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刘敏

　　杭州600家民企近日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求救”，请政府帮助度过因银行催贷而引起的资金链危机。

　　这600家民企中，不乏行业龙头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他们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诉求：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成立专门小组尽快处置危机，二是希望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停收贷，并将银行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还给企业，3年之内不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这类举动并不多见，危机之深重可见一斑，或许对上书求救的许多企业来说，这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政府救还是不救，是一个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要不要救华尔街，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美国民众看来，华尔街的投机金融家们，在光景好时，赚得盆满钵满，并没有分给社会一分钱，现在深陷在自己造成的危机当中，却要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去拯救，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这个事也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导火索之一。结果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还是出手救市了。

　　中国与美国不可简单类比，从中凸显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就中国来说，倘若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现上述情况，政府很大可能会出手救企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是个容易做出的选择。

　　在一种主张市场自由的经济理论看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最好不要去干涉企业经营，“政府之手”伸得越短越好；企业经营不佳乃至要破产倒闭，那也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无须政府过多操心。

　　如果这次要求政府救企业，很可能意味着，企业状况好时要“自由”，企业遇到了危机就要政府出手干预，那么上述经济理论便难以自洽，将面临理论困境。救的困境还不止在理论层面，也牵涉到社会现实层面的公平问题，毕竟政府救市的钱属于公共资金，不完全来自被救企业的纳税。

　　政府不救，这个选择同样不轻松。那么多企业若出现“三长两短”，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引发的失业等连锁效应，也很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这是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愿见到的局面。特别是对于那些资产规模很大，在行业内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企业，一旦出现危机，社会影响更大更广，政府其实很难选择旁观态度。

　　此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企业家个人正常所得之外，也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提供了就业机会，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既然企业经营有其社会性一面，当企业面临危机，政府或者说社会救不救，也是问题。

　　我们认为，面对600家民企的联名上书，政府救还是不救，需要充分认识到其复杂性。这个问题不仅关系这些企业的命运，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重大命题，需要在实践中审慎而行，也需要在经济理论上作出判断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