本，从事生产准备，据《保晋公司投资三百股以上花名册》，山西票号入股者共有蔚泰厚等18家，蔚字号共入3000股，将近总数的三分之一。另据1912年8月16日《新闻报》题为《票商顾全大局》载：“保晋公司需款甚急，各商自顾不暇，只好俟发给亩捐，收还垫款。唯范君元澍（天成亨票号总理）曰：若俟领到亩捐，又恐缓不济事，宜一面具呈民政长……一面回明各号铺掌，暂行凑垫一万八千，以济需要，而免停工。闻日前各号已允照数筹垫”。以上几件事不难看出，山西票商在清朝末年大批经营官款，已成为一些省关的财政依赖，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后盾，其中蔚字号的作用尤其明显。

（三）　　

    侯氏蔚字号历时近百年，经营稳健，声誉最隆，从始创到歇业始终在票商中据领先地位，这和蔚字号有一大批素质高、声望重的执事人才相关。　　

    侯氏票号的老掌柜侯培余，为人精明练达，颇有才华，嘉庆二十三年（1818）考中副榜，兄弟六人中他排行老三，但侯家的五六十处生意却由他统管。为了继承他父亲的业绩，他先期将平遥城的几个字号统一为蔚字号（他父亲字蔚观），为的是让儿孙后辈永志创业维艰，保持家业发达兴旺。侯培余中年去世，他的三子侯荫昌继承祖业，成为侯氏六门的掌权人。侯荫昌英年风发，处事和衷相济，用人最讲信义。他创作的48句《和字歌》至今流传。他用毛鸿　担任蔚泰厚票号总经理，笃信而不疑。除了在蔚泰厚给毛顶了一俸人力股，还在新泰厚给顶了一股，让毛以两个满额股参加分利，籍以提高毛在众票号中的身份。侯荫昌处事以慷慨大方称著，其父辈六门，与其平辈伯叔兄弟共十八人，众兄弟念三门管理商号，特别在各商号给三门另立空股，侯荫昌念众兄弟之情，但最终还是决定用这份股的一部分作为侯氏六门宗祠的开支，另一部分则用作地方公益开支。侯荫昌在世当东君五六十年，每次议论号事总要求各分庄公平交易，不失信用。遇国家急饷，各省遭灾，允许商号慨捐巨款。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兵饷不继，一次向蔚字号借款21万两。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山西巡抚曾国荃向各票号劝募救灾，侯荫昌独捐了三万两，获得“颂冠河汾”、“泽在缥缃”、“为善必昌”三块金字匾。侯荫昌经营蔚字号也很有创见，他用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徐松龛（徐继）制定了严格的号规。为防止“底空”，盈利分红时先要留足预防之款，名曰“护身”，并将此事定为祖传成法。这使蔚字号在每一次倒帐倒闭风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侯荫昌使用人也独有见地，为掌握各地商情和信息 ，要求老号与分号三日一函，五日一信，以及时解决现金盈绌与行为疲快等矛盾。分庄经理每届回家，东家要将其召回总号当面听其述职，并在谈话手折中详记每个人的才干，凡有才者皆得到重用并给在人力股中给增加厘数，以保持各分庄人才济济，事业蒸蒸日上。侯荫昌在光绪末年去世后，他的过继子侯从杰执掌了六门。侯从杰也算个经商能手。据他的墓志记载，他很有领导水平和解决问题的才华。“……推心置腹，以信为主，虽支部（分庄）几遍全省，千里一呼无不相应。庚子以后，海内商业大局岌岌，君独筹划周密，他商亦均取其法。偶有岔事，得君一言而解”。然而，历史对这个经商能人不肯多假于年，在1908年山西众票号合组大银行需要主家定夺的关健时刻，他却去世了。　　蔚字号总号与分号众多的经理中，筹划周密、洞悉商情、敏锐干练、素孚众望之人真可谓应有尽有，有些人甚至为国内军、政、商界所器重。　　

    毛鸿　，原为日升昌的副经理，在失势的时刻被侯氏财东家看中，被委任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利用侯家资金多、声誉大、各地字号广、信息灵等优势，发挥自己经验多、善筹谋才智，很快使蔚字号业务后来居上，蒸蒸日上。　　

