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氏文化古迹】侯方域与壮悔堂
- 中华侯氏网 2013年6月14日 侯氏壮悔堂
明末，户部尚书、商丘侯恂之子侯方域，与湖广巡抚、桐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宜兴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如皋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四公子”。在明末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中，侯恂“以东林忤阉党”，方域为复社主盟张溥、几社主盟陈子龙所“推重”，“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清史稿·文苑传一·侯方域》）。“四公子”的家世、才华和政治活动，受到当时社会的崇敬，而入清后，其表现似乎不同：
方以智 “推戴”桂王，罢相后，为僧。“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康熙十年（１６７１），赴吉安拜文天祥墓，“道卒”（《清史稿·遗逸传·方以智》）。
陈贞慧 明亡，“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馀年。遗民故老时时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闻者悲之”。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卒（《清史稿·遗逸传二·冒襄（附陈贞慧）》）。
冒襄 明亡，“隐居不出”。“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卒（同上）。
《清史稿》以方以智、陈贞慧、冒襄三人入《遗逸传》，赞为“大节凛然，足风后世”、“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而侯方域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应河南乡试，中副榜。世人多指责侯方域晚节不终，也有原谅他是被逼应试，看法不一。为便于讨论，先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摘录于下：
梁启超云：“侯朝宗并无出家事，顺治八年，且应辛卯乡试，中副贡生，越三年而死，晚节无聊甚矣。《年谱》谓‘当事欲案法公（朝宗）以及司徒公（恂），有司趋应省试方解’，此事容或有之，然朝宗方有与吴梅村书，劝其勿为‘达节’之说所误（见《壮悔堂文集》卷三），乃未几而身自蹈之，未免其言不怍矣。”（《桃花扇注》）
陈寅恪云：“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柳如是别传》第四章）
先看梁氏的论点能否成立？
侯方域《与吴骏公书》云：“近者见江南重臣推毂学士，首以姓名登之启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愿，学士必素审，无俟鄙言，然而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窃以为达权救民，有志匡济之士，或不须尽守硁硁，独学士之自处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学士之出者有二。”侯方域向吴伟业说完“不可出”的三点理由和“不必出”的二点理由之后，批判了“达节”之说：“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而昔时交游能稍稍开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蹰，卒不敢以不言。万一有持达节之说陈于左右者，愿学士审其出处之义，各有不同，坚塞两耳，幸甚。”此《书》之后，有批语云：“余见学士复侯子书，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负良友。其后当事敦迫，卒坚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古矣。静子。”贾开宗称赞吴伟业“坚卧不出”，不符事实。或者他写这个批语时，吴伟业尚未出山。吴伟业复侯方域书，未见。据侯朝宗《四忆堂诗集》卷六《寄吴詹事》云：“少年学士今白首，珍重侯嬴赠一言。”练贞吉注：“当事者荐之，公与侯子书，陈己之志，誓死不出。”又《梅村家藏稿》卷十六《怀古兼吊侯朝宗》云：“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自注：“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可见吴伟业曾复信给侯方域，表示隐居不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吴伟业的诗和自注中，只自责出山，而没有说侯方域应试之事。可否理解为：在清初的社会舆论中，明遗民应试比出仕的投降色彩要淡一些？
