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遗与茅山书院述略

    一、茅山书院创建之文化背景

    书院，源于唐，兴于宋，止于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实行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讲学以义理修养为核心，颇能矫正科举之弊，师生以道相尚，做人与为学相统一，学人以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养其德，明其道，造就了卓尔不群、独立思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性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书院原为唐代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唐五代开始出现以教育为基本职能的书院。宋初，久乱初平，政府自然无力兴复旧有的官学系统，以致官学不振、地方教育瘫痪。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便自觉承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他们聚书山林，建院讲学，弥补了官学的不足，但书院教学并非以应对科举为主。与此同时，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至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60余年的时间内，连续不断地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也交相推广表彰，书院遂得“声闻于天，风化于下”，成就了宋初的显赫与辉煌。一时间，“士病无所于学，趋之书院；官病无所于养，取之书院”。

    大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句容处士侯遗在三茅山西北麓创建了茅山书院，侯遗遂成茅山书院之元老，发轫之功，永垂史册。

    二、侯遗其人考辨

    关于茅山书院创始人究竟是谁的问题，学界曾有二说：一指金坛人侯仲逸，一指句容人侯仲遗。谁是谁非，甚有必要考辨之。

    先看侯仲逸者。元《至顺镇江志》卷十一《学校·书院》云：“茅山书院在金坛县西南五里顾龙山之麓。宋天圣中侯先生仲逸创建于三茅山，后为崇禧观所据。（原注：金坛其西有三茅山，侯先生仲逸创置书院，以教其乡人。仁宗朝赐以粟帛。先生殁，其后废驰，居空徒散，地为崇禧观包入）”。清《江南通志》卷九十《学校·书院·镇江府》亦云：“茅山书院在金坛县茅山，宋天圣中侯仲逸创建，教授生徒。知府事王随奏给田三顷充书院用，后为崇禧观所并。端平中再建于三角山，寻圮。淳祐中郡守王埜复之。未几又圮。咸淳七年，更建于顾龙山。”

    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载曰：“侯仲逸，金坛人。天圣中创书院于茅山，身任教事，仁宗尝赐粟帛。乡人以先生称之。”(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鼎文书局1984年印行。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与新版《金坛县志》等亦有类似记载。

    再看侯遗。关于侯遗，《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均无记载。清徐松编撰《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四一云：“仁宗天圣二年五月，知江宁府光禄卿王随言处士侯遗于茅山营葺书院，教授生徒，积十余年，自营粮食。望于茅山斋粮剩数就庄田内量给三顷充书院赡用。从之。”此段史实当录于王随奏折内容，其皇朝辑录史料的真实性之价值无疑当高于州县地志之类书籍。清朱绪曾辑录《金陵诗征》卷五收入侯遗《茅山书院》诗，其小传云：“（侯）遗，字仲遗，句容人。隐居茅山创书院于此。”元张铉撰《至大金陵新志》卷九《学校志·建书院》“茅山书院”条引南宋《庆元建康志》云：“天圣二年，知府王随奏处士侯仲遗于茅山营葺书院”。清光绪重刊乾隆《句容县志》卷七亦有相似记载。由上所引各类资料辨析可知，首创茅山书院者是句容人侯遗（字仲遗），而非金坛侯仲逸。其理由如次：

    （一）最早记录侯仲遗创建茅山书院事迹的文献，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顺应当时全国书院渐兴之风，句容处士侯遗在茅山北麓首创茅山书院，在此聚徒讲学，授业生徒十余人。这是一家典型的私立书院，但因经济条件较差，规模也不大，全靠“自营粮食，积十余年”。艰难办学，持之以恒；恪尽职守，以苦为乐。曾得地方政府与朝廷的物质支持。此后院址屡迁，风雨飘摇，兴替更迭，命运多舛。先后存世240余年。而今，茅山书院虽然早已寿终正寝，但是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书院之一，在当下道德讲堂林立、呼唤国学回归的文化热潮中，对茅山书院创建之文化背景、创始人侯遗其人之考辨、概况、历史地位、重生等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

    南宋的《庆元建康志》，加之《宋会要辑稿·崇儒》的皇朝资料证据，以及《金陵诗征》“（侯）遗，字仲遗，句容人”的人物小传补充材料，可知“侯遗”与“侯仲遗”乃一人而已。“遗”即其名，“仲遗”即其字。故“侯遗”“侯仲遗”实为一人而非二人也。