    李宏龄是蔚字号有作为的分庄经理之一。该同治七年（1868）入蔚丰厚票号，凭自己才干，为主赏识，先后担任蔚丰厚驻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对票号的保全及孽殖功劳很大，李宏龄经营票号的特点一是善于观察形势，善于经营，有整体与全局观。如遇与本号有业务的单位发生危机时，他不同别的商号搞“釜底抽薪”，而是联合同业共度难关，因而多次避免了一损全损局面出现；二是以信义观经商。他认为商号主顾是第一位的，商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必须讲诚实与信义，才会人己两益，三是洞悉商情，灵活行事。他认为市场变化多端，只要看准行情，不一定都按总号规定办事，免得遗误时机；四是开设新分庄营业，切记先收后放，这方面使蔚字号在实践中也受益不浅。票号历时百年间，李宏龄是倍受东家、同业、百官、有司、士、农、工、商共同赞赏的分庄经理。尤其到光绪末年，票号业务受到国外银行势力的威胁和国内官办银行的挑战，李宏龄看到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把票号统一改组为大银行才有出路。为达到目的，他全身心投入，到处鼓呼。他联系祁县票商渠楚南商订了办法与章程，并联合祁、太、平三帮票庄，前后向山西总号发函四次，自己面述开陈利害两次。同时，他还发动各地票庄经理人致函老号总理。在他的感召下，营口、奉天、汉口、西安、广东、重庆、成都、沙市、济南、兰州……居然是一呼百应、异口同声，都苦口良言劝老号“及时变计，否则将追悔无及”。遗憾的是李宏龄的改革热情遭到了蔚泰厚第四任总经理毛鸿翰的反对。适值这年蔚字号东家侯从杰去世，毛鸿翰年过60岁，思想守旧，却在三帮票号中影响最大。由于他对改组大银行开头是充耳不闻，而后是横加指责，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终成泡影。民国初年，李宏龄辞职回到平遥老家，愤而之余，将其在职时的书信稿编为《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两本书，于1917年出版，为后来研究山西票号的成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天成亨经理范元澍是票号业界的又一中坚人物。民国初年，山西票号应付不了挤兑，一部分票号不得已关闭，组织银行再次成为山西票号业成败的关键。1913年底，山西14家票号推举出六人代表进京请愿，天成亨经理范元澍以其声望被推举为首席代表。请愿是围绕维持残局、筹组银行、催款借款、晋谒总长等活动为内容。经与当时国务总理熊希龄，财政总长周学熙，后来的代理总理段祺瑞等人晋谒协商，终因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几个月商酌乃决定“商借商还，政府担保”，将要创办银行时，适欧州战争突发，终于停止进行。因范元澍在请愿代表中地位突出，凡有诸事纠葛，无不倚范为裁可。山西都督以范调度得宜，特请大总统授予五等嘉禾章。范受到大总统嘉奖，也被当时的财政部看中，这年北洋政府设内国公债局，范元澍被推举为公债局董事，还责成其为国家银行招收票号伙友。委任令中称：“平遥商会总理范元澍，乡望素孚，于该省票帮感情尤洽，应即派令前往，切商各票庄老号，代选得力号友，荐送本部练习银行事务。”范元澍后因涉安福树一案干系，名望有所下降。　　

    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郝登五是受到大总统嘉奖的又一名功臣。民国初年，山西众票号处于朝不保夕处境，就连名声显赫的日升昌北京分庄经理由于内受债主逼迫，外有检察厅追索，躲回山西后不敢露面，该总号经理怕受连累，也弃号潜逃。在风声鹤泪之中，日升昌被批准破产清理整顿。却在这个时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郝登五却成功地办了一件震动政界和商界的漂亮事——将票号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民国四年五月十日，郝登五呈财政部《备案禀文》中述到：“……商号向为汇兑营业，自前道光初年开创，迄今已历90余年，通商大埠均设有分号，资本已达一百万元,往来存放活款亦有百数十万，在商界久以信用见称。前岁武汉军兴（指武昌起义），商务窒滞，实业几有不振之势，唯商号向独注重西北汇业，幸未受损失，故犹可照常裕如。且对于公家效力，如在新疆、甘肃等处垫款济军，维持市面等事亦称竭棉薄，为当道所嘉许。登五蒙大总统奖称“急公好义”，赏给嘉禾勋章，足征政府鼓励商业之至意……现时局面既已更新，营业必须改善……唯中央银行为银行之母，必须由商民多设商业银行以为之辅，庶上下相维，金融活泼……拟就蔚丰厚票庄改组银行，纯粹商股商办，资本先定为三百万元，由蔚丰厚票号就原有之基本金担任三分之一，添招新股三分之二……。”郝登五取得了侯东家和总号经理王文魁的同意，首先活动组织36人为发起人，拟定章程五章十六条，《招股简章》十四条。由于投资者和发起人中有袁世凯的五弟袁世辅,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江南提督张勋等人，所以呈请备案仅七天，财政部即予批准。1916年12月13日股东大会上，郝登五被选为总经理。　　

