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11月，郭沫若院长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就制定、签署苏方帮助我国实施远景规划的协议进行商谈。炼油方面的成员有张大煜和侯祥麟两个学部委员；石油地质方面的成员有翁文波和秦同洛。代表团除了与全苏石油炼制研究所等单位洽谈合作项目外，侯祥麟还与全苏国家计委有关人员商谈了在军用油品方面向我方提供资料等问题。根据国防口提出的需要仿制的产品，我方曾向苏方索要资料。经过参观、访问和谈判，在石油科技研究方面，苏方答应在我方比较薄弱的若干环节，帮助我们建设实验室，并派专家来指导工作，帮助培养人才。这些条款在石油科学研究院成立后，逐渐付之实施，对我方的石油工业，主要是地质勘探科技研究工作的开展和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作用。

　　因为没有找到大油田，天然气原油产量不多，而增产石油的任务紧迫，所以，从炼油处到科技司，侯祥麟主要工作是抓页岩油、合成油生产，从页岩干馏炉改进，费托合成炉改进、催化剂、产品加工，到煤低温干馏及焦油利用等，所以侯祥麟经常去东北的几个厂，抚顺石油一厂、二厂搞油页岩干馏生产煤焦油，三厂搞页岩油加氢，锦州西石油五厂搞煤炭干馏生产煤焦油，锦州石油六厂搞水煤气费托合成生产合成油。我到这些厂检查工作，与抚顺一厂、二厂的同志研究炉型改造，改进了干馏炉炉型、布料器、储热器等，使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那时侯祥麟与科技司的同事研究讨论几件事，其中之一是怎么扩大生产能力，必须再找一些油页岩矿。另外，侯祥麟还想进一步搞煤炼油，这就需要好的煤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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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主要的技术难题：一是用国产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在试验中造成发动机火焰筒（燃料室）腐蚀，尚未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二是我国原子弹、导弹、卫星的研制所需要的特殊润滑材料尚不能生产；三是大庆原油虽然产量很高，但缺乏先进炼制手段，不能加工高质量油品。前两项直接影响了国防建设。

　　侯祥麟到研究院后，科研工作主要以军用油品的研制为重点，石油部的军用油品研制任务的归口管理落实到院里，分工由侯祥麟负责。

　　1958年，总后勤部向石油部提出订购140种油料的清单，要求给以解决，部党组要求逐项给以安排落实。除已经能够生产的品种外，有的品种需要研制，于是侯祥麟的团队分别安排研究所和炼厂进行。经过科技人员和工人的努力，一年后大部分油品已经生产或试制成功的有102种，但主要航空油料在技术上还没有突破。

　　1959年2月初，余秋里部长在部里做过一次形势报告，给侯祥麟印象很深。余秋里在讲了形势和生产任务后，又着重讲了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强调科学技术工作一定要跟上去，他说，近来科研工作没有受到重视，而现代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要用最大的力量发展科学技术，多搞发明创造，做好细致的科研工作，要对先进技术进行大力推广，努力发挥科学技术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

　　1960年1月21-29日，在李人俊副部长的主持下，石油部召开新产品会议，检查军用油品的试制及生产情况，研究如何进一步落实和扩大生产，会议期间还邀请了总后勤部有关同志就产品给侯祥麟的团队提意见。余秋里部长在会上强调，润滑油必须保证质量，并要求解决空军用油问题。

　　1960年7月，苏联撤退专家后，形势更为紧张。石油部不仅要求石油科学研究院全力以赴研制军用油品，还陆续把试制和生产的任务分配下达给一些炼厂，动员最大的力量来解决军用油品的供应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侯祥麟所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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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规划首先遇到一个问题，是以学科为主还是以任务为主，引起争论。因为学部委员们好多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那时中科院正大力提倡搞基础理论研究，对应用学科不那么重视，一些科学家坚持认为应以学科为主，学科发展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当时国务院迫切要把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搞上去，认为应围绕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围绕生产发展来指定规划，这样就有了矛盾。出发点不同，争论就比较激烈。主持规划的领导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以任务为主，任务要带学科，规划里要体现出学科的需要。有人还不满意，说任务带学科，不要成为任务代学科，不是带动而是代替了。后来周总理决定，在原来51项任务之外，又增加一项“基础理论研究规划”。

　　侯祥麟赞成任务带学科，也同意增加基础理论研究规划，这样基础理论研究就不会被忽视。在规划中苏联专家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新兴学科，像半导体、计算机等，他们提出了必须重点发展的见解。中方根据他们的建议，搞了几个重点，对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规划中有52项课题，涉及石油的有两项，第17项是地质勘探；第18项是炼油，由张大煜、傅鹰和侯祥麟主持。侯祥麟搞的第18项比较明确，计划是围绕生产安排的。大家认为，编制这个规划的目的，是要扭转原油产量低，产品依靠进口的局面。因此，规划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人造石油技术；二是提高原油加工技术，充分利用原油资源；三是生产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所需产品。重点是人造石油，因为那时原油产量很低。天然油加工方面也安排了一些项目。关于军用油品，虽未明确写入规划，但针对国内需要，并参考国外发展趋势，也列有 航空燃料和润滑油，以及合成润滑油，如硅油、氟烃等研制项目，这些主要由石油炼制研究所承担。这个规划对后来炼油工业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军用油品的研制工作打下了基础。

