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曾有不少姓氏中的英雄豪杰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为世代津津乐道，侯姓便是其一。我们谈起商丘历史时，常谈到明、清时期的八大家——“沈宋侯，叶余刘，高杨二家在后头”，商丘侯家在那段历史上的辉煌是十分耀目的。

    侯姓渊源

    历史资料显示，侯姓在我国姓氏中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也是一个多源的姓氏，来源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1.源于仓颉。有资料显示，侯姓最早的一支是上古时期仓颉的后代。据《汉上谷长史侯相碑》记载：“侯氏，出自仓颉之后。”仓颉，即苍颉，是远古时期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始者。《周地记》说：“仓颉姓侯冈氏，名颉。”其后代有一支住在冯翊衙县（今陕西白水县），简称为侯氏。《关内侯姓溯源》称：“仓颉，因造字而成就不世之功德，被赐予姓侯，字纲。仓颉历代位居高官，其爵位是史皇大共禄，死后葬于河南密县。春秋时期，孔门弟子郢公（字炎宋）因葬于仓祖坟旁而被追封为侍圣公爵。当郢祖拜学孔门时，孔子对其曰：侯氏世家有不世功德于民，大都是因为郢祖的先人发明了汉字，以字记录代替了结绳记事。”由此也可看出仓颉是侯姓之源祖。 

    2.出自姬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春秋时晋国哀侯及其弟侯皆被晋武公所杀，子孙逃奔他国，以原封爵位“侯”为氏，魏国侯嬴即为其后裔。《史记·晋世家》载，晋国是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至春秋初期，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造成分裂局面，历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至晋侯缗，于公元前678年被曲沃武公（即晋武公）杀死，其子孙逃难到其他诸侯国，以祖上原来的爵号“侯”为姓氏。

    3.出自姒姓。《姓氏考略》云：夏后氏之裔，受封于侯国，子孙以为氏。《姓氏考略》载：“侯氏出自姒姓。夏后氏之裔封于侯，子孙因以为氏。”“夏后氏”是远古部落名，大禹是其首领。夏后氏部落的后裔被封在一个叫“侯”的地方，其后人便以封地“侯”作为姓氏。

    4.来自叔段。据《金乡长侯成碑》记载，春秋初期，郑庄公的弟弟叔段谋反，为郑庄公所伐，先逃到鄢，又逃到共（今河南辉县），故又称共叔段。共叔段死后，郑庄公赐他的儿子共仲姓侯。

    5.鲜卑族一复姓改为侯姓。《魏书·官氏志》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侯奴氏、侯伏氏，进入中原后被汉族同化，皆改为汉字单姓“侯”。《通志·氏族略》记载，鲜卑族中有一支部落，原为复姓“侯莫陈氏”，北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后，由于其后裔逐渐被汉族同化，将姓氏省略为单姓“侯”。 

    商丘侯姓

    至于商丘侯姓，自古有之，其来源也不外于上述。由于历史风云变幻，在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多次发生，再加上其他政治变故不时出现和自然灾害的原因，各地的人口播迁频仍。在历史上的多次播迁中，有商丘的侯姓迁往外地，也有外地的侯姓迁入商丘。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洪武年间，从祥符（今开封县）迁来的一支侯姓在商丘的历史上大放异彩。这支侯姓“有始祖曰成者奉诏隶归德卫，戍籍，遂为商丘人。成生英，英生滑，滑生显，显生和，和生进”，之后渐渐迈向望族的行列。

    著名作家高阳先生在《明末四公子》中说：“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贵。”此说值得商榷。戍籍为戍边吏卒的户籍，即军户，其所驻之防地营寨称为戍。据《明史》记载，明朝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五千六百人。卫下有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士兵），千户所下设百户所（一百一十二士兵）。各府县卫所归各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管辖，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明初归德的户籍主要是由民户和军户构成，民户和军户分别属于州县与卫所两个系统。卫所军户不同于里甲户籍，作为国家军队体系中的一员，不用负担里甲正役和杂泛差役，只需承担军役，由直接隶属的各卫所进行管理。军户一旦被编入军籍之后，子孙便世袭其业，不得改籍。从祥符迁来商丘的这支侯姓是“奉诏隶归德卫”，看来不是“有罪充军”而来，可能是由政府调动、迁移的缘故而来。