    蔚丰厚票号兰州分庄经理张宗祺也属票帮经理中的佼佼者。陕、甘、新省汇兑主要由蔚丰厚、天成亨两票号经营，当地发生财政拮据，票号经常鼎力接济，因而蔚丰厚经理张宗祺在当地军政界影响很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肃大荒，各省募赈百十万之巨。“是年，官钱局发生风潮，用纸币兑现维持不力，后经官商邀请蔚丰厚经理张宗祺维持，张慨然应允，挺身担任，表示以现银代兑。随即解纸币涌兑之风，不数日恢复原状。甘人为之常颂，并受到甘督毛庆藩嘉奖”。　　

    蔚字号较有名望的经理还有知人善任，调度有方的天成亨经理侯王宾；有才华出众，极意谨慎的蔚盛长驻上海分庄经理雷士炜；有善谋筹划，仁厚朴实的蔚泰厚驻广东分庄经理邢国藩；有干练持达，工书善画的蔚丰厚驻北京分庄经理郝登鳌；有人品端正，调度卓绝的蔚丰厚总号经理范凝晋；有为人质朴，不避艰险的蔚丰厚驻迪化分庄经理张振绪；有心地宽厚，主管重修过“甲于汉上”的山陕会馆的蔚丰厚驻武汉分庄经理武有庆；有不辞劳瘁的新泰厚驻山东分庄经理王守邦；有在汉口40年没放过一文钱倒帐的蔚盛长分庄经理王作梅；有一生禁绝各种恶习的天成亨经理周承业以及蔚盛长分庄经理，上海汇业公所董事李益亭，蔚丰厚总号经理侯绍德及驻汉口分庄经理，汉口汇票帮董事冀麟书等等。清朝末年，国内官办银行纷纷开办，李宏龄呼吁合组大银行未果，但蔚字号人才辈出，天成享分庄青年经理贾辅臣、霍克谦协办四川浚川源银号，蔚长厚范元茂承办广西银行，均取得显著成效。蔚字号还培养了一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优秀人才，如协同庆票号的著名经理刘庆和曾是蔚泰厚京都、姑苏两庄的业务骨干，百川通票号经理任立诚原是天成亨的京师分庄经理，宝丰隆总号经理宋聚奎原是蔚泰厚胆识出众的副经理，该票号自流井分庄管事宋桂华也曾在蔚丰厚上海分庄住庄。很显然，经营汇兑业务的蔚字号票号想当年也曾是人才倍出的大学校。

（四） 　　

    蔚字号票号经营的最显著特点是久著信誉，票号从来不失信于人。蔚丰厚分庄经理李宏龄在其《同舟忠告》一书述到：“……各字号无论资本多寡，皆足以取信于人，自设立票庄以来，无论官商款项，从未错误。但有外行失信于票号者，从无票庄失信于外行者。咸丰年间发逆之乱，地丁银饷皆由票庄汇兑，从无错误，有案可查。即近年庚子之变，无论京外各庄，无从一款失信，此尤中国商民所共见共闻。”　　

