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恪，字若木，号木庵，时人尊称为木庵先生。恪自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父亲要求很严格，不准着华丽的衣服，不准有什么优越感。恪“生而神异”，在私塾里读书，“目十行俱下”。又生得“天骨坚固，风仪硕美”，“静笃不好弄。”除穷读经籍之外，往往寻求异书攻读。郑三俊在他的《墓志铭》中称：“君舞象(孩童)磊落有大志，喜读书，日数万言，六经、《左》、《国》、《史》、《汉》、《庄》、《列》、《管》、《韩》、《文选》之属无不谙诵，且细批注其侧，索隐曜疑，多古人所未发。”侯恪喜诗，十来岁就能诗赋，与兄侯恂成为归德府秀才中的佼佼者。书院每考试，与兄“遽称冠军”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恪年二十三岁与兄恂同时登进士第。恂授行人，而恪不肯仕，“更读书，为诗赋”(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司成公家传》)。在家三年，学业大进，彭尧瑜说他“归则谢宾客，日夕肆力大小西及琅嬛诸洞，诠腹笥成海若矣。尤注意性命、经济，莫可得而穷也”。以至“腹笥有等身之誉”。这三年,是他诗歌创作一个高潮。

    万历四十七年(1619)始到北京，参加殿试，以博学宏词，选授翰林院庶吉士。同馆有不少名流学者，他们“砥砺文章，尤立气节”。一年后，授编修，侍经筵，编《神宗实录》。第二年又编《光宗实录》。其中有挺击、红丸、移宫三案，是当时党争的焦点。各种派别纷纷以三案为发端，有主持正义、一心为国的正人，但不少都是借事起衅、相互倾压的邪党。一时内外汹汹，议论沸腾。侯恪“目击时事，检诸曹章牍，奋笔直书，凛凛董狐”。这时，魏忠贤“招揽奸宄，谋害缙绅，胆势已张”。与宰相沈榷内外勾结，倾害刑部尚书王纪。恪每载始末，极力摘发魏忠贤的奸相。天启初年他还充任皇长子生辰使，到湖南楚藩下诏。一路走玩名山大川，祖国的壮丽山河，激发了他的忠愤之气，尽吐为诗。

    天启中期，东林党与魏忠贤等阉党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赵南星被遣送，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相继被害。侯恪在范文正公书院读书时，就深受郑三俊东林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侯执蒲被称为倔强老儿、东林渠魁。他在朝与东林名臣杨涟、魏大中、缪昌期为至交。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有言是缪昌期找侯恪代草。魏忠贤大怒，欲谋害他。这时魏忠贤干儿镇抚司田尔耕平常很崇拜侯恪，对魏说：“这个人能诗善赋，在公卿中很有名气，又能书米芾书”，并请魏忠贤不要杀他。魏派田尔耕拉拢侯恪。侯方域《司成公家传》这样记载：“尔耕退，诣公，话故旧，因佯言：‘我之游魏翁者，欲为士大夫地也，非得已也’。公大悦，呼酒与饮，辄慷慨指当世事，尔耕默不得语。居数日，又诣公则益为款言，伺公嬉笑饮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杨、缪故，重得罪。我为公画计，某月日乃吾魏翁诞辰，公自为诗书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尔耕衣上淋漓。”这时，魏忠贤死党大学士魏广微知贡举，侯恪为下校官，广微心嗛恪。恪所荐郑友玄、宋玫等人卷子，他有意推抑，并要挟侯恪，恪据理力辩说：“人生贵识大义，我恪难道会为留恋一官而负天下贤才吗?”语刺广微。这时魏忠贤同乡干儿御史智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劾恪为东林邪党，索与魏大中相结，又与缪昌期、姚希孟同谋等。魏忠贤乃矫旨将侯恪罢官。命回乡养马。（见《东林列传》卷二)恪即日脱朝冠，愤然出京。其诗有：“死谏亦何恨，生还作逐臣”之句。他的学生二十三人，追到卢沟桥，共置酒与老师饯别，“公饮酣，遍观二十三人者曰：‘吾归矣，幸无腼颜以羞诸生，诸生第识之：异日有言诸生为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诚不愿诸生为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侯方域《司成公家传》)。天启五年三月，其父太常卿侯执蒲致仕，八月侯恪回籍，九月被削夺一切官禄；第二年为御史的兄长侯恂也因东林党被罢官削职。“父子兄弟，乃相继黜逐，一时商丘侯氏东林党魁之名，遂震天下”(《商丘县志》)。

