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理论与现实研究中心 执笔：郗卫东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我国。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到20世纪中期，我国仅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组织建设等一系列艰难任务。经过几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和理论家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高质量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丰硕成果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译本。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进入有领导、有计划的时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先后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数十种重要著作。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短短几年时间，马列学院编译部相继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以及一些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全党上下掀起了阅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译本已达530多种。

　　1949年，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先后成立，成为系统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1953年，这两个机构正式合并成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职能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从此，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翻译家和理论家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工作，我国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和第二版各4卷、《列宁选集》第一至三版各4卷、《斯大林文选》上下卷和《斯大林选集》上下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21卷（预计出版70卷）、《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22种，以及大量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进入新世纪，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又编译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成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
　鲜明特点

　　总体而言，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文本系统完整。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始文献的占有方面，我国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列宁的故乡俄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并不占优势，但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方面毫不逊色。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民主德国与我国差不多同时启动编译出版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的工作，并且都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划分卷次，但德文版只出版了正卷39卷和补卷4卷共43卷，而我国中文版则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卷39卷和补卷11卷共50卷。再如，1984至1990年我国编译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这部全集总计60卷，加上依据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编译的《列宁全集补遗》两卷，共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件，比《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还多7卷，文献总量也大大超过了俄文第五版。

　　思想理论观点全面可靠。我国在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中，十分重视对经典作家的思想进行全面准确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问题，而且要准确、权威，因为这些著作中的理论判断、逻辑思路、概念术语关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战略和策略。这就要求编译者必须通晓经典作家的理论及其形成与发展历程，通过翻译确切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努力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原著一样。中央编译局一直强调对翻译文本思想内涵的全面和准确把握，始终坚持翻译与研究并重。这就保证了编译成果能够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理论立场等。

　　形式丰富多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学习人群涵盖了社会各个方面，既有党员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有大学师生和普通群众。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特点，我国编译出版了不同种类的经典著作读本和学习材料。其中既包括全集、选集、文集这类成套、系统的著作，也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单行本，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道德》、《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马克思恩格斯论法》等专题文集，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学习导读》等干部学习辅导读物，《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图说资本论》等大众普及读物。
重大意义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由于存在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主要是指现代汉语，同时也包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转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过程中，十分重视思想理论观点的全面性和可靠性，着力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注重系统地编译和研究、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而不是停留于某一部著作、某一些章节或某一个专题，防止片面地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种表述，或者教条式地固守某个结论，这就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和整个体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我国有组织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共话语，并进而成为全党全国的公共话语。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出版发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促进了共同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

　　努力方向

　　新形势新任务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重点。

　　不断推出高水平成果。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每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问题或重大转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在20世纪众多的思想和思潮中，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特别是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面临全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复杂的风险和挑战，迫切需要用科学的思想理论去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经典著作编译摆到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推出更多更高水平的成果。

　　坚持精益求精、推陈出新。理论成果特别是学术经典、理论经典的翻译，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事业。特别是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文献浩瀚、思想博大、理论精深、传播久远的精神资源，其经典著作编译必然是一项长期、艰辛的工作。而且，翻译者的历史背景、文化储备、理论素养、思想诉求等，也会深刻影响每一时期翻译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即使对特定的词语、段落的理解和含义把握，不同的翻译者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同一个翻译者在不同时期也会出现一定差异。因此，做好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必须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常做常新。

　　积极吸收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例如，目前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就是这一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新成果。与世界上已有的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中文版的马恩全集所不同的是，它是依据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所使用的文字的版本进行编辑，并对各种文稿和版本的异同、演变、流传情况进行了严谨周密、穷原竟委的历史考证。要做到更加客观、准确、全面地表达经典作家的思想原意，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就必须积极吸收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