    侯氏以信义经商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据其族谱记载：明正统五、六年岁歉，有六世祖侯晓输粟千五百斛，被敕赐义官，“匾褒之余，族之发祥”。此后，该族以信义传家，积善之事屡出不穷。据族中传说，侯氏十七世（侯兴域的父辈）有生祥、生瑞兄弟俩，靠十亩冬爪收入的三千贯钱远到西路做生意，不久在宁夏开了店，有一年初冬，适有一牧主赶着六七十只骆驼，驼着棉花来宁夏做生意，不幸牧主半路得了疫病，住在店里长期不见好，幸遇到侯氏兄弟俩有同情仁义之心，既请医看病，又悉心照料。牧主病好，感激万分，临别时执意将棉花作为救命之恩的回报。之后侯氏兄弟有了资本，更有了声誉，由经营小店改为大运货栈，不久又贩运皮货发了大财。日后，侯氏六门经营蔚字号成为富商，但仍对牧主的回报辈辈不忘。咸同年修建侯氏六门宗祠，祠堂院专门陈设了怀念牧主的石雕屏画。每年七月十五这一天，侯氏六门一直设祭吃素，借以表示对牧主的怀念。　　

    蔚字号信义经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急公好义。前面文中已提到侯东家众兄弟及其分庄经理凡遇到国家急饷、各省遇灾，踊跃慷慨捐款，博得“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为善必昌”等嘉奖的事例。蔚字号大小经理们的信义气质还反映在与官吏们的结交上及对贫寒亲友的接济上。李宏龄在其所著《同舟忠告》一书中收录了蔚字号当年的部分往来书信，现摘抄部分：“户部尚书赵次山（赵尔巽），前在湖南曾为我号追还欠款，受益不浅。昨在京号用银二千两，自未便立卷索利……应待其有钱自行归还方为合体。”、“苏州提学使毛实君（毛庆蕃。后任甘布护督）现任甘肃藩台，来信云，在苏亏累颇巨，交篆后一切用度及他日西行所费实属不资，仍须向沪号通用，俟日后履任，一并筹维归赵……”，“四川现兴办铁路工程，该同乡公举余子厚太史为路工总办。子厚与我号知交有年，昨来商订，凡各处集捐之股银皆存我号……”。蔚字号各庄与官员如此通融，取信于人，这里明显不过了。　　

    李宏龄入蔚丰厚票号做事，原先系由同乡曹惠林保荐，后来曹病故后，其家极为贫寒，李宏龄不忘当年保荐之恩，曹病故后主动负责赡养其一家，直到其子女长大成人，能够自谋生计。　　

    二是考虑整体利益，不搞损人利已。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师出现讹言，有不少人闻风到炉房提兑现银，各票号都有银存放炉房，一些票号耽心炉房倒闭，也纷纷要求提现。在危急关头，京师蔚丰厚票号出面联络同业，晓以利害，拿出巨款接济炉房。不仅避免了一损全损，而且稳定了京师的银市，京市工商界莫不称颂。　　

    三是别人可失信自己。自己不能失信别人。蔚泰厚经理毛鸿　靠侯东家给的双份人力股分利，得到20多万两银子，有了小资本以后，他先后在安泽、府城等地购置土地500多顷，在中条山购山林六七处，每年仅地租有4000余石粮食。为此他特地在泽城设“义泰昌粮行”，向佃户放高利贷。同时他还在平遥开设了晋泰昌布庄和日升烟店，在晋南曲沃开办日升烟厂。毛鸿　利用侯家对自己的信任，不遗余力发展自己，侯东家对此不仅不与过问，有时反倒为其添股加资，使其晚年圆了成为平遥县第一流的财东梦。蔚字号营业90多年，适值国内战乱不止，每一次战乱发生，票号都要蒙受数以百万两的损失。但无论损失多少，票号总是先顾及挤兑还清欠别人之款。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火烧北京，蔚盛长驻京伙友卷账本银两逃离北京，在回山西路上遭遇土匪，账本银两全部被抢。蔚盛长在京交好庆亲王，与官府往来多，承揽官府私人银两也多。适值西太后与光绪皇帝也西逃，路经平遥时，不少随驾官员向蔚盛长在平开设的临时京庄索取费用，幸好司账人雷士炜在京管理库银一年有余，忆及账目，心中有数，分毫不差，及时应付官员，不露破绽。而且经过数月，又凭胸中印象，将所丢账目重新修集。第二年在东掌的安付下，相伴经理回京续办善后事，与有关人叮对账中数目，全然相安无事。蔚字号实行同东联号制，每号又实行分支连保制，“一地受损，别处接济”、“平时积预防款，战乱时补亏还欠”，这样既避免了全军覆没，又培养了团结整肃的经商队伍。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战乱是蔚字号各号损失惨重的一次，但由于东家拿出备防之款，无论京津、上海，还是山西、汉口等地，对纷纷持卷者全部满足兑现，这一来反而更加赢得了声誉，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记述到：“幸赖各埠同心，应付如裕，凭票取款，分毫不短，由是信用益彰”。其在《同舟忠告》一书中也述到：“独我号二十七年（1901）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诚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蔚字号久著信誉不独有李宏龄自己记述。当时，来自社会各界的赞扬声随处可拾。如1898年9月14日，《中外日报》在《票号禀请立案》一文中称赞山西票号“规例之整肃严密，交易之公平信义，商旅无不称便”；1906年5月6日，《北京日报》发表山西冀宁道丁宝铨《劝办银行函》文中也提到：“晋省汇号之信义，其见称于各行省已数十年”；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对山西票号业尤为赏识，1912年11月6日该在一次演说中称山西票号“信用一层，尤其显著”，“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族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夸于世人之前。”山西票号的信誉也受到外国领事的称赞。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吉一，驻苏州领事白须直，驻长沙领事井原真澄等在给国内的多次报告中无一不称蔚泰厚、新泰厚等票商“首重信义”，“颇博安稳之名，而信用亦厚”，“亦有相当之信用”等等。

