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之担第25军教导师在乌江“兵败”，被红军讥笑为“双枪兵”。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支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支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军人们的“装备”。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

　　其时，西南贫瘠，盛产烟土，罂粟成了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集图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值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收入，也多乐为种植，种得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了下来，变成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也就成了一时风气。在西南地区社会各界，上自政要、下至贩伕走卒多有抽烟，尤其以军人为甚。

　　由于鸦片，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销售就没有问题。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了当地农民的一种对经济收入的追求。由于可以维持生计，且又利润丰厚，以致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几乎都是烟鬼，只有吸多吸少的区别。

　　黔军本有战力，在护国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锷曾评价：“黔军此次兵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寒，功在国家，名垂不朽。”大革命时期，黔军能北占川南、东占湘西，北伐时各参战部队均在主战场担当主力就是明证。

　　黔军本是雄居西南的强师劲旅，这和是否吸食鸦片并无关系，但黔军此时的表演被红军当成了表现，一番宣传上的讥讽，便使黔军“双枪兵”臭名远扬。

　　黔军在乌江的败北，无论是表演还是表现，都使薛岳抓住了机会，他把部队直开贵阳而来，收拾王家烈留下来的烂摊子。

　　薛岳以第二路军前敌总司令名义直接指挥调动黔军，以政治施压吞并王家烈部的侯之担教导师，说动并收编了王家烈嫡系部队何知重第1师和柏辉章第2师归附中央军。到了年底，国民政府势力终于在大西南站稳了脚跟。

　　关于西南在战略后方的地位，蒋介石认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他进而明确指出：“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日寇非但三年亡不了中国，纵使三十年也不能亡我中国。”蒋介石从持久的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贵州是西南门户，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经略西南必先要解决贵州。

　　侯之担第25军教导师，又称“川南边防军”，因其防地横跨川黔两省，所以就有两个番号，属贵州地方部队，都是原前北伐第九路军总指挥兼第25军军长、贵州省主席周西城所创建的桐梓系统部队。

　　周西成治军，强调训练军人素质，据说黔军急行军昼夜能跑近三百余里。周也十分注意军民关系，据台湾史料《天一阁人物谈》载：“周西成部队往往采取一条鞭的办法，凡遇部队官兵同百姓争执，执法队不问是非，均将自己人痛打军棍，放老百姓无条件走人。军队从不住民房。发现吃空额者，即军法从事，绝不宽贷。因此，周西成所带部队均纪律优良。周西城死后，由毛光翔接任主席兼军长，在毛主持贵州军政期间，萧规曹随，鲜有建树，加之能力平庸，诱发军纪废弛，内部分裂。贵州军政后被王家烈夺取，更是山河日下。

　　第25军教导师有八个团及一些直属部队，由副军长侯之担统率，驻防黔北遵义、桐梓、绥阳、仁怀、习水、赤水各县以及川南之叙永（永宁）、古蔺、古采等县，这些地区是周西城在北伐前未到贵阳接任省主席之前的“发祥地”（亦根据地）。因周西城与侯之担是“郎舅”关系，与接任周为省主席的毛光翔亦系姻亲，所以在周、毛主黔时期，都以侯之担驻守这一地区。到王家烈接管黔政时，为分化反对势力，他接受了何知重的建议，仍对侯任用如昔，并授以第25军副军长职。但王、侯并没有因之改善关系，依然是貌合神离。侯之担所辖地区的军政、人事、财政等事务，依然不让王家烈插手，侯之担一手遮天，形同割据。

　　侯之担把总部亦称“副军部”或“总司令部”，设在赤水，对川南的叙、蔺、宋三县实施统治，派中将副司令岑炯昌（贵州独山人，字运煊）负责，另设副司令部于叙永，常指挥两三个团及部分直属部队驻防上述三县。

