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书报杂志，写父母亲的多，写祖父祖母的少。我写《祖孙三代百年家史》的想法由来已久，写这段历史，意在使后辈们知道：由于朝代的社会制度不同，给三代人带来的命运也不同。我的祖父印学焕(印氏宗族14世)、父亲印宗林及我这三代人，从公元1900年至2000年的这100年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我家三代，人生坎坷，历经艰辛，奋发向上。撰写此文旨在不忘先辈历史，激励后辈上进。

印氏溯源

  印姓，是《百家姓》中的一姓。宋代，浙江杭州上大夫钱塘主编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共收入了408个单姓、78个复姓，如“夏侯诸葛、闻人东方”等。
  印姓溯源，据《百姓祖宗图典》载：“上古周朝时，有个郑国，郑国有位国君叫郑穆公，郑穆公有个儿子名伦，字子印，子印生印段，印段之后就以印字为姓，世代相传。”
  印姓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周朝的王族。而周朝君王的先祖，又可追溯到远古的黄帝。所以，印氏也是炎黄子孙。《印氏宗谱》载：“印氏系出姬姓，昔周宣王历数传至郑穆公，生子印段，故子孙为印氏，延延绵绵递传至印旺公，迁居沔东。”
  据《印氏宗谱》载，印旺生于明朝永乐六年，按朝代历年推算，出生于公元1405年，于宣德年间由北迁来沔阳(即现仙桃)，距今(2006年)已有580年。由于印氏前段《宗谱》断层，后来篡谱称迁沔印旺为一世祖。
  印氏属地为冯翊郡，即现在的陕西省大荔县。过去，印氏的祖宗牌位上写有“冯翊堂”，即印氏的祖籍发源地。
  印氏传人，从古至今，当官的不多，但为官者清正廉洁，名垂青史。史书上记载的有：宋代印应雷，任温州地方官，当时那里有人作乱，他用计谋，假借请晏，将兵乱平息了，没让百姓受战乱之灾，因此出了名。明代印宝，任黄州府同知，办事果断干练，前任官员对地方许多事情难以公断，而他去后，办事有原则，又精通世故，快刀斩乱麻，将所有遗事一一办妥。深受朝廷信任。迁沔一世祖印旺公次子印宝“以明经授湖南长沙府训导”。明朝印大猷，任冠县的知县，由于清正廉洁，人称印青天。《印氏宗谱》中的三世祖印浚善射骑，任过明朝嘉靖皇帝侍卫，后葬于钟祥县嘉靖父母陵墓明显陵旁的皇陵冲。十五世印宗绪(1900-1969)，大号松山，小号团元。出生于三伏潭南堤村。《沔阳县志》载：民国20年(1931年)当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大校(师职)军衔，历任西北军区后勤部建筑公司经理，甘肃省建工局第一副局长。离休后，居荆州。”

三代家史

  祖父印学焕，生于清光绪已卯(1879年)农历正月初六，是曾祖父印月金的次子；祖母雷冬秀，生于清光绪戌寅(1878年)冬月初七，娘家郭河街后州河北小新垸，即现在的光辉村。伯祖父印学昆，生于清光绪乙亥年，由于眼疾双目失明，一生以测字算命为生；伯祖母肖氏，肖家脑人。印学昆葬于印家湾前面南堤角七弓脑祖籍田的南堤边；据《印氏宗谱》记载，伯祖母肖氏葬于肖家脑。
  我的父亲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农历庚子腊月初七(1901年1月26日)，父亲出世的那年，祖父23岁，祖母22岁，在封建社会，二十多岁生子是得子较迟的，因此，他们给我父亲取乳名望生，大名宗林。
  清宣统元年，即农历己酉年(1909)五月，汉江肖家咀溃口，沔阳淹大水，百万农田，一片浩淼，农舍民房淹没水中，祖父祖母带着父亲随同乡亲们外出逃荒。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几十万灾民向北往京山、钟祥、荆门等地奔走。祖父祖母在钟祥洋梓暂停下来，为了生计，他们帮人打工。祖父干农活、祖母做女工，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
  当年秋后入冬，洪水退尽，逃荒在外的沔阳灾民都纷纷回家重建家园，犁田耕地、种粮种菜，我的祖父祖母和同乡几户没有田地的贫苦农民一样，回家没屋住、也没田种，不得已客居他乡，就在钟祥洋梓上边指路碑处的砖井湾住了下来。