    在家三年的闲居生活中，虽然诗云：“罢官无不可，长啸入深山”，但实际上是在惊惧中度过的。他在商丘古城西二十里的水池铺，建一别园，自署曰“遂园”。种草莳树，隐居于此。自放丘壑，觞咏不废，绝口不问外事。他与来求教的秀才们说：素位而行，可以居身，可以处世；好修起谤，正自不免。但得谤即可坚砥砺之操，又可谈风尘之咏。但当时魏忠贤陷害杀戮名流几尽，凡与魏有不同政见者，必遭报复。恪知道在《实录》中书魏忠贤奸状，一旦被查出，自己一定会被杀，还会诛连父兄。所以意志消沉，自溺于酒。侯方域《司成公家传》云：“公性宽厚长者，嗜饮酒，不事生产。常家居，其门下生董嗣谌为郡太守，宋玫、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请问，愿有以为公寿，公固闭阁不与通，日召其故人饮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却之，更饮以酒，数岁以为常。”又云：“既归，则益召其生平故人者与痛饮，不事事。”“公为人和易、有容，不修苟节，见人无贵贱，皆与饮酒。”恪这样狂放，不仅是“性嗜酒”，主要是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所致。侯方域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商丘有一个秀才，姓邓，因一件小事侮辱侯恪说：“你这个大名鼎鼎的人养马，而我却是秀才，冠儒冠。”家人要揍他，侯恪大笑，把他召来一起饮酒，喝得大醉，邓生才免遭挨打。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不少诗篇。

    崇祯即位，侯恪复官，辅助丞相韩爌厘正《三朝要典》，请颁钦定逆案。崇祯二年恪职记注，奸臣温体仁揣崇祯皇帝心意，偷偷上书言群臣朋党，得召对。在殿上，“体仁钩挑诟谇，数睨望颜色，伏叩头为侧媚曲谨状，天子大悦，趣立以为相”(侯方域《司成公家传》)。侯恪真实地记下了温体仁的丑态，并飏言于朝。温体仁担心恪揭他的隐私，多次委屈恳求侯恪给改一改，恪坚决不改，体仁极为害怕，遂建议崇祯皇帝出恪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太学生听到这件事，欢腾雀跃，纷纷传告：“这是与魏广微争宋玫、郑友玄的侯太史。”自从为争宋、郑诸人罢官后，三吴士人都非常敬佩侯恪，士子相互传言：愿采首山之铜，铸侯太史像，令长司文衡。等侯恪到南京任，愿投门下来试者有数千人。自明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像这样受到崇拜。在南京国子监，与司业倪元璐校理二十史，补其阙遗，定监规。又针对科举中的弊病上疏陈七事，即：“严班期”、“重文行”、“劝实学”、“抑奔竞”、“隆监体”、“核廪饩”、“优迁转”。他励精文治，慨然大有为，常劳废寝食。崇祯帝欲拔入内阁，恪却得半身不遂病，又带病工作，病情加重，遂告病还里。回乡后不足两年，于崇祯七年七月十二日病卒。年仅四十三岁。

    侯恪一生著作甚富。据彭尧瑜《行状》及郑三俊撰写的《墓志铭》记载，其著作有《眠云阁集》、《嘤鸣集》、《静竹斋前后二集》、《片石轩存稿》、《随史漫录》、《归田草》、《遂园诗草》、《雍余草》、《馆阁试草》等。

    侯恪在文学理论上承前七子之余绪，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教导诸儿说：“传家以忠孝为至，文章以古先为法。”他的文章诗法秦汉，特别推崇司马迁。彭尧瑜《侯恪行状》说：“为文法龙门(司马迁出生龙门)，不喜字句繁缛，风云月露举为笑柄，其所向可知也。”郑三俊《侯恪墓志铭》说他：“为文章经纬敏妙，而宏博流丽冠天下。”他的这些特点，对侯方域的散文影响很大。他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是诗歌。他的诗推崇杜甫，以大雅自命，反对公安、竟陵，“为独抒性灵”而忽视社会实践，以乞灵于古人的狭隘的形式主义倾向。彭尧瑜《侯恪行状》中说他：“攻诗溯源风雅，深恶新体，见时流所作，辄呼卢笑谓：人不观沧海，而羡涔蹄，不览华岱，而夸卷石，不爱秦柏汉松，而取蟠曲盆盅中物，失之远矣。”二十余岁时，每日与夏邑彭尧瑜扬扢古今作者，力洗词条淫媟之垢，务振信阳北地之坛，符合风雅之旨，时号侯彭。他的《与彭尧瑜论诗书》中明确地阐发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书云：“古今言诗，莫妙于先圣，其以君父两者要诗之旨归，以多识名物穷诗之变化。而又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使言之者不露，而闻之者勿伤。故其诗讽而愈出，传而可久。试取汉魏唐初盛间细细吟味，宛见古人情之所寄。如风传空谷，自然成响，其间浓淡异致老稚异用如元美诸人。降而浅狭，若出一口，然犹未纤詀也。不知袁完道、钟惺何所见而变新体。”侯恪的诗继承了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多哀时伤世之作。明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朝内党争激烈。恪心里很痛苦，侯方域《司成公家传》说他：“每赋诗辄饮，而前后虑天下事，有不当意则又感愤，日夜纵饮。”其写诗之旨由此可见一斑。

    侯恪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精神，为在豫东稍后崛起的一批文人所宗法，成为归德诗派的理论基础。侯恪作为雪苑社的先驱，在明清之际的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惜《遂园诗集》于清乾隆年间被列入禁书，现已很难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