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　逮　楼
津逮楼是甘家建造的一座藏书楼。范钦是明嘉靖年间最有名的藏书家，他曾在浙江宁波建了一座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密藏春册以避火。甘熙认为“春册乃诲淫之具”，与古人书籍放在一起是对古书的亵渎。“惟闻天一阁北方有隙地……取生水之意，此实有至理”，所以甘福仿造天一阁式样，在大板巷盖了一座上下各三楹，座南朝北的藏书楼，起名“津逮楼”。（甘熙撰《白下琐言》第六卷）《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大板巷，古习艺西街，图志旧名土街，有甘氏津逮楼，制仿范氏天一阁。”津逮楼最初的主人为甘福，其父国栋，以藏书知名，去世后所藏书籍都传给了甘福，甘福更是广为搜求，积蓄极富。道光十二年（1832年），于宅中建“津逮楼”藏之，并编有《津逮楼书目》18卷，藏书达十万余卷，其书室名为“保彝斋”，著有《保彝斋日记》及《钟秀录》。津逮二字语出《水经注?河水》：“河北有层山，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上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所谓“达”者，戴震校曰：“达，近刻作逮”。故“津逮”亦作“津达”，常用来比喻为学的门径。对于甘福收集图书和建津逮楼的经过，甘熙在《白下琐言》第七卷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家大人性嗜书，往来吴越间，遍搜善本积至十余万卷，于宅之东筑津逮楼以藏之。……家大人四十年间勤加搜访，宝若珠玑，悉为传经而计，并亲定训约：‘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出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后之子孙可忘所自来耶。”津逮楼落成后，甘福曾自题二律云：
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
插架非徒供秘玩，研经愿与企前修；
香薰芸简频收拾，夜爇兰膏细校雠。
从此老怀堪告慰，左图右使复何求？！
层楼高处乐倘佯，珍比琳琅七宝装。
积卷敢夸东壁富，披函好趁北窗凉；
云烟供养邀清泽，金石摩挲发古香。
为语儿孙勤守世，此中滋味最悠长。
津逮楼落成时甘煦正在安徽，他步其父元韵，作了两首七律志喜，收集于《贞冬诗录》题曰：“津逮楼落成，家大人有诗志喜，寄示，敬步元韵”：
楼居便抵海山游，津逮相将秘籍搜，
此室未应容易入，读书曾识几生修。
四编部类分题识，五夜丹黄细校雠，
却愧风尘多废学，归田他日好研求。

烟波一舸乐倘佯，万卷归来手自装。
范氏千秋垂榘薙，陶公九夏坐清凉。
雪蒸几席恒春树，花晕钟彝太古香；
绾绰用兹眉寿介，子孙永保万年长。
甘福常于“春秋之暇……登楼静坐，浏览群书，见有嘉言懿行，辄手录之，积帙逾五六寸，曰保彝斋日记”。（甘煦、甘熙撰《梦六府君（甘福）行述》）
当年，保彝斋、津逮楼的匾额都是程春海的手笔。程春海，安徽歙县人，曾任教于钟山书院，学识渊博，经史和医卜星相之学都很精通，篆草隶书尤为精妙。他和甘福交往甚笃，“有书札数十通，装潢成册，予家（即甘熙）保彝斋、津逮楼匾额皆其笔也”更为可嘉的是程春海做事一丝不苟，“津逮楼三字，先生书至数百纸，多不惬意。良久始以宣纸硃鉤送来”。（甘熙撰《白下琐言》第四卷）