　　侯之担兼任第25军教导师师长，裙带关系盘根错节，侯的族弟侯汉佑（字致君）为副师长，设副师部于遵义，副师部设有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军法、军械各处，形同正式师部，侯汉佑实际是执行师长权力，经常有三、四个团及一个特务营驻防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各县，归侯汉佑指挥。另有一、二个团及总部直属部队，常驻习水、赤水作拱卫，当时号称一万五、六之众，但实际各团均不够编，兵力大多不足（有的团千余人，有的团近千人），实有人数不过一万左右。

　　柏辉章攻克遵义，红军离开黔北，西进入滇，转道川康北上。教导师因“围剿”红军失利，师长侯之担被诱往重庆遭中央扣押。全师也被调往赤水整训。此时刘湘借口该师番号为“川南边防军”，属于川军序列，企图收编，于是派员与该师接触。

　　该部旅长侯之玺权衡利弊后，便向军事委员会驻重庆参谋团主任贺国光陈情，表示不受刘湘改编，并准备拥侯汉佑为师长。侯之玺有欲当副师长、进而也有当师长的意愿，便派中央军校毕业生刘儁昌到武汉去见蒋介石。刘通过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引见（刘是晏的学生），向蒋介石申述了该部愿听中央改编的意见。此时蒋正千方百计削弱川、滇、黔地方势力，当然更不愿意刘湘增强实力，于是顺水推舟，令薛岳负责整编。

　　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薛岳哪有到手的肥肉放走的道理，有此机会便即将自己的亲信、原任第59师副师长的沈久成调来任教导师师长。当时沈正在南京进陆大特别班，还未及毕业，接到命令也当即赶来赤水就任。薛又由其第二路军前敌指挥部、第4军抽调部份中、高级军官，随沈到任。

　　沈久成（1901-1951）中将。又名恒先，贵州遵义绥阳乐理乡吐鱼村人。贵州陆军讲武学校、陆军大学特别班第3期毕业。1927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6师76团上校团长，参加北伐，6月任第11军26师副师长兼76团团长，1928年8月任第4师12旅副旅长，1930年6月任第4军12师34团团长，1934年3月任第4军59师少将副师长，1935年4月任新编第25师师长，10月任第140师师长。

　　1935年4月，沈久成到赤水就任后，即根据中央意旨着手整编部队。沈久成是贵州老乡，初来乍到颇为大家接受，但其为人正直，做事欠缺圆滑，刚走马上任马上就按惯例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不可待地将这支贵州地方色彩很重的教导师进行了中央化改造，并把番号改为新编第25师，进行了人事大换血，因而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弹。但沈久成能排除干扰，最终完成了整编任务。

　　这支贵州部队经过缩编后，改为了两旅四团制。沈带来的军官，除唐宇纵（云南人，唐继尧之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原任59师韩汉英部参谋长）为少将参谋长、贺锄非为上校参谋主任、陈竟成为副官主任、左藩为干部大队长外，其余均安排在师部或干部队任职。此时序列为：

　　师长：沈久成（中将）、副师长侯汉佑（少将）、师副吴传心（少将）。

　　参谋长：唐宇纵（少将）、参谋主任：贺锄非（上校）

　　第1旅旅长：侯之玺（桐梓人，贵州崇武学校毕业，后又进庐山军官团）、副旅长：易少全（少将）。

　　第1团团长：刘安贞；

　　第2团团长：王遗（承绪）。

　　第2旅旅长：林秀生（云南昆明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滇军张汝骥部的师长）；副旅长：刘翰吾（少将）

　　第3团团长：罗遇春（振武）；

　　第4团团长：任骧（佩龙）。

　　沈久成把被编余的团、营级军官，均改为副职或附员，编余的尉级人员则送至干部队，作为后备干部；裁减淘汰的部份老弱官兵被资遣回家。

　　侯之担教导师从改番号为新编25师后，其干部队伍就已经不是一个纯贵州人组成的部队了，整个师里除沈久成带来的广东人外，还增加了不少云南、四川籍的官兵。这个师的人员被有意识地“五湖四海”混杂化，是为了消除地方观念对官兵的影响。

　　1935年夏末，部队整编结束，全师奉命移驻川北昭化、广元及陕南宁羌一带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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