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氏历史发展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司氏不是一个显赫的姓氏，在现代也只是普通姓氏，但是这个姓氏的发展历史却和中国历史的发展相互映衬，也能折射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在中国古代原始、奴隶社会只有贵族才有姓氏，百姓和奴隶只有名字，姓氏是地位高贵的标志。司氏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相传原始社会神农时代，负责占卜神权的司怪已经开始以司氏为姓氏，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国家形成，权力机构都冠以“司”名，与国家首领姓氏都成为贵族统治者的称呼。尽管夏商周朝代交替，首领的姓氏改变，但是司名管理体制基本保留下来，进入周朝被更加制度化，体现在《周礼》中，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贵族已经有用司氏作为姓氏，与封爵“侯”，官职“尉”这些贵族统治者的标志同样，都是地位高贵的姓氏，有普遍发展成为姓氏的趋势。例如在春秋郑国，司氏、侯氏、尉氏等贵族与执政矛盾，表明春秋时期司氏作为姓氏在国家已经占重要地位。诸侯各国的司氏都是作为贵族成为仅次于诸侯宗室的士大夫级别。但是在孔子哀叹的礼乐崩坏的时代，司氏等贵族姓氏已经与其他新兴的贵族姓氏相比不占地位优势。执掌权力的贵族更多的是以自己官职的名称为姓氏，比如司马、司徒、司空等等，司氏数量逐步超过这些复姓，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秦汉时期，即使赢姓贵族姓氏也分化成其他多个姓氏，而刘姓作为汉朝国姓，首次被大量恩赐臣下，扩充宗族，中国历史上显赫姓氏开始出现。体现族权的历史现象在中国封建制度中逐渐增强。司氏等早期的贵族姓氏不再有贵族特性，成为普通姓氏，在封建士族大姓发展时期，数量也不多。但是与司氏相关的姓氏司马氏等贵族姓氏，依然在封建社会中作为士族占主要地位，在晋朝时期也是国姓，但是没有作为赐姓广泛普及。隋唐时期皇权加强，对传统士族大姓都进行抑制，继续汉朝以来突出国姓的政策，广泛赐姓。唐高祖、唐太宗直到玄宗时代也还尊重司马氏，司马依然是贵族标志，狄仁杰、刘祎之、袁恕己等很多贵族都是以司马身份被任命为宰相，而唐朝中后期升级了反司马的舆论，“贬为司马”成了降职的标志。这时期由于司马氏被贬低原因，也形成了第一次司氏数量增加的情况，与司徒、司空等其他司氏相关姓氏地位上升相同，司氏的历史作用也逐步增强，五代时期，司徒、司空姓氏的名人都增多，司氏也有名人，比如司超是五代、宋初的著名将领。宋朝太祖尚晋、太宗反司马，在北宋司马氏被抑制和太宗世系称帝有关，南宋赵鼎和太祖世系子孙掌权和称帝后，重新尊崇司马氏，封建社会出于忌讳改朝换代，宣传忠君，对晋朝历史有很多偏见，只有那些杰出的政治家能客观地尊重晋朝历史，尊敬司马氏中的优秀人物，这是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司氏在元朝的名人开始增加，古代司氏名人中，元朝人占了很大比例，也和很多司马氏改姓司氏有关，元朝中后期，民族矛盾加剧，反动的贵族甚至要求处决汉族的五大姓，尤其是对那些建立朝代的汉族国姓更是忌惮，《元史》书中几乎没有司马氏人物，尽管最终放弃了对姓氏族群灭绝的政策，但是很多司马氏为了避祸都改为司氏，这是司氏名人在元朝增加的重要原因，但是广大蒙古人民与反动统治阶级相反，他们不反对汉族，也尊重中原文化，蒙古族人民也有很多改为司氏的。明清时期司氏名人也在增加，尽管在这时期封建专制环境中反司马的舆论依然很高，相对只有少量的司马氏名人，但没有影响司氏数量增加，司马氏的人口数量已经比司氏人数少，这不仅有司马氏很多改姓司氏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少数民族在改姓汉族姓氏的时候，改为司氏，不仅蒙古族有很多改为司氏的，满族的部分兄弟民族也有改为司氏的，司氏名人也有很多。尽管与改为显赫姓氏和传统大姓的人数相比，改为司氏的人数不多，但是在总体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司氏数量，并且随着进入现代社会，姓氏发展简化趋势的增强，司氏的数量依然在增加，这是复姓简化为单姓的历史必然规律。尽管司氏是中国人数不多的普通姓氏，但也有历史名人，出现了一些正直、忠义、有才能的历史人物。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社会进步也不是由少数姓氏决定的，我们探讨姓氏的发展历史时，更多地是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环境对姓氏发展产生的影响。在现代中国不论是汉族姓氏还是少数民族姓氏，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现代的司氏与中国的其他姓氏同样是中华民族社会进步的历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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