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廉洁，自古就是万民企盼、爱戴的为官典范。有史以来，清正廉洁、高风亮节者名垂史册，受世人敬重，后人颂扬。同样，历史上也有很多贪官污吏，不仅断送了锦绣前程，更搅得国脉不昌，民怨不绝。
历朝历代，为官清廉都是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就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又提出“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的论断。宋代名相包拯包青天也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其实，这些话都向我们传递着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居官者要廉而不贪，洁己爱民，作老百姓的道德表率，才能正本清源，使国家日臻强大，使百姓安居乐业。然而理虽浅显，但古往今来，在此触礁者却是时而有之。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之人，才会被老百姓长记于心，经久传颂。
元宵节过后，记者来到了位于滑县最南端的牛屯镇，去拜谒一位我们安阳的清代廉吏——暴方子。说来惭愧，这次采访也是记者第一次听到暴方子这个名字，了解到关于他的种种事迹。
暴方子是清末年间滑县牛屯镇南暴庄村人，曾出任过江苏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在民间，七品官已被摆在“芝麻”大的位置上了。但我们的暴方子，就是在这样一个还没“芝麻”大的官位上，刚直不阿，清正廉明，为民不惜得罪上司，终被罢官。罢官十日家中已无果腹之物，乡民闻之，自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捐米运动。这在社稷飘摇、时局动荡、风气污浊的清末本已属难得之事。然而更令人感慨的是，在一幅时人据此所绘的《林屋山民送米图》上，不仅有当时名士所做的题咏，更吸引了后世诸多名家不吝笔墨，题诗作画加以颂扬。其实想来也不难理解，出淤泥而不染的坦荡荡君子，本就会令人肃然起敬。而在那样一个暗淡无光的时代，暴方子这样的人更是让大家在迷惘中感到一丝慰藉，在黑暗里看到一点光亮。
沧海横流，方显真我本色。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胸怀黎民苍生，心系国运兴衰，都应该成为为官的一个基准。暴方子，这位可能许多人都看不上眼的小官吏，却把“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髓诠释得酣畅淋漓。对百姓，一片拳拳赤子心；对上司，不献半点媚骨美言。难怪当时的名士赞叹他是“君居山中有年矣，止饮太湖一杯水。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暴方子在家乡的身后之地。一捧黄土下一个小小的坟头，就是他长眠的地方。生时一身清廉，死后仍是铅华未着。对于廉洁一世的暴君来说，是否很满意这片小小的归宿地呢？而站在这样一位廉吏面前，更多的为官者是否也应该以此为鉴，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从政之德，让廉洁之念常驻心间呢？只有在古圣先贤的精神沐浴下有所思、有所获、有所行，才是对暴方子，进而追溯到更久远年代的廉洁奉公、一心为民者留给我们精神瑰宝的最大尊重与敬慕。
历史上的暴方子
据《滑县志》记载，暴方子名式昭，方子是他的字，滑县牛屯镇南暴庄村人。暴方子自幼苦读经史，并著有多本著作。但因不愿意学习八股文章和蝇头小楷，所以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清光绪四年（1878年），暴方子出任江苏震泽县平望司巡检，相当于现在公检法领域的一个小官员。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吏，如果是一般追逐名利的为官者，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有的人会唏嘘感叹时运不济，有的人会自怨自艾愁闷不已，有的人会蝇营狗苟钻营不断。但暴方子却把这一个小官吏做得有声有色。
他所辖境内山深巷密，而且社会风气不正。当时有个叫褚二奎的土豪，聚集了一群地痞歹人，设立赌局，抢劫民财，为害乡里，百姓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暴方子任职后得知此事，便亲率差役进山，搜查捕获这一干人，并以法惩处。清末官场污秽不堪，许多官吏都以禁赌、禁妓、禁食鸦片等事中饱私囊。但是暴方子却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明知家里老母妻儿生活艰难，也决不以此为利，总是“非其分所应得一钱不取”。在他的治理下，当地诸弊皆除，地方安宁，山民乐业。当时震泽一带有溺死女婴的恶俗。暴方子闻知后，尽力劝诫，并倡导捐款给生女之家，致使这一恶俗得以扭转。
暴方子与时局不合拍的行为本就招致一些人的污言秽语，更让这些官吏不能容忍的是，他居然无视官场“潜规则”，越境管事。临境的吴江县有抢劫孀妇的恶风。这一年，吴江县孀居的范姚氏在夜间被村中恶少抢走，正巧暴方子带人查夜，听到哭声就赶了过去，将恶少抓捕治罪，还将范姚氏送回家中，责成人员进行保护。当时有人说他侵境越权，暴方子愤怒地甩着袖子说：“同食国家之俸，同任地方之职，平时可分权限，若变生仓促，稍纵即逝，岂可坐视不救耶！”事后，暴方子果然被吴江县令诬告，幸遇一达明中丞未治其罪。