    当时因为经历了由元到明的朝代更迭而发生战争，商丘一带的人口流失严重。又因为水患，归德城被没于地下，水患过后则一片荒芜。明初为了重新开发中原地区，采取了迁民垦荒和设置卫所屯田等一系列措施，使归德府地区成为军民杂处的移民社会。有学者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说，“商丘八大家”中至少有四家的户籍在明初是军籍，如沈氏、侯氏、叶氏、刘氏，“睢州四大户”之中又有一半来自卫所系统，如汤氏、袁氏。有学者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明代归德府的世家大族大多出自明初的卫所军户与军事权贵。有不少墓志铭上刻有“归德卫百户”、“睢阳卫指挥史”、“昭勇将军”等身份，有些寺庙的碑刻上刻有“陈州卫指挥”、“千户”等名称，在各姓家谱中也记载了历代祖先的“千户”、“百户”、“镇抚使”、“将军’”、“戍籍”等身世。由此可见，“戍籍”与犯罪充军不可等同，似乎不会有那么多犯罪充军的。

    为了使卫所军户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明朝自初年便开始分配固定比例的军士屯田。《续文献通考》载：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以三分守城，七分开屯耕种；内地卫所军，以二分守城，八分开屯耕种。这支戍籍侯姓初时也以开屯耕种为主，所以《侯氏家乘》中说是务农。后来不但重武，而且重文，竟出了一个大理寺卿，一个太常寺卿，一个户部尚书，一个国子监祭酒，一个享誉华夏的文学家，成了商丘的名门望族。

    祥符侯姓迁入归德

    明朝洪武年间从祥符迁入商丘的这支侯姓由弱旅发展成为望族，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商丘背依黄河，南临淮河，元末明初是黄河流经之地。由于之前黄河多次自然和人为的决口，地处黄淮平原的归德在河南省各府之中地势最低。《柘城县志》载：“豫省八府，归德处东方，最洼下之地。”商丘饱受黄河决口之害，加上多次兵灾，元朝末年，归德人口大量减少，至明初，归德府由府降为归德州，隶河南开封府，统宁陵、虞城、夏邑、永城、鹿邑五县。《归德志》载，洪武初年，有司还以“城阔民少”议裁城池四分之一。时人云：“归德本宋旧封，自昔声为河南雄郡。宋元来，中原多艰，焚为金革之场，衣冠文物湮消澌尽。”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版籍虚空，户籍散失非常严重。据光绪《柘城县志》载：“洪武元年（1368），招集流散，以实版籍。”更为重要的是，为充实中原，朱元璋下达迁民令，进行强制性的政府迁民。史称：“明太祖甫定豫省，思以天下之望族实之”，“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从山西洪洞迁民于河南者又以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为最多。当时豫东各处多新迁之民”。《侯氏家乘》载：“徙豪杰实大郡，归德尤多。”由于归德为豫鲁苏皖四省交界之通衢，有“南北咽喉”、“江淮屏蔽”、“水陆冲要，运路咽喉”之称，一直是中原通往江南的交通要道，所以明政府对这一区域非常重视，很早便在此处设卫进行守备。

    在这种背景下，祥符的一支侯姓迁入了归德。《侯氏家乘》多处显示这支侯姓“奉诏”迁入商丘一事。一世侯成“奉诏隶归德卫，遂为归德卫人”；“高皇帝定鼎而后，徙素族实要害地”，“成因自祥符家商丘焉”；“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谋实诸郡邑要害，徙土著戍归德，始祖成自祥符隶焉，遂家于宋”；“高帝初定环宇，徙豪杰实大郡归德”……有资料说商丘侯氏家族的始迁祖侯成原是杞县（当时属祥符）人，明初奉诏以军籍隶属归德卫，在商丘古城西南侯老家村居住下来，后世遂为归德卫人。光绪三十年（1904）的《侯氏家乘》显示，其历代传承世系是：一世：侯成；二世：侯英；三世：侯滑；四世：侯显；五世：侯山、侯和、侯举；六世：侯进。前四代每代仅有一名男丁，在第五氏、六代时，即正德、嘉靖年间，侯氏家族的人口开始增多。《侯氏家乘·五修家乘自叙》云：“溯吾始祖由大梁迁宋单传四世，至五世而分为三，六世而分为七矣。”