    （二）记载侯仲逸创建茅山书院的古文献资料要比记载侯仲遗创建茅山书院的时间晚之甚多。之所以将侯仲遗误传为侯仲逸，大约是人们因为“遗”与“逸”二字形近而音同之故所致，遂将句容之“侯仲遗”误传为金坛之“侯仲逸”。而此误传之源当起于元《至顺镇江志》“宋天圣中侯先生仲逸创建于三茅山”也。讹传如此，颇为分明。

    三、茅山书院兴替概况及历史地位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句容处士侯遗在茅山后侧首创茅山书院，在此聚徒讲学，授业生徒十余人。这是一家典型的私立书院，但因经济条件较差，规模也不大，全靠“自营粮食，积十余年”。艰难办学，持之以恒；恪尽职守，以苦为乐。侯遗曾作《茅山书院》五律诗一首，真实描绘了当时艰难办学的状况与淡然自若的豁达胸襟。

    诗云：

    精舍依岩壑，萧条自卜居。山花红踯躅，庭树绿栟榈。

    荷锸朝芸陇，分镫夜读书。浮云苍狗幻，一笑不关余。

    首联交代书院所建峻峭岩壑、萧条冷清的特定自然环境。如此适宜读书的特定环境，是作者精心选择的结果。正是这样远离世俗的清净险要之地，才是传道授业、培德育才的绝佳场所。一个“自卜居”之“自”字，直写出作者对自己选择书院地址满意自得的愉悦神情。不言“喜”而喜气溢纸焉。颔联紧承首联而来，进一步具体描绘杜鹃满山红、棕榈一庭绿的花木繁盛的美好景象，将作者自己惬意之情抒写得饱满圆润，由此凸显出此处创建书院得天独厚的美好自然条件。“踯躅”，即杜鹃花（或曰映山红）。花、叶兼美，地栽、盆栽皆宜，扦插简便，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栟榈”，即棕榈，常绿乔木，适合四季观赏，雅趣无限。

    山中花木品种繁多，为何作者仅仅选择杜鹃与棕榈这两种花木来描写呢？这是因为，杜鹃花的鲜艳名贵与棕榈树的常绿可观的优美特性，具有培养德才兼备有利社会优秀人才的象征意义。作者通过对于特殊花木形象的歌咏，巧妙地寓托了茅山书院作育人材的目标与愿景。可谓不露声色，托意遥深，曲径通幽，耐人寻味。颈联宕开一笔，叙写作者自己与生徒们白天耕种、辛勤稼穑及夜晚读书、钻研学问的传统的耕读生活方式。

    这也正是私立书院自给自足、培育人才的一种传统教育方式，也是茅山书院“自营粮食，积十余年”艰难生存的真实写照。尾联借助“浮云苍狗幻”的自然天象，比喻苍黄翻覆、变化莫测的社会政治形势，真切表达了自己“一笑不关余”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坚定信念与旷达情怀。至此，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别有怀抱的真隐士形象便豁然呈现于眼前，令人肃然起敬，由衷钦佩。阅读此诗，我们自然可以深切感受到作为处士侯遗的隐逸作风，也体现出茅山书院教学所奉行的是“澡雪身心，传习圣贤之体用”的办学宗旨，而非“备科场考试之需，预习为官之道”官学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句容老乡巫伋(1099～1173)曾作《茅山书院谒侯处士像》五律一首，对本乡先贤侯遗精诚办学、精心育才的伟大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诗云：斋粮资讲舍，遗像拜山中。不尚神仙术，特存儒者风。斯文真未丧，吾道岂终穷。为忆皋比拥，庭前古木丛。

    首联开门见山，直接赞美侯遗“自营粮食”坚持办学的可贵精神。因此，作者面对置于书院的侯遗之像，自是忍不住虔诚跪拜、万分敬仰了。颔联继续歌颂侯遗不慕长寿的神仙道术而追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最高境界，对比鲜明，更加彰显了侯遗创办书院的崇高目标与伟大意义。颈联赞美侯遗这种作育人材的高尚精神将永垂不朽、道义恒在。尾联进一步表达诗人目睹书院庭中苍老古木而忆念同乡先贤侯遗的深厚情感。“皋比”，即铺设有虎皮的座位。古代将帅军帐、儒师讲堂、文人书斋中每用之。后因称任教为“坐拥皋比”。巫伋在诗中怀着对先贤十分崇拜的心情，热情歌颂了侯遗艰难办学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字字真切，句句情深。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侯遗创办茅山书院的不朽功勋与永恒意义。

