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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氏墓群石刻坐落在山东省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北麓，是东汉桓、灵帝时期武氏家族墓地上的石构装饰建筑。它生动地再现了汉代以前的社会生活，被誉为研究“中国汉代以前历史的百科全书”。题材内容之广泛，思想内涵之深邃，雕刻技法之精美，居全国汉画像石之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它超过了同时期埃及的金字塔和希腊的瓶画，堪称“世界一绝”。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氏墓群石刻现存有阙室、武氏祠画像石陈列室和西长廊共三个陈列室，主要文物有四十六块画像石、汉碑两块、清碑十一块，石狮、石阙各一对；另外，嘉祥县出土其它画像石七十七块、隋碑一方、清墓志铭四盒、黄庭坚书法刻石（明）四块。
　　武氏墓群石刻最早见著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记有武荣碑和武斑碑两块石碑，并依据碑文于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4月21日和5月6日分别作跋。北宋末年，山东诸城人赵明诚的《金石录》中记有武斑碑、武开明碑、武梁碑、武荣碑、武氏石阙铭和武氏石室画像，为武氏石刻较早、较全面的记载。比赵明诚略晚的洪适所著《隶释》，收录了武斑碑、武荣碑、武梁碑三碑和武梁祠画像题字四百余字，并在《隶续》中载有根据拓片精心翻刻的祠堂画像。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是宋代最完备的武氏墓地石刻的记载，也代表了对武氏祠堂画像石第一波研究的最高水平。
　　宋以后，六百余年未见文献记载，它的再一次发现及发掘与黄河淤积、大运河治理密切相关。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流程达5464千米，流域面积达到752442平方公里。过去，黄河“两年三决口”，洪水泛滥，淤积严重，给中国大地造成了巨大灾难，成了“中华之忧患”。武氏祠堂也未能幸免，最终被湮没于淤泥之下。
　　大运河是中国的古代伟大水利工程，北起北京，南到浙江杭州，故又名“京杭运河”。京杭运河自元代经济宁贯通后，作为山东第一大码头的济宁，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使这段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因此，元明清三代都把漕运的重点放在济宁区段，不断派高官重臣及著名水利专家到济宁治运司运，并开设衙门，督漕督运。特别在元明清三代都派设最高司运机构常驻济宁，使济宁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国运河之都”。
　　清代司运机构分司即运河同知衙门，又称运河厅，为山东运河道副署，秩从五品或正六品。济宁运河同知即济宁运河厅，其秩为五品，高于知州而低于知府。清初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浙江钱塘人著名金石学家黄易就任济宁运河同知。黄易，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庵，清代金石学家、画家、书法家，娴熟隶法，隶书摹校官碑额、武梁祠题字。精于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绘有《紫云山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
　　黄易在任济宁运河同知期间，为治理运河，遍查运河两岸县志和水系图，亲自勘查运河西岸黄泛区现状及河道疏浚情况，深入研究黄泛区河道排水泄洪与运河的关系，以及综合治理方案。在查阅《嘉祥县志》时，有记载：“县南三十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汉太子墓”实际上就是武氏墓地，“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就是武氏祠堂被黄河水泛滥淤积没入土中，没有埋尽的只露三尺。）黄易根据这一线索，在前往嘉祥察看河道治理情况时，亲往紫云山考察武氏祠堂淤没情况及现状，访得汉碑，考定“堂乃武梁，碑为武斑”。九月他亲赴其地，出资发掘，发现了淤没的武梁祠、武斑碑和一对石阙，随即请人次第剔出，黄易雇人拓下祠堂石壁上的画像和榜题，细心审视后，发现它们就是出现在宋人记载中但失踪已久的武梁祠，而石碑乃是为武斑而立。黄易大喜过望，马上带人着手发掘遗址。接着又在附近发现“武氏前石室”、“武氏后石室”、“武氏祥瑞图”、“孔子见老子”等二十余块画像石，遂与李东琪、李克正等人出资购地建房，除“孔子见老子”一石送至济宁州与武斑碑一起保存外，将其他所有画像石嵌入四壁，妥善保管。三年后（公元1789年），与黄易是婚姻亲家的李东琪等人又发现“武氏左石室”画像石，又另建东屋三间嵌入壁内保护。
　　武氏墓群石刻之所以能重见天日，展现于世，流传至今，得益于大运河的疏通和治理，得益于济宁运河同知、金石学家黄易的发现、发掘与保护。武氏祠的再一面世，开启了汉画像石摹刻、著录、研究的新局面，谱写了武氏墓群石刻管理、保护、开发的新篇章。武氏墓群石刻这一举世罕见的艺术瑰宝，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永远绽放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