    这支侯氏前几代“有隐德，家世业农”（《侯氏家乘》）。到侯和的儿子侯进的时候，仍“无甚厚产”，“独持以勤俭，故生齿日繁，军徭日增，能宽然不乏常，村居时时杖履行吟陇上，欣然自得，无上事未尝入城府”。有学者推测，此时的这支侯氏可能只是地方弱族，所以经常遭到“同伍无赖”的欺负，“有横逆宁汪涵不求直而同伍无赖以公（侯进）为易凌益日奇乞公，公终置不较，或以无能消之，公第曰：吾固无能耳!一切宏怨奚啻不挂衷抱，盖若罔知焉者。”对“同伍无赖”的欺负忍屈负辱，而家族又要承担沉重的军役，家道又不富，在这种情况下，侯进却心存大志，以延师授子谋求家族的振兴，“公始课子弟以博士业，辟塾延师督训有加，不令其与治生计，衣服冠履爱从先进”（《侯氏家乘》）。在他的精心训导和影响下，侯氏族人“悉恂谨朴茂，一见即知为侯氏子，与人坦夷（平和、平易），不设城府”。

    商丘侯氏的崛起

    侯进有三子，长子侯禹、次子侯玑、三子侯琳。侯琳幼弱，侯玑早卒。侯玑留下一子名执蒲，被侯禹收养。（《侯氏家乘·卷一》载：侯执蒲“六岁而父母亡，鞠于其伯禹”。）侯禹是侯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此人相貌、品德均不凡。侯执蒲说：“伯父体质修伟，须髯盈尺，高眉丰准，双目炯炯，若神仙中人。”“生而凝重”，“外方内平”，“万不喜争讼”（《侯氏家乘》），其高尚品德受人尊重。

    侯禹字君佩，别号继洲。在他以前，侯氏家族“家世业农”，他是家族中第一位科举习文者，虽然“弗售”，但他并不减振兴家族之志，在承担繁重赋役的情况下，用心教导幼弟和子侄，严格要求他们刻苦读书。侯执蒲说：“伯父且耕且读，一切偏赋徭役皆身当之无难色。”见其处世的大度与乐观。“复延师都伯兄兄弟及余，内外综理，井然秩然。维时吾父早卒，季叔幼，伯父惨淡经营，艰难险阻靡不备尝。”侯禹认为要使家族振兴，重要的是让家族中的青少年刻苦读书上进。据侯执蒲对他的回忆，他一生最高兴的事便是看见孩子们精心读书。他对他的弟弟和子侄们都一样严格要求，哪怕是他的弟弟不好好读书，他都像严父一样进行严厉教训。子侄们对他更是敬畏。

    侯禹心胸开阔，为人忠厚，对乡里很少计较，对家族中人尤其宽厚。有一次侯氏族人为争夺祖产而起冲突，侯禹很痛心，劝说不听，便不与族人争，自己“别有行营”，另辟发展途径，独立创业。

    “别有行营”，选了什么职业？有学者推测，很可能经营的是酿酒业，因为在明清河南的酿酒业中，商丘侯氏的苦露酒最为有名，畅销各地。当时的达官贵人皆推崇苦露酒，称其“清冽碧寒，能事尽矣”。至清代还有诗人王祖辉写诗称赞道：“醉乡日月叹生涯，韵事看书与浇花。清冽碧寒推苦露，侯家擅胜又王家。”

    无论如何，侯禹“别有经营”，辛苦创业，最终有了财富的积累。之后不但进行家族建设，而且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根据《侯氏家乘》记载：“（侯禹）念宗盟不固，率徭祀典弗修弗备以至于怨恫，为先人羞，乃著约春秋大会，族人祀于茔，祀毕，少长递进殇为寿，其贫不任婚葬者助之，逸不率祖训者教告之，尝日：吾门荣盛，成祖宗积德所致，今者食神之惠，必诚必恪，庶几羹墙。”逢灾荒年月，侯禹极力救助灾民。如“岁己亥（1599），淫雨漏河城以肉室庐荡析，人无所托处，癸卯（1603）又荐饥，益不聊生，公（侯禹）尽倾储峙，全活无虑数千人。”另外还常出资为乡里修桥补路，周济姻党，“如蔡河诸处，至今利涉皆公之贻也。他如周姻党、赈急难，未易更朴矣”。因而，侯禹在乡里颇有声望，被人称为“乡里善士”。