    鉴于侯遗创建书院的可贵精神与书院日益扩大的声誉，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江宁知府王随奏请朝廷于茅山斋粮庄田内拨田三顷，以充书院赡用，获诏准。尽管侯遗苦心经营，励精图治，但由于受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侯遗去世之后，便居空徒散，书院渐废，其地亦为崇禧观所占。茅山书院的废弛并不是个别现象。宋仁宗中期以后，政府大规模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逐步取代了书院的地位，士人们纷纷离开兴废无常的书院，转入州县学。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比较有影响的书院几乎全部消失，就连石鼓书院也改为了州学，整个书院教育进入了一个沉寂时期。

    南宋时期，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家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书院，使得宋代书院又复兴起来，书院的教学和用人制度也逐渐成熟。宋理宗（1224～1264）以后，理学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极力推崇，书院教育也被纳入全国的官办学校系统，宋代书院教育由此进入极盛时期。理宗端平二年（1235），金坛人刘宰(1167～1240)在三角山重建茅山书院，不久又废。理宗淳佑（1241～1252）年间，金坛知县孙子秀“崇学校，明教化，行乡饮酒礼”。他还走访了茅山书院的故址，并拨款加以修缮，“以待远方游学之士”。（《宋史·孙子秀传》）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一项以主张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推广教育、教化的礼仪制度，为地方儒人社会的大事，在宋代流行全国。茅山书院内曾建有先圣庙、大成殿、先贤祠、明诚堂等。先贤祠供奉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栻、吕祖谦、刘宰等人之遗像。由此可见，孙子秀重建茅山书院完全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动的一大善举。但是，孙子秀重建的茅山书院不久又被地方豪绅所占夺。到了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刘宰又将茅山书院迁建于金坛城南的顾龙山，一时成为全县的最高学府所在地。清康熙时其院舍并入圆通庵。据《金坛县志》记载，顾龙山新兴寺（圆通庵前身）之右也曾出现过一家龙山书院，与茅山书院当有一定的脉承关系吧。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刘宰两次重建茅山书院与其学术背景有密切关系。经清人全祖望考证，刘宰为张栻的再传弟子。张栻乃南宋“中兴”贤相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主要传人，主持过岳麓书院，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刘宰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理学家，他“少志伊洛之学”，推崇二程之说。南宋理学盛行，推广书院教育，传播学问，刘宰自然是不遗余力。刘宰《漫塘文集》收录不少描写茅山的诗词，对茅山寄于很深的感情。如《寄凌山人》云：“星冠羽帔盛威仪，新纳官钱得度归。惭愧三茅老兄弟，一生术食草为衣。”此诗通过自己整日威风凛凛新纳管钱的忙碌情形与凌山人简朴养生的清闲行为相比较，表达了作者对茅山自茅山三兄弟修身得道的士人以来的敬重与仰慕之情。爱屋及乌，由于对茅山道教的喜爱，自然也对茅山书院格外垂青而严加呵护。毫无疑问，在茅山书院史上，刘宰当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与浓墨重彩的一笔之美。

    茅山书院兴替更迭，沧海桑田，存世时间虽只有240余年，但在其兴盛时期则是全国闻名遐迩的书院。江苏省在宋代创办的书院总共有19所，其中北宋只有茅山书院一所。此外，金坛人刘宰在南宋也堪称名士，他的影响力或多或少为茅山书院增添了几分声名。学界历来有八大书院、六大书院与四大书院之说。其中所指书院对象虽然颇有出入，但茅山书院始终存诸众说之中。如“北宋八大书院说”，是指：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陈登源《国史旧闻》）“北宋六大书院说”，是指：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茅山书院。（近人盛朗西、陈东原《中国书院制度》）“北宋四大书院说”，其中有两说：一是指金山书院（即茅山书院）、徂徕书院、岳麓书院与石鼓书院；（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二是指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职官考》卷四七，后人多以此说）近代著名文化学者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虽然对茅山书院评价不多，但还是将它首列其名，突出其创始地位与发轫意义。

    茅山书院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与非凡的声誉，也有过暗淡的时光与衰败的凄凉，但它的创始人侯遗所留给后人的那种筚路蓝缕、艰苦办学、恪勤育才、矢志不渝的人格魅力与可贵精神，无疑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必将鼓舞与激励今人潜心向学、持之以恒、修炼德才、提升境界，为实现自我价值、圆成中华美梦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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