（五） 　　

    蔚字号票号凭借其善于经营的济济人才，山西首富户的物质资本，不失信于人的声誉，遍布全国的汇兑网，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倒账倒闭风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蔚字号在前进路上是一帆风顺的。在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生存，蔚字号票号不可避免要经历一次次的风险。　　

    蔚字号初创阶段，江南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农民起义从某种意义讲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举动，但战争给眼前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当时太平军所到之处，店铺荡然无存。在这次长达十多年的战乱中，本文前面曾提到清政府为保证镇压起义军的军费，让在京各票庄经理“捐输”，以解决燃眉之急。其实，清政府并不仅仅要求京师的商号经理捐输，从咸丰三年（1853）山西捐输500两以上开具的名单（供御览后给加官）中可知，蔚字号东家三门侯祉昌，四门侯礼昌各捐银1200两，五门的侯銮阶等也各捐1000两。另据《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咸丰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奏折》，截止1853年的2月底，山西绅商捐银1599300两，占全国绅商捐银37.6%，蔚字号其中捐银多少无资料可查，但想来这次被搜刮的数目不是小数。遭受战乱被抢，平息战乱被迫，当时无险可保的商家处境竟如此之难。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外国资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中国长江流域的丝茶等商业先期亏本倒闭，工商业倒闭又累及钱庄和票号业倒帐。山西谦吉升和元丰玖两票号就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倒闭了。蔚字号几个票号这个时候损失自然也不少。据1884年9月21日《申报》发表《叠倒巨号》消息：“汉口闻喜帮源兴顺、源兴永两家倒闭，至七月二十五日，诚意丰又倒去六万余金……此次蔚泰厚被累最重，竟有一万余金”。　　

    在这次金融风潮中，蔚字号除汉口蔚泰厚被累最重外，其它各地也有不同程度损失。1891年6月20日《申报》透露：厦门源通银号“计欠银行之款二十三四万，五月初八报道，山西票局蔚泰厚、新泰厚等均被倒去数万金”。1893年11月17日《申报》又登《商号倒闭》消息：厦门建茂钱庄倒闭，共欠西商票号……十三万五六千两，而票商源丰润，蔚泰厚两号最为巨，共被倒银五万五六千两，协和信、新泰厚各一万五七千两，蔚盛长亦被倒数千两”。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大片土地，蔚字号营口、奉天的分庄全部被迫停业。其它各地票庄为免失信誉，除办理还款业务外，也都停止了收存业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列强八国联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庚子战争。京津被洗劫中，金融机构也遭遇到残酷打击。二十家铸银炉房全部被抢，蔚盛长号友携帐和银两回平遥，路经保定被抢劫一空。“蔚丰厚起巨万现银回家，在彰仪门全部覆没”。蔚字号东家侯从杰事隔五年后谈及这事还后怕，该1905年在一呈文中讲述：“迨庚子事变，迁京、津、东省一带……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幸职家号中有备防之款，挪东补西，元气尚不至大伤。”　　