    侯氏家族迈入“商丘八大家”行列  

    侯禹族为戍籍。戍籍即军户，须承担军役，对家族的发展很不利。为改变家族境况，他百挠生法使家族采取寄籍（由军籍改为民籍）的方式，以求发展。明朝初期政局不稳，一有战事，归德卫的军户即被调去行军打仗，承担沉重的军役，导致军户人口死亡率很高，因而，卫所军户在前几代人丁单薄。有学者说，在明初原籍主义的指导原则下，移往卫所的常为单丁或为以卫军为主的核心家庭，卫军老疾，常归葬原籍，继役者也常常由原籍勾补。所以戍籍之族的人丁很难兴旺，因而便出现逃避军籍的现象。《归德志》载有一例：有一个叫胡元凯的人从江西吉水被调至归德卫前所，“既老勾丁原籍檄下族人率逡巡避之”。清初商丘文人刘榛在回忆沈氏与刘氏起家之艰难时说：“予与沈氏皆以军戍来归德，创造之艰难与有同焉；而三世、四世之间不过三数人，又不显，两家亦同。”由此可见普通军户在前几代生活艰辛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设法改为民籍是使家族发展的有利之举。当然，赴军役也有后来走向辉煌的凡例，但那就看赴军役的人才干和机遇了。而当时的人家大多是不愿赴军役的。在侯氏家族已经成为世家大族的时候，侯恂还有摆脱军籍的倾向。崇祯三年（1630），侯恂官至兵部侍郎，试图把侯氏的出身戍籍改掉，被侯执蒲修书制止。《侯氏家乘》记载：“侯执蒲，字碧塘，商丘人……家故军籍”（《商丘县志》亦载“执蒲家本戍籍”），“子侯恂佐司马欲脱之，执蒲书止之，目若人以为苦，如国家何？若吾以为辱，如祖宗何？卒不易二事，至今乡里传为美谈云。”有学者说，当时“寄籍”方式是很多卫所军户发展成为地方望族的重要途径。

    在一系列措施之下，商丘侯氏家族培育出兄弟进士、父子进士等高级士绅，成功迈入“商丘八大家”的行列。万历十六年（1588），侯执蒲与兄侯执躬同举于乡，侯执蒲登万历戊戌（1598）进士，侯执躬登万历己丑（1589）进士，执躬官至光禄寺正卿，执蒲官至太常寺正卿。万历四十三年（1615），侯恂与其弟侯恪同举于乡，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人又同登进土，侯恂还相继官为太仆寺少卿、兵部侍郎、户部尚书，侯恪官拜南京国子监祭酒。正如侯氏十七世孙侯锡辂所说：“最可奇者父子兄弟同朝，吾族之盛在明季也。（《五修家乘自序》）”吏部尚书宋荦为《商丘侯氏家乘》作序说：“吾中州族望之最夙称侯氏，先祖由祥符徙商丘，代有闻人。自光禄太常以暨司徒司成诸公皆兄弟贵显，煊赫一时，又皆卓然为时名臣，业在史册。”

    侯姓历史名人

    在我国历史上，侯姓人才辈出，在二十四史中单独立传者就有57人，被收入《中国名人大辞典》者121人。

    侯姓始祖仓颉是中华文字祖，尽人皆知。另外，见于史载较早的侯嬴（？——前257）也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人人敬重的人物。侯赢没做过大官，却在当时和后世皆为人敬仰。他起初不过是大梁（今河南开封）夷门的守门小吏，但以品德高尚而服人，仁慈谦和，对人不分地位高低，都能谦恭有礼地结识交往；胸有韬略却为人低调，不自我表露，始终以隐者自居，甘当看门小吏，无怨无悔，直到70岁。魏昭王少子、魏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信陵君闻其胸怀大才，带着贵重礼品前去慰问，招待宾客时亲自将他请去，并让他坐在自己左边的座位上。侯赢感动，向他推荐了有勇有谋的贤人朱亥。公元前257年，秦国围攻赵国，赵国临危，向魏国求援，魏王按兵不动。信陵君筹集车马援赵，侯嬴向他献计后料他此去会留在赵国不返，深为失去知己而痛心，为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而自杀，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为万世楷模。

