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1）
    先说谱内问题。㈠ 在该族谱第42、43页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唐后数百年断谱的情况下，研究黄龙武氏始谱……与唐大周宗室之后有关。……就其世系辑要表关键转折，如‘周’字，与安徽来太原郡武氏的太祖之父的‘周’同，故武则天立帝为‘周’应与此有关。理由是历史上早有东周、西周等，没有必要再用‘周’字命名国号……”而《二十四史》中对唐朝历史事件——“武周代唐”又是如何记载的呢？“……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承制临朝。载初元年（689）九月，武后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武后加尊号‘圣神皇帝’，以睿宗为皇嗣，立武氏七庙于神都……令史务滋等十人，存抚天下，官所佩鱼改龟。武氏为了崇高其族望，特尊周平王少子‘武’为四十代祖。并于称制之初，即仿周制，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等。” 族谱考撰者所述显然与历史记载谬之千里。
    ㈡ 在这部族谱的附录中，编者收录了汾阳族谱史料（编者称之为《武有弼抄记汾阳明清武谱序》，以下简称《汾谱》）。笔者如饥似渴地认真读了好几遍，许多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孙忘其祖宗，岂能自立于人世乎。予父念族无谱系，积数年之采询，犹觉祖宗之名多遗忘，聊序东支分谱，将合族之可知者，序为谱略。”然而，在这部《武氏族谱》的考证篇中，笔者却发现了考撰者在其立论的驱使下，在进行考证时蓄意篡改“引文”并作为论据的做法（见41页）。考撰者将上述“予父念族无谱系”一语单独引用，并将其中的“予”字篡改为“子”字。在其族谱考证篇中是这样表述的：“汾谱中‘子父念族无谱系’，考知念族所指太原始祖之父亲武念的族系，与我们谱示‘念、子、伯、思’同属汉唐宗系，说明我们都是同根共祖。”好一个荒谬之举，此时还是让笔者送考撰者一句话吧！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先驱、著名诗人但丁曾经说过：“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更何况考撰者此举并非是真正的智慧，这种行为只能挫损自身的道德，伤害自身所从事的神圣的修谱工作，带给本人的也只能是周围人们的所谓“责难”与更多的不信任。
    ㈢ 考撰者在其《武氏族谱》中，多处引用《汾谱》谱序中的一些句子。如《汾谱》谱序文末有这样一句话：“徒使余有广陵散之叹而已”，在引用时多次断章取义，读后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在其族谱的谱序开头，考撰者不仅引用了这句话，还对此用括号标注，将“徒”注为“走”，将“陵”注为“茔”（见130页）。这样的注解真有些让人哭笑不得。《辞源》中讲：“广陵散”是一琴曲名。《康别传》里说，三国魏嵇康善鼓琴，景元三年被杀，临刑前索琴奏《广陵散》，曲终，叹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固之不与，《广陵散》於今绝矣！后称人事凋零或事成绝响为“广陵散”。“徒使余有广陵散之叹而已”一语的意思，应该是“只是空无所据，使我有一种事成绝响的感叹罢了。”
    ㈣《武氏族谱》的考撰者，在其族谱一书中可谓是有“惑”必“解”。如：黄龙武氏析族外展，呈现东、南、西、北四俸之势，考撰者释“俸”为“因属本地调剂，要向地方官府交纳俸银为条件”（见74页）。笔者读后顿生疑窦，如此解释，出处何在？我只知道《辞源》上讲：“俸，字本作奉。” 《书·大甲》中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元诗选》卢琦〈圭峰集 ·中元回家拜祭感怀〉：“七月十五月正圆，中元遗俗知奉先”。笔者认为此处应取“奉先”之意。《汾谱 ·谱序》中有“廷周子孙传言，系北京棋盘街人迁此。”考撰者释“棋盘街”为十字街，不知有何依据？清 宣统三年《武户碑记》石刻，碑阴部分标示：经理武长龄为“吏员”，考撰者竟然解释为古代科考中“监生名目之一种”。凡此种种……，这真是《吕氏春秋》上所讲得：“不知而自以知，百祸之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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