就在侯方域应乡试、中副榜的次年——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他去了江南，“访陈定生于宜兴”（见《壮悔堂文集》卷首侯洵《年谱》）。从现存资料来看，这次访问是为了向友人表白自己应试的苦衷。《壮悔堂文集》卷六《倪云林十万图记》就是侯方域为陈贞慧所藏名画而作。《记》中表彰由元入明的画家倪云林“其款署至正癸丑”，“明太祖定鼎金陵，建元于戊申，至癸丑，荚已六易矣。云林为吴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接着称赞陈贞慧“自乙酉金陵变后，绝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弃去诸生，其亦云林不忘至正之意耶”？从侯方域歌颂倪云林、陈贞慧“不忘所自”，反映出他对清政权的态度。他既然歌颂陈贞慧“命其二子弃去诸生”，更反映出顺治八年他应乡试的隐痛。《壮悔堂文集》卷二又有《阳羡宴集序》，此《序》篇幅不长而内容丰富，这里提出三点来谈：
（１）《序》云：“壬辰过阳羡，其邑之名贤，莫不喜予之来而醵酒为会以觞之。”可见当时士人不因侯方域应试而蔑视他。
（２）《序》云：“若吴贵池之蹈刃而死，李华亭之赍志以殁……风飘烟散，略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从可识矣。”侯方域不但敬佩抗清壮烈牺牲的贵池吴应箕，惋惜仕清抑郁而死的华亭李雯，而且表示了对明亡的悲伤和对故国的怀念。
（３）《序》中运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晋书·王导传》：东晋时，“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二是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侯方域用“论者壮之”赞美王导“克复神州”的志气，用“益复不足道”批评“把杭州作汴州”的人。王导之论，林升之诗，是站在汉族政权立场上，针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逼迫而言的。侯方域借以影射当时的清政权，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序》的结尾，语重心长地说：“呜乎！今之江左，视昔日又何如？诸君而绎余言，其尚亦当吟而辍，当醉而醒也哉！”
侯方域在宜兴时，陈贞慧对他细说吴应箕抗清壮烈牺牲情况：“次尾战败，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辞先人，引颈就刃，意气弥振。”二人为之“痛哭失声”，侯方域写了《祭吴次尾文》，沉痛地说：“呜乎！次尾读万卷书，识一字‘是’，明三百年，独养此士。”
据《壮悔堂文集》卷首《年谱》，顺治九年侯方域又作《哀辞九章》。小序云：“史公世旧，且明存亡所系也。张公以下，友也。哲人既萎，情见乎词。李公以雄才终于卑官，抑更伤其志有难言者，用附于末，盖亦少陵之哀郑台州云尔。”“史公”指史可法。“张公以下”，指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李雯。五首诗的要点如下：
《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扬诸军事史公可法》：“相公控维扬，破竹伤大掠。三鼓士不进，崩角何踊跃。自知事已去，下拜意宽绰。起与书生言：‘我受国恩廓。死此分所安，惜不见卫、霍。……’”批语：“写史公如生。”史可法抗清死事，贾开宗、徐作肃注已详，今不赘述。
《考功员外郎华亭夏公允彝》：“鹑衣拜伏腊，惊闻改历新。上有钓鳌客，下有洗耳民。委蛇诚未可，何难投巨津。故人自此逝，含泪十年辛。”批语：“读结数语，直欲泣鬼神。”南明亡后，夏允彝图谋起兵抗清，未成，自杀。
《太学生贵池吴公应箕》：“岂不知非敌，忠贞从所欲。”批语：“神气生动，千古绝调。”侯方域再一次歌颂吴应箕抗清壮烈牺牲：“后死秉银管，追叙山阳录。特书吴应箕，千载愧顽俗。”
《兵科给事中青浦陈公子龙》：“考功先投渊，伤哉左右手。……后死欲有为，成败事皆偶。断颈何足惜，固其含笑受。万卷识‘是’字，文人非无守。从来诮轻薄，赖公重不朽。”批语：“为千古吐气。”今案：夏允彝卒后，陈子龙又图谋结太湖兵抗清，事泄，被捕，乘隙投水死。练贞吉注未详。