    另外，郑国大夫侯宣多，足智多谋，也是战国时赫赫有名的人物。春秋战国以后，侯姓更是人才济济，著名者有：

    侯成：秦朝末年著名辩士，字伯盛，山阳防东人，其才干为刘邦赏识；曾亲历项羽与刘邦在楚河汉界相争，对双方言和起了不小的作用，且曾救护太公和吕后，被封为“平国君”。

    侯霸：东汉初河南人，字君房，笃志好学，先任淮平大尹（太守），后被光武帝刘秀授尚书令。他熟知旧制，收录遗文，条奏前世法令制度，多被刘秀采纳，后升大司徒，封关内侯；明察守正，奉公不回，死后谥乡哀侯，功德著于当世。

    侯景：南朝人，先属北魏，继归高欢，降梁后受封为河南王，后废梁帝自立，国号汉。

    侯君集：陕西人，少年勇武，仗义勇为，为人称颂，参与隋末瓦岗寨起义，后被李世民引入幕府，因作战有功，累迁左虞侯、车骑将军等职。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间，他曾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后任左卫将军，封潞国公，迁右卫大将军，改兵部尚书、吏部尚书。

    侯益：唐末五代平遥人，后周太祖郭威即位后因功被封为楚国公，改太子太师，不久改封齐国公。年老退归洛阳后，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以耆旧老臣厚待，每年仅上朝一次。乾德初郊祀，诏令以中书门下礼节，与宰相等同。

    侯宗贵：侯霸之后。聪颖好学，德行高尚，宋朝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曾官太常寺正卿，忠君爱国，力保危宋。元兵大举进攻南宋时率其子九人扶宋幼主赵晶入闽。宋亡后避元不仕，气节感人。

    侯执躬：号澹轩，商丘人，万历十六年（1588年）举人，次年中进士。曾任湖广参政、四川布政使、光禄寺卿。

    侯执蒲：字以康，号碧塘，商丘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21岁中举，10年后中进士。初任宁津令，后官至太常寺卿（负责皇帝祭祀的官,属于三品官）。魏忠贤奸党气焰嚣张，他不为所惧，大胆弹劾魏忠贤奸行，被罢官归里，仍耿耿持节，在侯府东园课读诸孙。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卒，享年73岁。

    侯恂：字若谷，号六真，商丘人，侯执蒲长子。少时受知于提学使梅之焕、郡守郑三俊；与其弟侯恪同举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举人，同登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进士。历任山西道御史、河南道御史、太仆少卿、兵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职。明熹宗天启年间，阉党头子魏忠贤专政，与阉党作对的东林党重要人物惨遭杀害。侯恂及父亲侯执蒲、弟弟侯恪都是忠诚为国的东林党人，屡遭迫害。明熹宗天启二年五月，以国家利益为重，上疏请求澄清阉党迫害忠臣罗织的各种不实罪名。是年受命巡按贵州，帮助中丞朱燮元等平息叛乱，立下大功。天启四年皇帝准备擢升其为京卿，魏忠贤向熹宗皇帝说“侯氏父子十分倔强，不能再让他们做一天官了”。不久，他和父亲、弟弟相继被罢官，受到全社会同情，一时“商丘侯氏东林党魁”名震天下。天启五年被阉党指为“东林党中的步军头领”，被削去官籍，归里。两年后崇祯皇帝处死魏忠贤，免去熹宗皇帝时阉党栽赃东林党人的“罪名”，侯恂重被启用，重任山西道御史，崇祯二年升任太仆寺少卿，次年任兵部侍郎。崇祯六年任户部尚书，政绩突出，受崇祯皇帝称赏，却遭到阁臣薛国观、温体仁嫉妒。崇祯九年，薛国观、温体仁唆使走狗弹劾他“糜饷误国，坐屯豆事”，他被削职下狱。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围开封，崇祯皇帝为解开封之围而重新从狱中启用，但因未如皇帝所愿，又被重新下狱。侯恂在做官期间慧眼识才，名将左良玉、袁崇焕、尤世威、史可法都是他从基层发现后大胆荐拔的人才，后来都成了支撑明朝的顶梁柱。袁崇焕崇祯元年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尤世威累官至左都督，左良玉升至总兵，史可法后任南明兵部尚书。《中国通史》说：李自成攻克北京后颁布的内部措施中有：“ 明朝兵部尚书侯恂因与农民军作战失败被明朝下狱。大顺释放侯恂，任为尚书。”侯恂谢绝，归家隐居。明朝灭亡后发誓不事清，在城南10里筑南园而居之，14年未入城，清政府百般威胁利诱，侯恂终不弃志。顺治十六年（1659年）病卒于家，享年70岁。