　　实践证明，12年规划是比较好的，一是规划既照顾了当前，又考虑到长远；二是组织实施好，由专业组督促、检查、协调，及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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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油的问题，还是火焰筒的问题？此后先后用苏联的火焰筒试验、委托苏联空军做燃烧试验，都未从根本上找到症结所在。石油科学研究院开发出喷枪和小单管两种燃烧试验方法，又地添加剂上想办法试验，也都最终没能解决问题。到了1960年，国家航空油料鉴定委员会出面邀请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北京石油学院、空军、总后勤部、三机部、冶金部等单位协同石油科学研究院共同研究，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但也未能奏效。

　　1960年6月17日，余秋里部长听取侯祥麟汇报军用油情况后，要求航空煤油三季度必须千方百计解诀。余秋里说：“几个老帅老问我航空煤油何时能够生产，这一关过不去，我走过天安门时总觉得低人一头。”此后他又一次看到侯祥麟后，生气地说:“你再解决不了航空煤油问题，我就把你们石油科学研究院的牌子给倒过来挂!”

　　“决不能把石油科学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在巨大压力下，石油科学研究院召开大会上，侯祥麟和大家都憋足了一口气。他们对各单位从不同角度研究试验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空军六所在试验中加了一种含有硫和磷的添加剂，试烧时出现好多挺厚的积垢，但燃烧室的镍铬合金钢壁的坑点有所缓和。这时大家的思路开始打开了，终于想到，硫化物在航空煤油中会不会起抑制烧蚀的作用?研究院的史继义马上取一点硫磺粉用超声波混入航空煤油中，进行喷枪试验，结果没有出现烧蚀。大家欢喜若狂，立即向侯祥麟汇报。当时最容易得到的硫化物是二硫化碳。侯祥麟和林风与大家商量，把少量二硫化碳加入航煤中进行试验，也没有出现烧蚀。再经小单管进一步加以证实，确认原来认为起相反作用的硫元素实际上对烧蚀起到了抑制作用，困扰好几年的烧蚀问题终于解决了！

　　当烧蚀问题一下子解决了的时刻，侯祥麟和大家如释重负，无比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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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2月15日到1959年1月6日，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科技规划会议，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科技的同志出席，讨论如何加速科技发展。会议将发展尖端武器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要求各部委和地方通力协作。会议期间，侯祥麟深深感受到了发展原子弹、导弹和超音速飞机对于国防建设的迫切性，明确认识到在解决常规武器需用油品的同时，发展尖端武器所需各种油品的研制也必然要提上日程，这是历史的责任。会后，国防部门陆续向石油部提出了高真空油脂、耐氟油脂、耐高低温润滑油脂等试制项目。侯祥麟和大家的任务是研制原子弹、导弹和超音速飞机所需油料。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种产品的研制和生产供应，按一般程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边研制边准备生产条件。因绝大多数品种所需数量不大，不需建设工厂生产。侯祥麟和院里的同志商量，提出在院内建立四个中型厂房，进行小批量生产和测试工作。他们的意见得到部党组的同意，因此减少了环节，没有拖尖端武器试制的后腿。研制这些油品需要解决的环节很多，而且要求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石油科学研究院的绝大多数同志过去都是从事天然油的润滑材料，对合成润滑剂必须从头学起，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象。研究院集中了100多名年青研究人员，组成苦干题目组，进行探索研究。经过刻苦学习，大家对合成途径有了了解，为研究工作开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国家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物质紧缺，粮食定量很低，科研人员长时间超负荷地在实验室、现场工作，却吃不饱肚子这。合成试验过程中所接触的原料许多是有毒的，条件简陋，常常使一些同志中毒受伤。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侯祥麟和参加研究试验的同志任劳任怨，顽强拼搏。到1961年，研究工作进度明显加快，硅油、酯类油等样品都试制出来了，其它使用单位所需产品也都保质保量地研制出来了，按时提供给了用户。

　　1961年2月，侯祥麟因病住院，他在病床上还牵挂着研制任务，始终关注着研制工作。下半年他回来时，三种氟油都研制出来了。他带领大家继续努力，加紧通过对耐六氟化铀的试验。

　　1963年5月16日，侯祥麟在为石油科学研究院起草的《1960一1962年新型材料研究试制任务完成情况》报告中说，计划中正式承担项目45种，至1962年底，己研究试制成功并经使用各部门鉴定为可用并进行生产的24种，已试制出符合要求的样品交与使用部门鉴定的1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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