《中书舍人华亭李公雯》：“岂知蹉跎久，白首终为郎。秋月照粉署，殊非旧明光。仰视天汉星，泪下不成行。我今朱颜丑，何以归故乡。郁陶发病死，谁当谅舒章。”贾开宗注：“顺治元年，授官中书舍人。……假归，道过淮安。故人万孝廉寿祺以僧服见，公望之泣下，曰：‘李陵之罪，上通于天矣。’未几病死。”（《回忆堂诗集》卷五）侯方域再一次惋惜李雯仕清抑郁而死，并以接受安禄山伪政权官职的唐“三绝”郑虔，比喻李雯，政治立场十分鲜明。
《壮悔堂遗稿》有《与方密之书》，向“今已为僧，止于高坐寺”的方以智，表示“敬贺！敬贺！”据《书》“顷自毗陵闻密之已还，即欲奔走一晤，犹以为未果，乃止，归雪苑”云云，是顺治九年侯方域南游回故乡后所作。侯方域写信庆贺方以智为僧，也可以看出他对清政权的态度。
从以上所列举的侯方域应试前后一贯的言论，可以证明他应试不是心甘情愿的。然而他为什么要应试呢？是不是言行自相矛盾呢？
再看陈氏的论点，能否成立？
陈氏同情侯方域出于不得已而应乡试，并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举出两个旁证。（一）李藻先。陈氏引钱谦益《李黼臣甲申诗序》“以书生少年，当天崩地坼之时，自以受国恩，抱物耻，不胜枕戈跃马之思。其志气固已愤盈喷薄，不可遏抑矣”。认为“李藻先为明室故家”，“其人亦是有志复明者。但后来变节，恐亦与侯朝宗同类，皆不得已而为之者耶”？（二）陆庆曾。陈氏引钱谦益《陆子玄置酒墓田丙舍……醉后戏题八首》，认为陆庆曾字子玄，“牧斋此次至松江，本为复明活动。其往还唱酬之人，多与此事有关。故子玄亦必是志在复明之人。但何以于次年即应乡试？表面观之，似颇相矛盾”。“子玄之家世及声望约略与侯、李相等，故疑其应丁酉科乡试，实出于不得已，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否则陆氏虽在明南都倾覆以后，其旧传田产，犹未尽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干进也。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
我为陈氏补充一些理由和资料：
（１）据《年谱》，顺治三年（１６４６），“仲兄方夏成进士”。侯方域如汲汲于干进，不应迟至顺治八年才应乡试。他于顺治八年应乡试，实是为保护侯恂，逼不得已。
（２）上面已经列举了侯方域应试前后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言论，更为重要的是《与方密之书》中的一段话：“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这段话有三个内容：一、方以智“推戴”桂王，侯方域写信时，桂王政权尚存，《书》中“种闽兰粤竹”句，不是闲笔，是以“闽”、“粤”暗示其心向往桂王政权。二、郑思肖于南宋亡后，隐居吴下，画兰多露根不写地坡，效首阳之意。人问之，则曰：“地被人夺，君不知耶？”《书》中以“悬郑思肖画无根梅”表示亡国之痛。三、陶渊明由晋入宋后，坚决不出仕，《书》中特别提出要与方以智“共评玩”陶渊明“入宋以后诗篇”，暗示本人入清后决不出来做官，应试是出于不得已。
陈氏认为，侯方域“壮悔堂”之命名，取义于后悔顺治八年应试。在陈氏之前，对“壮悔堂”的取义，有过两种解说：
悔文辞未合法 徐邻唐《壮悔堂文集序》云：“侯子曩所刊古文数百篇，兵火焚佚，尽亡其册。乙酉秋，自江南归里，始悔从前古文辞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为掩拙者。”
悔放意声伎 贾开宗《（侯方域）本传》云：“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讳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发愤为诗歌古文。”
三种说法，哪一种可取？先看侯方域《壮悔堂记》中的自白：
余向为堂，读书其中，名之曰“杂庸”。……积创积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急别构一室居之，名曰“壮悔”。古者三十为壮，余是时已三十有五矣。呜乎！以古人学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创艾，日其馀几。已而复自慰曰：夫人终身老死而知悔者，亦已多矣，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子许之，然则杂庸堂者毁诸？曰：否。余将更营而新之，以志余过于无穷也。