    侯恪：商丘人，字若木、若林，号木庵，侯执蒲之次子，侯恂之弟，天启年间任编修，与东林要人杨涟、缪昌期诸人往来甚密，杨涟条上魏忠贤二十四罪，有人说是侯恪代稿，魏忠贤怒谋杀之，其假子镇抚司田尔耕进言：“是人颇以诗赋谬名公卿间，而能书米芾书翁，必无意曲宥之耶。”忠贤欲拉拢侯恪，侯恪怒然拒绝。后来阉党对他多次威胁，他始终不屈，说：“人生贵识大义，恪岂恋一官，负天下才哉！”后被罢官。崇祯初年重被启用，与辅臣韩爌、词臣姚希孟更削三朝要典，颁定逆案，迁南京国子监祭酒，“考祖制，定监规，疏陈六事”。因忧明朝命运，感愤奸臣当权，日夜纵饮，患病而卒。著有《遂园诗》二十卷。

    侯方域（1618年-1654年）：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自幼勤于读书，少年时即有才名，为当世人称赏。田兰芳著的《侯朝宗先生传》说：“方域生有异质，侍父京师多为贤公卿们赏拔”、“强记可比汉张安世，干局可比唐李文饶，足称膏饫中才子弟”。胡介祉撰著的《侯朝宗公子传》说他“生而颖异，读书尝兼数人”，“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万言立就”。受祖、父辈为举世称赞的忠臣影响，“幼随司徒公官京师即慷慨盱衡，好言天下大计”，“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曾多次参加科考，以图登上仕途，但由于明末政治黑暗，怀才不遇，命运多舛。参加南京己卯科乡试，仗义执言，为了明朝的中兴，在考卷中对崇祯皇帝的弊病大胆批评，结果名落孙山。当时阉党余孽再起，把持朝政，他参加继承东林党遗志的“复社”，不屈不挠，与阉党余孽斗争，被时人称为“为天下持大义者”，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被称为明末四公子；擅长文学，尤以散文著称，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有“文章魁首”之名。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应试落第后回到归德，被推为雪苑文社主盟者。在他的主持下，雪苑文社的学子们志存高远，热情洋溢，晨夕赋诗，“莫不以文采自著，而躬行相砥，甚盛事也”。雪苑文社诗文佳作迭出，很快名噪当时的全国文坛，为四方文人所仰慕，文人雅士无不慕雪苑文社而趋之，他和其他骨干成员徐作霖、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贾开宗令人仰望，以“雪苑六子”著称。中原各地文人步其后尘，文学社团相继而生，雪苑文社成了全国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之后以享誉全国的辉煌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入清后侯方域与魏禧、汪宛一起被称为“清初三大家”。其人物传记形象生动，情节曲折，均有唐代传奇笔法，具有短篇小说特点。其论文、书信或痛斥权贵，或直抒胸臆，显示了流畅恣肆的特色。同时有大量诗作问世，有《壮悔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传世。

    侯芝：明代嘉靖年间江苏上元（今南京）人， 清代女诗人，弹词小说家；字香叶，号香叶阁主人、修月阁主人；通经史，性好吟咏，善弹词改写。嘉庆十六年起专改弹词，著有《再生缘》八十回，《玉钏缘》三十二卷，二百三十四回；《再造天》系续《再生缘》创作，共十六回；《锦上花》系拼合《锦笺缘》、《金冠记》二种而成，凡四十八回；并撰《再生缘》洁本三十二回，题为《金闺杰》。