光绪八年（1882年），暴母因病去世，暴方子辞官归家守孝。三年之后，他补任洞庭湖西山甪头司巡检。因山下有林屋洞，这座山也叫林屋山。他情操愈砺，立身更加清俭。该地有三家典商，按照过往规矩，每年都要向巡检缴纳360文钱。别人都痛快收入囊中，暴方子却分文不取，悉数交给地方继善堂储存，以备救济孤贫。在数年为官期间，他经常穿布衣草鞋跋山涉水，问民疾苦。每遇催租，他冒着获罪的危险也要维护百姓利益。当时的名士俞曲园（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与暴方子的祖父是同榜进士，两家世交。他在给暴方子的一则手札中说：“百姓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足下宜慎之！”果然，苏州知府因嫉妒他的清正名声而诬告他“情性乖张，作事荒谬”，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将他撤职。
常言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然而暴方子为官数载却一无所有，罢官不到十日已无米下锅。适值隆冬大雪，他忍受饥寒读史如故，并让家人挖野菜充饥。山里百姓得知此事后奔走相告，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十，民众集米一石，公推老农张洽泉送到他的家中。随后，千家万户竞相送米，船载筏运，络绎不绝。暴方子把所送柴米列了一个清单，以备日后归还。谁知太湖厅竟下了一纸公文，说他“向各户敛费求索”，讹诈百姓。耿介的暴方子却认为此事光明磊落，在答复上司的禀文中反驳道：“此乃万众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非势驱利诱所能至，亦非乞求讨索所能得也……此等赃私，非愚者莫能至，亦非愚者莫能得也。”
当地的名流秦散之据此绘制了《林屋山民送米图》，当时的名士俞曲园以及后世的胡适、朱光潜、冯友兰、朱自清等均先后为之题咏。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湖南巡抚吴大澄向清廷请缨，前往山海关外督师。身在滑县的暴方子自告奋勇，来到了吴大澄的幕府。他曾高兴地说：“伟哉，此举吾愿从之！”其间，暴方子奉命到塞外买马，“往返千里，不私一文。”翌年，因积劳成疾，病故于关外，时年30余岁。军中官兵听到噩耗，无不感到痛惜。
珍贵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暴方子清正廉洁的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那幅绘有他事迹的《林屋山民送米图》也因诸多名家的题咏而成为他留给后人的又一件珍品。
《林屋山民送米图》为苏州名流秦散之所绘，并作老百姓送米长歌。秦散之作《林屋山民送米图》后数十年，题咏其事者多达数十人，计有晚清名流沈坚、马吉樟、陈同叔、俞曲园、俞陛云等，再后来又有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俞平伯、朱自清、马衡、于海宴、张东荪、沈从文、张大千、徐悲鸿等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学者、画家。胡适为此图题签并作序。这么多名家愿为《林屋山民送米图》题咏，使这个卷子成为一件极富价值的艺术珍品，自然是暴方子的事迹有感人之处。

胡适是以现代眼光审视这个卷子的第一人，他在序文中写道：“这卷子里有许多名家的手迹，当然都很可宝贵。但更可宝贵的还有三件：一件是洞庭山各村人民送柴米食物的清单，一件是上司训斥暴君的公文，一件是他亲笔抄存他自己答复上司的禀稿。这三件是中国民治生活的史料。”
暴方子去世时他的儿子暴荣皓才6岁。伴随着母亲的教诲和年岁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这幅《林屋山民送米图》长卷是父亲留下的传家之宝，经常锁在箱子内严加保管。那个时代兵荒马乱，时局动荡，一遇到有匪患或无纪律的军队过境，他就抱着这幅图卷躲避到野外，整宿不回家，大有与图共存亡的决心。抗日战争时期，暴荣皓担心图卷被日寇抢去，就用数层桐油纸密封，藏在墙壁的夹层中。采访那一天，暴氏家族的一位后人对记者说，那时候图卷的事都是保密的，只记得他们不知为何事又躲又藏。
护图重任传到暴方子的孙子暴春霆手中之后，正是他参加北伐和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如果自己不幸遭难，这幅《林屋山民送米图》谁来保管、谁来复印，使之化身千百，与世人相见呢？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暴春霆带着图卷来到了北京，准备影印。在这之前，他又请了一批名家题写诗文，以增光彩。
暴春霆找到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胡适很认真地题写了《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序》，并对暴春霆说：“你如果想用珂罗版（当时印刷质量较高的一种印刷设备）影印，价钱很高，恐怕你印不起。我想约请些朋友给你帮助些印费好吗？”暴春霆说：“您写了这一长篇序文，我就感谢不尽了，不需要给印费了。”后来，胡适的序文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副题是《六十年前洞庭山里的一段故事》。