甘福去世后，津逮楼藏书皆传于甘熙，甘熙亦是嗜书之人，尤注重搜集乡邦文献，兼喜金石彝鼎，其书室有“寿石轩”、“筑野堂”。“津逮楼”所藏书籍、字画、金石彝鼎经甘国栋、甘福、甘熙祖孙三代的搜购，相当可观。关于津逮楼，《运渎桥道小志》说：“缥缃彝鼎，充楝庋藏，千顷五车，差堪为匹。”这里的“千顷五车”是指金陵豪门巨富黄虞稷的“千顷堂”和焦氏的“五车楼”，焦、黄两家是金陵有名的藏书世家，由此可知甘氏藏书之丰。
1825年，甘熙之兄甘煦（时任安徽太平教谕）从宝应教谕那儿喜获三十六块宋砖，这是从宝应县城北部的宁国寺瓦砾中出土的南宋砖。杨掄之绘有《三十六砖归装图》。据甘熙考证，三十六块宋砖中，“文字古雅，精神完具者有十四砖”，并对这十四砖上的文字一一作了考证。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甘熙在津逮楼侧“增筑书室数楹，将各砖嵌诸壁间，颜其屋曰卅六宋砖之室”。（甘熙撰《白下琐言》第七卷）
甘熙中进士后，在大板巷42号宅院另辟小院，垒假山，植枇杷，种花草，增建“文澜轩”，“寿石轩”等建筑，与南捕厅15号的“晓园”遥遥相对。晓园是清代著名园林设计家戈裕良的得意之作，在他的著作中，将晓园列为经典之作。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攻占金陵，津逮楼等毁于兵火，津逮楼只存在了二十一年，大量的藏书化为灰烬，楼中所藏宋元旧刻及外世难得复本的秘笈自此销迹人世。甘熙在诗中惋惜地说：
津逮楼边风水虚，听秋阁下竹梧疏。
伤心十万签题处，半付秦灰半蠹鱼。
1951年，甘氏旧宅卖与某军事单位，因为要搬家，所存两屋书籍无处可放，甘氏族人决定处理。处理前，甘家邀请其近亲，著名学者，前中央大学教授卢前（卢冀野）过目，当时，卢前先生卧病在床，他便介绍书商（一说是藏书家）马兴安前来看货议价。几天后，他带两人同来甘宅，一位是在水利部工作的赵世暹，他是打算挑选一些水利方面的书籍以供工作研究之用，另一位是在绸布店工作的朱某，他们挑选了一些书籍和印章，以每斤二角钱收购。
后据《张元济年谱》载：“1951年夏，赵从蕃之子赵世暹于南京获宋刻《金石录》，专程来谒先生（即张元济）并求题记，先生欣然命笔，时适郑振铎来沪，赵即面呈郑，献之国家”。张元济先生欣然命笔道：“孰知三十藏本尚存天壤，忍于千方百年沈薶之下，灿然呈现，夫岂非希世之珍乎！是本旧藏金陵甘氏津逮楼，世无知者”。
《金石录》几经周折，最后由郑振铎亲自携往北京，该书现存北京图书馆。这件事在国内曾轰动一时，记者黄裳、张友鸾、张慧剑等知名人士，还专程从上海来到南京，向甘氏后代了解甘氏藏书情况。据悉，甘氏所藏三十卷本《金石录》，已列入《古逸丛书三编》，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金石录》是宋朝赵明诚所撰，赵妻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曾为此书作了后序。因历经沧桑，该书早已绝版。而世传抄本也仅存十卷，后归潘文勤所藏。他说过大话，自称这十卷本，是“人间孤本”。但过去谁也没有发现最完整的宋版三十卷《金石录》，竟藏在金陵甘氏津逮楼中。
宋版三十卷本《金石录》未与津逮楼一起被焚，考其原因，是甘熙兄弟或族中长辈，爱好金石，将此书带在身边随时阅读。故置于另室；另一种可能是战争之前，此书已转移他处保存，才免遭一炬。至于放在那里近百年无人问津，最后还是如一般旧书卖于他人，这主要是由于甘氏后人自光绪中期以后，不求进取，读书风气淡薄的缘故。
津逮楼虽毁于兵焚，但甘氏其他各室仍有不少藏书和各类线装书，甘氏族人不愿贱价变卖，又因是祖先遗物，随便处置也不妥当。族人一同商议，决定将书赠给图书馆，这既对读者有益，也可告慰祖先，于是将所剩书籍，连同甘氏自刻木版与刻有“津逮楼藏书”字样的柏木书框，全部捐赠给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古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