此《记》撰于顺治九年，即侯方域应乡试、中副榜的后一年；游江南，访陈贞慧，写《祭吴次尾文》、《哀辞九章》、《与方密之书》等诗文的同一年。侯方域一面写了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诗文，一面后悔应清朝乡试，是合乎情理的。他应试不是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情势所逼，内心痛苦，堂名“壮悔”以“自讼”，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在侯方域的一生中，最可悔的一件大事，无过于应清朝乡试。除此事外，还有什么事值得他后悔至死呢？从侯方域应试后悔至死，反映出他不忘明朝之心至死未泯。当然，他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相比，是不如的。
比较之下，悔文辞未合法、悔放意声伎二说，十分牵强。前者认为，侯方域于“乙酉”即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后“悔从前古文辞之未合法”。为什么迟至顺治九年，才以“壮悔”名堂呢？后者认为，侯方域于明、清两朝应乡试皆未中，“乃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可是从顺治八年应试至顺治九年以“壮悔”名堂，相隔不过一年，与“积创积思”不合。徐邻唐、贾开宗都是侯方域的好友，不可能不知道侯方域的心事，只不过当时不能明言，勉强找一个理由罢了。
详细比较了梁、陈二说之后，还要对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八《丁编》“（刘榛）谓顺治八年乡科，方域命力士劫徐作肃入试，此事世人不之知，然则方域应试非被迫也”云云，进行辨析：
刘榛《虚直堂文集》卷十四《徐恭士墓志铭》云：“顺治辛卯，朝宗密与陈将军谋，诱之出，嗾数人掖拥而趋，强入闱，遂荐贤书。副主试祠部张公，拟第一人，未果，常为君惜之。”仔细推敲，这个记载可疑之处甚多，如：一、应试不等于录取。如果徐作肃是被强迫入闱的，他入闱后可以交白卷。但他却用心写了文章，中了举人，怎能认为他是被强迫入闱的呢？刘榛说徐作肃本来可以中解元的，一个被强迫入闱的人，怎能用心写出压倒全考场士子的文章呢？二、这篇《墓志铭》还说：“每公车至都门，名卿贵人，争欲致之，君匿不与通，毕试，辄鞭一骡而归。未几，亦遂高卧不复出矣。”可见，徐作肃不仅应乡试，还应会试。既然徐作肃远赴京师应试，非被强迫，为什么在河南应试，反是被强迫的呢？三、如果徐作肃确是被强迫应乡试，应痛恨陈将军和侯方域。今案：徐作肃《偶更堂文集》卷上第一篇《赠陈将军序》略云：“瀛海陈侯，分镇归郡者五年，顺治辛卯，乃擢涿州参将去。”这位陈将军“从（归）郡人士游，又似雍雍儒者也”。“侯既与诸人士善，而诸人士于侯，欲留之而不得也，各进觞以宠其行，乞予文，于是乎言”。此《序》撰于徐作肃考中举人之后，他对陈将军不是痛恨，而是阿谀奉承。徐作肃与侯方域的交情，更是生死不渝。刘榛《（徐作肃）本传》云：“顺治辛卯，作肃登贤书，方域复修社事。”（见《偶更堂文集》卷首）徐作肃是雪园六子社社员之一。《偶更堂文集》卷上有《壮悔堂文集序》、《侯朝宗遗稿序》。前篇撰于徐作肃中举之后；后篇撰于侯方域卒后，略云：“朝宗遗稿凡若干篇，余选六十二篇，以属其子晓刊之。”卷下有《哭侯朝宗四十韵》。如果徐作肃是被强迫应乡试，必然痛恨侯方域，怎能写这些诗文？
从以上的分析中看出，刘榛所记侯方域用卑劣手段，强迫徐作肃应乡试一事，疑点甚多，不可轻信。刘榛为了代徐作肃洗刷入清中举，编造出这个死无对证的故事。邓氏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沦陷区撰写《清诗纪事初编》，大力表彰具有民族气节的顾炎武等人。出于对两朝应试的侯方域的憎恶，未细考刘榛所记而轻信之。
我认为侯方域有两篇谈衣服的文章，最能反映他由明入清后的思想：
尝闻有先朝钜公……又尝游虎丘，其为衣，去领而阔袖。一士前揖，问：“何也？”钜公曰：“去领，今朝法服。阔袖者，吾习于先朝久，聊以为便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谓两朝领袖矣！”以此……谑语观之，是钜公碑传之所不尽者，而赖以表微也。然则日记之诙谐，何必其无关于世耶！（《壮悔堂文集》卷九《书练贞吉日记后》）
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戍后，制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制，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壮悔堂遗稿·与方密之书》）。
前一篇文章，反映出侯方域不满于钱谦益降清。后一篇文章，反映出他不忘明朝，又不能不表面上顺从清朝，这是他的软弱性。他不能成为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那样的烈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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