之后，暴春霆又陆续收集到诸多名家的题词。1948年，节衣缩食的他把两丈多长的图卷印为线装订本，并将原来以及后来征集的众多名家的诗文绘画影印在一起，共印100本。当时凡为《林屋山民送米图》执笔者每人赠送一本。胡适想让多送他几本，准备找几个朋友购买，所得之款足能收回印制此图卷所用成本。暴春霆认为没有收回成本的必要，便婉言谢绝。
1949年，暴春霆将余下的影印本《林屋山民送米图》托俞平伯先生保管。文化大革命时期，俞平伯到河南息县一带进入“五七干校”学习，家中数代的名人字画、各种珍贵书籍以及保管的《林屋山民送米图》被红卫兵焚烧一部分，拿去一部分。俞平伯回到北京后，红卫兵送回了一部分《林屋山民送米图》，他又转寄给了暴春霆。
文化大革命时期，暴春霆将《林屋山民送米图》长卷以及上面珍贵的墨迹还有家中所藏名人字画付之一炬，实属可惜。
一个题外话。当年暴方子关外买马期间重病，病故前两天还向家中写信安慰，说自己的病情并不严重，还常有河南同乡袁慰亭煎药、送饭。河南项城袁世凯，字慰亭。早年他也常奔走于山海关外和朝鲜等地，为国效力。但物是人非，不想最后却做起了皇帝梦。也不知他在以后翻云覆雨的岁月中，是否也曾记起故人廉吏暴方子？

名家题咏趣事
暴方子的事迹感人至深，凡是读到、看到、听到其事者，莫不为之动容。这也是诸多名士学者不吝笔墨，甘愿为《林屋山民送米图》添色的主要原因。在严肃的题咏征集过程中却发生过许多趣闻，为这幅《林屋山民送米图》增添了许多浓浓的情谊。
俞暴两家的先辈来往密切，暴春霆求墨宝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俞平伯。他还想让俞平伯牵线搭桥，能请到北大校长胡适。当时胡适住在黎元洪的旧宅，很多人都知道，暴春霆就试探性的去胡府打听。说来也巧，正好碰到了胡适本人。暴说明来意，并拿出了《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看完这幅图卷后，胡适连声称赞：“写得好，画得好，事迹更好！在清末黑暗的时代能出这么一颗明珠，太珍贵了！”他爽快地答应：“像这类人和事值得题，我乐意写点东西。你隔两天来拿，另外我再写信给俞平伯先生，你去请他也写点东西。”当即就给俞平伯写了封信。
暴春霆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本想请俞平伯介绍胡适题《林屋山民送米图》，不料胡适竟介绍俞平伯先题，这真是一件很奇巧的事。”
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曲园、父亲俞陛云都曾为《林屋山民送米图》题咏。俞平伯接到胡适的信后马上向父亲禀报。俞陛云是清末戊戌探花，与暴方子是同辈，昔日在苏州俞府经常长谈，是志同道合的挚友。看到俞曲园的墨迹以及自己50年前的题咏，俞陛云不禁感怀时光流逝之快，叹惜不已。他又一次为《林屋山民送米图》题字，并加盖了戊戌探花的印章。俞平伯也用蝇头小楷书写了近千字的题词。
至此，俞家祖孙三代题跋于一册，堪称文坛奇葩，举世无双。
这年秋天，暴春霆来到了清华大学，拜见了朱自清教授。朱先生已年近50岁，因患胃病，身体瘦弱。书案旁贴有他手书的“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的诗句。朱自清看了图卷后感叹不已，并从抽屉中拿出了胡适在《申报》上发表的文章谦虚地说：“胡校长写了这么长一篇序文，我就不要写了吧？”在暴春霆的恳请下，朱自清写了一首白话诗歌：暴方子先生，这位芝麻大的官，却傻心眼儿，偏好事好出主意。丢了官没钱搬家更没米做饭，老百姓上万家人给担柴送米。上司训斥，说老百姓受他讹诈，他却说，傻心眼儿的人有傻报。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几个月之后，朱自清先生病故。
暴方子被罢官后，当时的名士郑叔同为其绘制了《雪篷载米图》。这幅图在抗日战争期间埋藏地下，受潮以致墨迹模糊。暴春霆就请徐悲鸿先生重绘。徐先生说：“画《雪篷载米图》必须画雪景，而我国自古以来的画家都不长于画雪。”果然，徐先生画出的这带有雪景的图，使人望之不寒而怵。据传，这是徐悲鸿唯一一幅画雪图。这幅图所用的纸，是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应印度诗哲泰戈尔之约，前往印度游览时泰戈尔所赠。
后来，章士钊、柳亚子、邵力子、叶圣陶等也都先后为《林屋山民送米图》题咏，但此图已经影印完毕。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宝贵的墨迹也都葬身火海，甚是可惜。
人心如秤称量谁轻谁重，民意似镜照出孰贪孰廉。暴方子作为一个腐朽没落时代的封建小吏，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悉心为民，勤政廉洁，实属难能可贵，自然受到百姓的拥戴，后人的赞颂。廉吏暴方子，是安阳的骄傲与自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与典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重新记述暴方子的事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官，老老实实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