  砖井湾住着当地龚姓和王姓几户人家，离洋梓集只有三、四里地，因那个湾子有一口砖井而得名，砖井湾在洋梓是有名的。
  砖井湾属丘陵地，有土丘和山冲，山冲的水田种水稻，丘坡的梯田种旱粮，那里人少地多，还可开荒造田。祖父祖母在砖井湾帮人打了年把工，那里的人看到我的祖父祖父勤劳善良，他们就给了10多亩荒丘让我的祖父祖母开恳耕种，因此，祖父祖母也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钟祥洋梓离我家老籍沔阳印家湾360多里，那里虽然没有崇山峻岭，只是山岗丘陵，但沔阳人叫那个地方为山里，叫那里的人为山里人。那里人称沔阳人为蛮子，沔阳人称钟祥人为山蛮。祖父祖母在那里居住，因是外地人，口音不同，那里人称他们为蛮子，尽管不是当面直呼。叫我只有上十岁的父亲蛮子娃。在过去，身在异乡的人因口音不同受歧视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在那里定居了26年，后来口音变成了当地口音，这种区域歧视才有所改变。
  祖父祖母带着父亲，一家三口，在那里种田，虽然没有当地农家富裕，但生活尚能维持。他们在当地人们的帮助下，挖土砖建住房，购置了农田生产工具和家庭用具，过上了安稳的贫民生活。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祖父祖母人在钟祥，心系沔阳，思念沔阳老家的亲人。伯祖父印学昆双目失明，以测字算命为生，没有子女，和伯祖母肖氏相依为命，度日艰难。祖母雷氏娘家没多的人，一个弟弟在埠湾街头的徐家上门做女婿，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嫁与埠湾李祖培为妻。这是我祖父祖母的内外直亲。同宗同族，五代内还没有出服的弟兄印学芝(四代亲)住张沟上二里州河南林家闸背指路碑(现红光村)。祖父每年秋收后回老家探亲，顺便从沔阳带一些布匹到钟祥去卖，赚点盘缠钱。
  民国元年(1911年)农历十月二十四，祖父生二叔，取名印宗祥；民国三年(1913年)农历十二月初五生三叔印宗北，那时祖父34岁，祖母33岁。在封建朝代；养儿可防老，有子就有福。祖父祖母生了我的父亲和两个叔子，他们克勤克俭、勤扒苦做，总想赶上当地富裕人家的生活水平。
  1922年，我的父亲与母亲在钟祥结婚。那年父亲22岁，母亲17岁。母亲洪爱英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十一月十四，祖籍是洋梓街后的洪家坡。母亲不到三岁，外婆就病逝了。外公洪应龙把母亲托付给洋梓指路碑的好友龚开应夫妇抚养，给龚家做女儿。母亲的养父也是洪家坡人，和生父是同族弟兄，因到龚家做上门女婿而姓龚，养母龚开英是龚家的独生女，一生勤劳善良、和睦邻里，是一位贤妻良母，他们视我母亲为亲生，母女情深，儿女情长。母亲的养父养母当时没有孩子，龚姓外公外婆把母亲当亲生女儿一样的抚养。直到母亲15岁时，外婆龚开英于1920年才生了小舅龚应山；1922年又生了幺姨妈龚幺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外公外婆视母亲如亲生女儿一样，热热闹闹地嫁给了我的父亲。
  祖父祖母娶了大儿媳，于1924年即民国13年农历甲子年添了大孙子，即我的大哥，取乳名虫甲子。
  祖父祖母那时四十多岁，儿孙满堂，家丁兴旺。虽以种田为本，可算家业有成。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沔阳还是十年九水。据《沔阳县志》载，1909以后，沔阳水灾连年。祖父祖母那里成了老家乡亲们逃荒的歇脚地。1931年沔阳淹大水，印家湾祖父的表弟刘培和、魏家湾祖父的好友回民兽医余祖银(别名余y把子)等在那里居住了多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7年的一天，我的当时只有3岁的大哥虫甲子被疯狗咬伤得狂犬病夭折，这对我的父母亲和祖父祖母在精神上是个沉重的打击。真是屋漏更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同年，我的二叔印宗祥患水痘早逝；第二年我的三叔印宗北又因患伤寒病故。叔侄三人在两年内亡故，祖父祖母忧虑成疾。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认识不到这是医药条件不好所产生的悲剧，而相信迷信，认为是命运注定的，是家运不好，认为住的地方是个不祥之地，产生了迁回老籍沔阳的念头。