    甲午、庚子战争的结果，中国每年要付外债和赔款五千万两之多。大量的现银源源落入外国银行，票庄业务势必渐渐被夺去。加之国内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山西票号既没有外国银行资本之优势，又没有官办银行政治靠山之优势。在此形势下，众票号再一次被迫到了日暮穷途的地步。清末，山西票号中有永庆泰、协和信、永泰裕、长盛川及介休冀氏经营的乾盛亨等相继歇业，开设时间不久的几家南帮票号也倒闭歇业。蔚字号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再次尝到了苦果。1905年3月《申报》发文载：“福建南台豫大钱庄屡亏闭歇，倒欠30万两，被各汇兑局控告。富商下狱，新泰厚、蔚长厚、蔚泰厚各兑局被倒十二万两。”1909年5月《大公报》发文《钱庄又倒巨款》，报道南昌城内带子巷顺孚钱庄停止营业，“共亏新泰厚、裕厚昌等计银十二万两”。　　

    蔚字号还曾遭遇到一些偶然事件的灾害性损失，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十二日闽浙总督许应　的奏片中讲：闽省汇解第一批内务府京饷一共10万两，令商号新泰厚汇解进京投纳，五月底进京后，该商号随备现银交官炉房熔铸宝纹，并将文批投递，听侯兑解。不料京都“拳匪扰乱，官炉亦被焚劫……应责成商号自行清理，如数兑交，不得籍词诿延”。再如1905年4月21日《大公报》载：新泰厚今年正月十二日、十七日两次由山东省城福兴润信局寄京信包，未收到，据查，有天庆恒二月十二日期市平足银等三张汇票共银3145.2两，京信局据查不知情，“山东人位全行逃走，从无根究”。　　

    1911年10月，武昌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起义，结束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之后两个月，革命席卷全国，十多省先后宣布独立。这场摧枯拉朽的战争虽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商号资本家在战乱中的损失也十分惊人。据天成亨分庄副经理史梦麟事后记载：“……汉口、西安、成都三处被劫银百十万两，待大局抵定，统算吃亏共在二百几十万两。该外陆续归清，外该难指半数”。外该难指半数的事例不妨举两例：据蔚盛长的伙友范逢源回忆，河南道口有一集股印刷厂，蔚盛长扶持驻地民族工业，将四万两银子借给该厂，辛亥革命中印刷厂破产，只好将11部机器顶了债。事隔十多年范再次到该地，发现生了锈的机器原封未动。另外，河南南阳有个青店桑场，辛亥革命中破产后，所欠蔚盛长的九千两银子只能将其四五十间破房子抵债。另据1912年10月24日的《大公报》刊登告示，天津锅店街山西公馆对门蔚丰厚谨启：“敞号代售债主地皮15处，价值格外从廉，如有乐购者，请到敞号面议”。　　

    有关辛亥革命战乱中山西各票号较详细损失，民国二年（1912）九月三十日，有天成亨等12家票号汇总后联合给北洋政府呈文，从该呈文所知，12家票号共损失现银1335896两；其中蔚字号6家共为805965两。12家票号共损失衣物等308670两，蔚字号6家为204490两。蔚字号损失几乎占到三分之二。辛亥革命后三四年光景，山西票号中又有其德昌、协同庆、协成乾、大德川、大德玉、志成信、合盛元等相继歇业，欠负盛名的日升昌票号也被司法部宣布为破产处理。蔚字号各票庄虽然在战乱中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因其在咸丰之乱，庚子之变中得了教训，平时居安思危，多积备防之款，一旦灾难来临，“一边吃紧，各处相救。”蔚字号终于在武昌举事的大乱中再一次挺了过来，再一次赢得了“京外各庄，无一处失信”的声誉。    

    作者简介：
    侯清柏 男，市史志办退休干部，曾任《介休市志》总纂。近年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文章主要有《考朔州军人踪迹，解张壁古堡诸迷》、《介休绵山：清明节从这里源起》及出版专著《介之推与寒食清明节》等。
　　侯添 男，现供职于介休市志办公室，主要发表文章有《注重信誉的蔚字号票号》、《蔚字号谈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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