    侯姓优秀的家族文化

    文化是思想和精神的土壤。一个家族的兴衰、命运，与家族文化有直接关系。从祥符以戍籍迁入商丘的这支侯姓，初时并非望族，后来却成了“中州族望之最夙”者，“煊赫一时”。究其原因，家族优秀文化的创立和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纵观这支侯姓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是侯姓文化的肌里。

    这支侯姓迁来商丘之前的情况少有记载。据《侯氏家乘》中侯执蒲一篇文章说，“吾侯氏起家农务，世有隐德”。可见那时的家族文化比较简单。大概因为他们是戍籍的缘故，先前重武而不重文，虽然也有良好的品行和道德传承，但对文化教育不怎么重视。从六世侯进开始，才对文化教育重视起来。

    侯进虽然仍是“无甚厚产”，但他心存大志，决心改变家族境况，认为族人只重视从武是不行的，要想振兴家族，必须从重视文化教育开始，于是便以延师传道于子弟着手。经济条件不好，侯进“持以勤俭”，创造和积累财富，发愤图强，供孩子读书。俗话说，“家以勤兴，以逸败”，他的办法果然见效，经济状况渐渐好了起来。面对日益增加的繁重军役和各种负担，能应付自如。虽然艰苦，但因胸有远大志向，却精神乐观，常“杖履行吟陇上，欣然自得”，勤于治家，“无上事未尝入城府”。“同伍无赖”以为他好欺负，不断无端生事，仗势欺凌，他总是以忍为高，“终置不较，或以无能消之”，很有卧薪尝胆之味。他常说：“承认咱没有本事能怎样？”“一切宏怨奚啻不挂衷抱，盖若罔知焉者”，默默以教育子弟刻苦读书谋求将来的发展，为孩子“辟塾延师督训有加”，“不令其与治生计，衣服冠履爱从先进”（《侯氏家乘》）。在他的精心训导和影响下，子弟信心满满，不懈努力。由此奠定了侯氏家族文化的基础。

    其子侯禹不但继承他的传统，继续注重家族文化建设，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儒家学说的重大意义，延请高师向子弟们灌输儒学，使孔孟之道成了侯氏家族文化的主脉。他的侄子侯执蒲说：“长者其徒业儒，辄用儒显自吾伯父始也。”（《侯氏家乘》）其幼弟侯琳幼弱，长弟侯玑早卒，侯禹便将侯玑之子侯执蒲当亲儿子看待，在承担繁重赋役和家族负担的情况下，严格要求幼弟和子侄读书上进，他自己一有闲暇也以书为伴。幼小的侯琳贪玩，“时有逸行”，他“教之如严父，或面加呵斥不少贷”，对子侄的严格可想而知。侯执蒲在他死后回忆说：“伯父且耕且读，一切偏赋徭役皆身当之无难色”，“延师教伯兄兄弟及余，内外综理，井然秩然……惨淡经营，艰难险阻靡不备尝”。

    侯禹在各方面率先垂范，使侯氏良好的家族文化渐成体系，终于在侯执躬、侯执蒲这一代开花结果，侯执蒲与兄侯执躬成了兄弟进士，后来侯执躬官至光禄寺正卿，侯执蒲官至太常寺正卿，侯执蒲之子侯恂、侯恪又同登进士，侯恂历任太仆寺少卿、兵部侍郎、户部尚书，侯恪任南京国子监祭酒。

    忠孝节义是侯姓文化的精髓

    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的四字道德准则。侯氏家族继承中华传统美德，这一道德准则深入了族人的灵魂深处，成了侯氏族人的精神支柱。

    在封建社会的帝王时代，“忠”的含义几乎被演变为忠于君主的唯一含义。孙中山先生曾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古人认为“无君是即无国”，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忠君爱国被认为当时最高的道德标准。侯执躬、侯执蒲、侯恂、侯恪无一不是忠君爱国的典型。侯执蒲任太常寺正卿时，阉党头子魏忠贤职为司礼秉笔太监，深受皇帝宠信，权势炙手可、气焰嚣张，竟要代天启帝行祭天大典。那时祭天是“天大的事”，侯执蒲掌管国家祭典之事，事先得知魏忠贤的意图，觉得是对皇上的忤逆，在自己任上绝对不能发生这样的事。于是趁魏忠贤还没有矫诏宣布，上了一道奏折，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认为“刑余（指太监）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结果惹恼了魏忠贤。侯执蒲被罢官。有人劝他向魏忠贤认罪，依附于魏忠贤，他宁愿丢官而不屈节，毅然抛冠归里。他们父子都是与阉党作对的东林党人，侯恂几次不失时机地弹劾阉党，为被迫害的东林党人鸣冤，虽然受到阉党残酷迫害以致下狱，却仍然矢志不渝。后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朝，将其从狱中救出，请他任义军的兵部尚书，他婉言谢绝。侯恪也曾因弹劾阉党被罢官，阉党想拉拢他做党羽，以复职相许，他怒然说：“人生贵识大义，恪岂恋一官，负天下才哉！”终不屈节。侯氏父子忠君爱国为天下人敬仰，一时“商丘侯氏”的忠义之举成了全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影响深广。