  1928年，农历戌辰二月二十一，我的二哥出世，才给充满忧郁的家庭带来了喜意，父亲给他取名桃宝，意思是桃花盛开的2月生了个宝贝。
  1933年，祖父病逝，那年他54岁。祖父逝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当家人，祖母的思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精神崩溃了，53岁的祖母忧郁得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她想离开钟祥，立下了回沔阳的决心。
  祖母决心要回沔阳她的老家；母亲不肯离开钟祥她的娘家，把父亲夹在中间缝里无所适从。祖母1934年秋天，她离开了居住25年的钟祥，独自一人回到老家，住在印宗孔家里，在赵家湾买了二亩多田。赵家湾在印家湾下头，离家有二里多远，祖母请人帮工种起了自己的远田。
  1935年春节过后，余祖银要到钟祥去一趟，来看我祖母，问她有什么信给我父母带去。祖母思念孙子心切，决意要父母亲从钟祥搬回来，她想了一个计策，托余祖银把我哥哥桃宝偷偷地带回来。余祖银和我祖父是好友，没有辜负我祖母的重托。他到钟祥，我父母亲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的招待，他将我祖母的心意避开母亲告诉了我的父亲，他回沔阳时把桃宝带回来交给了我的祖母。
  儿了被人偷回了老家，母亲气得嚎淘大哭、卧床不起，与父亲争吵几天，茶水不进。父亲只好去把外婆接来劝说母亲。外婆龚开英虽然是个没有读书的农家妇女，但她聪明贤慧、通情达理，耐心劝说我的母亲，说姑娘是个菜籽命，种在那里长在那里，讲封建礼教“三从四德”，说女人的命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之类的话。母亲自认命苦，想到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丈夫，她无可奈何，只好听外婆的话，准备和父亲一起回沔阳老家。
  母亲在钟祥洋梓娘家的亲人除养父母和1920年出生的弟弟龚应山和1922年出生的妹妹龚幺姑外，还有一个住在洋梓街上的同胞姐姐洪开秀。母亲的生父洪应龙早年病逝，我的姨妈嫁给洋梓街上开杂货铺的王开新，姨妈没有生育，家里生活过得比较殷实。后来，王姨父娶了一位姓杜的小姨，生了一个女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不允许一夫二妻，杜姨妈才离开王家。
  父亲要和母亲回沔阳了，母亲走亲戚到外婆家过几天，又到洋梓姨妈家过了几天。姨妈看到唯一的亲妹妹要离开她到路隔三四百里的沔阳去，自古有“生离死别”最伤情的说法，她伤心地哭了几天几夜陪着我的母亲，两姐妹诉说着难以离别的伤心话。
  父亲处理了家产，能卖的就卖了几个钱，不便卖的就送给了当地最好的乡亲龚应义，王锅匠等人。能带走只是被子行李及衣服。穷人搬家一担挑，父亲挑一担，母亲背一袋，离开了父亲居住了26年的钟祥，离开了生育母亲30年的洋梓娘家。
  1935年10月，父母亲回老家的那天，外婆和姨妈都赶来送他们。外婆和姨妈送了母亲一些盘缠钱，表达了她们母女、姐妹之情。她们一直将我的父母送到洋梓河码头上船，到皇庄乘民船经汉江到沔阳，回到了印家湾的老家！
  父母亲回到了老家印家湾，这对于那年离开老家只有9岁的父亲算是真正的回到了老家。对于母亲来说，是随夫到了真正的婆家。祖母看到儿子、媳妇回家了，真是喜上眉稍，感到无比的高兴；母亲抱着离开了几个月的儿子激动得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湾子里附近的乡亲们跑来看我的父母亲；有的奔走相告；“雷老妈的儿子媳妇回来了！”屋里、门口来了很多人，祖母将父母亲带来的接意：冰糖、饼子发给乡亲们吃，乡亲们都为祖母、父母亲，全家人回来团圆感到高兴。
