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第一阶段放疗结束，医生说，因为放疗对身体损害较大，要出院休息一个月，于是我去遵义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并接父母到重庆。重庆的家，住在南岸区在当时来说还很偏远的四小区，没有公共汽车。我每天上班都得准时去楼下坐单位的交通车，否则就得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乘公共汽车。房子是到了重庆后临时分给的，是那栋楼里剩下的最后一套，在八楼顶层。那时刚工作，加上父亲生病住院后负债，所以，家仍然是家徒四壁。有一次，父亲去南坪集贸市场找了一个医生，开了一副大约是开胃带补的药方，待我第二天拿着药方到药铺去照方抓药时，划价下来要药费要一百八十元，可当时我的身边就没有那么多钱。我居住的房子楼层太高，没有电梯，每次父亲同母亲外出回来，要拖着很虚弱的身子徒步爬上八层楼，也许真的是太残酷了，父亲曾经多次感慨地对我说，每次去看病回来，只要一到楼下，对于高高的楼层都有一种恐惧感。

    我还是工作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和照顾病中的父亲。那时候在单位做领导的文字秘书，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写稿子，可当时没有电脑，全部都得用手书写，一篇稿子写好了，要修改几次，最后才誊写成正式文稿交打字室打印。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工作稿，我自己实在没有时间誊写，领导又急着要，于是将文稿拿回家来让父亲帮我誊写，这时的父亲，右眼因受癌细胞压迫，复视得很厉害，父亲只能蒙着一只眼睛誊写。由于只能用一只眼睛看文稿，加上父亲本身就是近千度的近视，在誊写中需要伏案到整个眼睛几乎贴近稿子，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七月，送父亲去贵州遵义复查，再次住下来做放射治疗，并由兄长守候。时隔不久，父亲出现昼夜咳嗽，经过一轮详细检查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老父亲的癌病变已向肺部大面积转移，院方正式告诉我们，父亲的生命已无希望……

    八月，我再次去遵义，与兄长一道，将已然十分虚弱的老父亲接出医院。在老父亲即将回铜仁的头一天晚上，在老父亲的脚边，我度过了最后一个可以让我回忆起儿时情景的难眠之夜。小的时候，凡是与父亲出门在外，我总是睡在父亲的脚边。父亲很暖和，据说这是因为父亲属相是虎的缘故，再冷的天气，只要钻进父亲睡热的被窝，就会感受到一种温暖，那种温暖而安全感尤其深刻。前些时，偶然的机会在音乐台听了舒伯特的《摇篮曲》，由一个浑厚的男低音唱出的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都无不使想起在儿时在父亲身边的那种体会。

    父亲出院后将立即返回铜仁，因为无法确知父亲会在哪一天故去，我又工作太忙，我于是只得再次返回重庆等候。那年的八月，不知为什么，尽管离秋天还很早，但清晨遵义火车站的月台上竟然冷风飕飕的。从重庆开过来的火车停靠在有一轨距离的二站台，我不得不搀扶着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的父亲跨过铁轨。父亲全身已没有任何可以支撑他的血气，全身肌肉已经萎缩，几乎就是皮包骨头。后来才听癌病专家说，一般晚期癌症病人都会出现这种症状，医学上称为“恶病状”。站台上开车前五分钟的铃声已经响起，父亲还是什么也没有说，直到我要走下车箱了，父亲才说，不要担心他，安心工作，照顾好小锋锋。在当时看来，这就是很一般的亲情表现，可是联系起父亲从我们懂事开始对我们三弟兄教育上所做的一切，才体会到这实际是与父亲一生坚持中国文化人的忠与孝、赡与抚、责与勤等传统伦理原则的做人风格分不开的。

    父亲回到铜仁后，住进了他们单位那个缺钱、缺医、缺药的职工医院，那时候通讯不方便，也无法随时得知父亲的情况，于是在重庆一直期待家里能在在父亲弥留之前给我音讯，也好让我能去病榻前送一送坎坷艰难一生的老父亲。
　　可我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刻。据母亲说，在此期间母亲曾数次亲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否通知我回贵州，可父亲都以让我安心工作为由，拒绝了母亲的提议。记得从遵义出院时，院方曾说父亲还可活一个月左右，可是时隔不过十五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三日，我接到了家里拍发到重庆的电报，说老父亲已然离开人世。当我和小锋锋乘坐火车赶到贵州铜仁的时候，老父亲已然在棺槨中静静地眠睡了三日。面对静静如眠，但已不再属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的老父亲，我唯一可以做得到的便是伏在父亲的棺木上，为自己曾经漠然亲情、颠倒真幻，为生养自己的生命的悲去、为父亲不幸的一生而放声痛哭。