    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侯氏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侯氏家乘》载，侯禹熟读孔孟，是恪守孝道的典范。侯执蒲说，侯禹为让父母长寿，平时千方百计讨父母欢欣，一点也不违背父亲的教训，“晨昏求之，未尝不在侧”，父亲有什么需要总是不辞辛劳，千方百计满足。他常教育子弟百善孝为先，“孝，善事父母者。” 后人以他为榜样，将“孝顺父母，尊重长辈，不惹父母生气”写入了《侯氏家训》，代代相传。

    侯恂做了兵部侍郎后想改变家族的戍籍，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本来是极容易的事，他却不敢自行做主，向父亲侯执蒲请示。父亲不同意，说：“若人以为苦，如国家何？若吾以为辱，如祖宗何？”侯恂以为不遵父命便是不孝，只好作罢。

    仁义道德是侯姓文化的魅力

    道德修养是侯姓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己克勤克俭、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而对外即以仁德待人，遇纠纷以谦让为主，不与人争讼，在邑里中口碑极好。据《侯氏家乘》载，侯和“世修长厚，以君子闻”。而侯禹更是“积善累行，不可殚述”，虽然平时自己“以勤以俭”，而在灾荒年月却慷慨解囊，极力救助灾民。据侯禹墓志铭记：“岁己亥（1599），淫雨漏河城以肉室庐荡析，人无所托处，癸卯（1603）又荐饥，益不聊生，公(侯禹)尽倾储峙，全活无虑数千人。”乡里多处桥梁损毁，侯禹“捐数百金修之，逾年始成”；遇孤寡、残疾和无依无靠者，侯禹“必悯然怜恤，随分予少钱粮”，乡亲们无不赞扬其义举，称其为“乡里善士”，人们不管得到或没得到过他的好处，见了他“糜不啧啧叹异”。

    如果说侯进是侯氏优秀家族文化的奠基人，那么即可以说侯禹是侯姓优秀家族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完善者。侯禹克勤克俭，勤于读书，奋发求进，持仁仗义，忠孝两全，可以说是侯氏优秀家族文化的集大成者。高尚的人格产生了极大的魅力，为侯禹带来了极高的威望。乡亲们无不崇敬他的仁义、正直、光明正大，都以他为做人的楷模，视他为公平、正义的化身，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总爱找他公断，他无论怎么断，乡亲们都心服口服。侯执蒲说：“邑人有大持竟小哄斗，俱就伯父资平。伯父俗出一言决之，两家各冰释去……伯父介者乃使人尊信如此。”

    优秀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令人奋发，促人向上，虽千辛万苦乃至生命受到威胁都难以令人屈服。侯进、侯禹建立起来的侯姓家族文化影响了几代人。侯执蒲父子那样精忠报国的品德和威武不屈的气节便是其折射。侯禹之后侯氏之所以“代有闻人”，“自光禄太常以暨司徒司成诸公皆兄弟贵显，煊赫一时，又皆卓然为时名臣，业在史册”，达到了侯氏辉煌的顶峰，优秀的家族文化便是支撑。以至后来，侯方域被称为“为天下持大义者”的四公子之一，“壮悔”后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学家，其《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一问世，“天下好古文之士即无不慕壮悔堂集而望之若云霄，奉之若蓍蔡者，三百年于兹矣”，“《壮悔》、《四忆》及杂庸制义一出而纸贵然”（任元祥：《侯朝宗遣稿序》），都可见侯氏家族文化的辉光。（刘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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