    哀痛中，与家人和过去的朋友们将老父亲送上了山，当数天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父亲突然间变成了矗立在自己面前的这一抔黄土时，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具体生命的父亲，已真真切切地永远离我而去……

　　在死神到来之前，老父亲甚至未向他身后的这个世界提一丁点要求，只将三样东西：记事、书信和一本报纸文章的粘贴留给了我。

    父亲去后，我最先认真阅读了父亲的病中记事。在住进遵义医学院到他去世的数月中，父亲几乎记下了他的每一天，有些日子稍微地写得复杂一些，也有一些日子写得很简单，甚至仅仅是记了当天治疗情况。看1990年1月16日住进医院后的那几天父亲所写，比较父亲八月二十三日最后一天所写，便能清晰体会到生命衰竭的迹象。到现在为止，我认真地看过和体会过三个人在生命即将离去时留下的笔迹。第一个当然是我的老父亲，第二个便是陈祖刚，他是我在乡下读书时的中学同学，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和他的父母接纳我寄居在他家里，1995年我还在北京五道口上学，便在年初听说他患了淋巴癌，曾经给我写信说他到地区医院去求医，后因付不起医疗费，不得已放弃治疗回到家里。十月的一天，我次接到了他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病很重，家里有六个孩子，上面还有八十岁的老父亲，加上生病将近一年多，家庭经济已经几乎崩溃，所以，希望我能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信的内容很简单，但引起我第一反应的是他写在信纸上的几乎站不直的汉字，那书写状态与父亲去世前几天书写的文字几乎如同一辙，当即我便得了一个判断：我这位仅仅只有三十九岁的同学已然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果然，收到信后的第三天，我这位同学的妻子给我发来电报，说他已经病逝于家中。第三个便是佛学大师李叔同那著名的四个字。1997年冬天，与同学一块去天津大悲院，天缘凑巧的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生平巡展，包括遗物、文字作品、法器等，在福建泉州、杭州虎跑、天津大悲院巡回展出。其实根据有关李叔同生平介绍，他并没有作为高僧在大悲院里修过行，但李叔同有争议的出生地中，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天津是他的出生地，我想，之所以巡展到天津大悲院，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按照他的学生同时也是他毅然昄依的激发人夏丏尊的说法，李叔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少数使自己生活到了第三层，也主是顶层人生的人，所以，在大悲院里看到了 “悲欣交集”四个字的真迹时，虽然直观所看的字迹，对于一个生命将去的普通人来说，与我的老父亲、我的同学陈祖刚他们的最后字迹很是相近。但是，出自于已经将精神和情感完全超脱于世俗世界和具体生命的弘一法师，“悲欣交集”四个字所表达了出来的灵魂世界，却是足以让有思想的后人永远想象和景仰的。

    就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的关系而言，就生与死的规律而言，老父亲之去，与千千万万个生命、千千万万个父亲之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是，一当我翻开老父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包括记事、古体诗及信件等，无一不在我心中显现老父亲生之命运的悲哀，病之受折磨的惨烈，去之生命的悲凉……

    今天是老父亲故去后的第十七个八月，也就是说，老父亲无声无息地躺在那块给他、给我们全家，以及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以大半生痛苦的异乡悲凉土地之下已然十七个年头
    白天，是轰隆的工业烦杂，抖动父亲赖以枕息的殿堂；夜里，是啸啸的瘦风，在那抔黄土堆上游弋；无论是绵绵雨夜，还朗朗星空，都只有坟茔四周的荆棘与长眠地下的老父亲为伴；生命，只有作为单一的物体时才是简单的，但是，每每融化为一份情感，或者看到生命的离去成为一个时代不应该付出的机会成本之一，那么生命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就会幻化成为一个硕大无朋、永远令人悲喜的空间。
    但生命毕竟是生命，生之喜毕竟是生那一瞬间的喜，而死之悲，应该只是离去那一时刻的悲，生还得继续生，死也将不断的死，之所以哀思生命，是哀思不应该承受屈辱和贫困折磨的命运，是哀思为什么会有一段悲苦生活与高尚生命行为不对称的生命经历。生之有幸来，死之也应有幸去，两者都是人类整体生命的严肃构成，因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世界当然也不会因为任何理由，怜悯某一个单一的生命，就如人类历史，尽管包含着数之不尽的个体生命之宠与辱、公正与不公正，但是，在对凌辱高洁生命的悲愤和宠爱污浊人格的怒视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然要不停地运转下去……

　　　　　　　　　　　　　　　　　　
　　                   　侯合心于： 一九九一年冬天第一稿    
                                    一九九八年八月第二次修改   　
                                    二零零七年八月再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