  祖母和父亲在钟祥居住了26年，母亲的娘家是钟祥，哥哥是在钟祥生的，一家人说话都是钟祥的口音，他们虽然是回了老家，有些老家人把他们当成外来人看待，背地里说他们是山蛮。我的祖母和父亲在钟祥居住被那里人称为蛮子，回到老家被家乡人称为山蛮，他们先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后回老家为外人，因语音不同，承受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歧视和精神压力。
  父母亲回来耕种祖母在赵家湾买的二亩多田和自家在南堤湾七弓脑的七分田。
  祖母去世后，葬于南堤湾七弓脑，与伯祖父印学昆的坟墓同地。由于沔阳受兵荒水灾的困扰，父母亲带着哥哥先后到洪湖小沙口和武昌八铺街做小生意谋生，过了几年时间。
  1940年父母亲回家种那几亩田和做米生意维持生活。做米生意是买稻谷，自己在家加工整成大米到街市上买。他们既要种几亩田，又要起早熬夜整米，可以想象我的父母亲比别人要辛苦的多。
  1942年9月20日，即民国三十一年农历壬午八月十一，母亲生了我，这是母亲生二哥桃宝(学名大义，号仁杰)后14年生的我，父亲给我取名双宝，意指父母亲视我们兄弟都是宝贝。生我时，母亲37岁，父亲42岁，他们一生含辛茹苦地抚育了我们两兄弟。
  我出世后，父母亲再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谋生计，在印家湾定居下来。他们没有房子，房子并不是一般家庭都能做得起的，那时，少数有钱的大户人家住砖瓦房，多数贫苦人家住草屋，极少数个别穷苦人家只能住茅草棚。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小河堤上的小草屋里。我依稀记得，那屋柱了是树木栽在地上的、横梁是用抓钉钉的、壁子是用高梁梗子夹了糊的泥，两间小房、一间住宿、一是烧火。屋里只除了一张木床、一个圆木米桶、一个装衣的箱子、一口厨柜、一张吃饭的小桌和几条凳子等家俱外就再没有什么了，当时在印家湾来说算是最寒酸穷苦的了。
  旧社会农村兴订娃娃亲，一般男孩、女孩都几岁时由父母作主订了亲，由于家庭贫寒，别人总将我家当外地山蛮，因此，我哥哥大义直到十四岁也没有人来给他说亲。哥哥和其他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没有上学读书，14岁就帮别人放牛、放鸭，从小就帮别人打长工。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10月，他和本湾的印精武、叶振武背地里到通海口上的杨家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取名印仁杰，直到1952年才回家。
  我家几代人都没上学读过书，父母亲深知读书的好处，没有文化的痛苦，1947年，我只有五岁时，他们将我送到私人学堂里去读书。
  我的启蒙老师是印成祥，因父母生我排行老三，按“仁、义、礼、智、信”排列，给我取学名印大礼。学堂就在印大伦砖瓦房的堂屋里。后来，随着印成祥教书馆的几次迁移，我和几名同乡同学到魏家湾回民教堂、印家湾上边陶家坝印成标家里读了几年书，直到大陆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读小学。

 1949年8月，那年我7岁，父母亲托人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她是埠湾上边汪家岭朱福远的女儿。岳父朱福远，其实本姓曾，他出生时由于母亲亡故，被沔阳城里姓朱的人家抱去抚养，随养父姓朱。岳父被养父母视为亲生，疼爱有佳，从小读书，没种过田，成人后，在县政府帮忙收田课，即收农民完税的钱粮。后来娶洪湖石磙荡万氏为妻。岳母娘是跟姑嫁，她的姑母即是她的婆婆，婆媳关系胜似母女关系。1941年，日本侵华飞机轰炸沔阳城时，岳父母的房屋被炸毁烧光，他们一家只好搬到一座庙里去住，在庙里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岳父母一生只生育了一儿一女，由于家庭没落，他们后来迁回老家汪家岭住，种两亩祖业田，兼做点小生意度日。
  我们两家联姻，在当时可谓门当户对，都是穷苦人家，双方父母似亲戚来往，算是得意亲家。我几岁还没懂事时就走丈母家，岳母对我很好，视如己生，我一直铭记在心，终生难忘。后来，我们夫妻和睦相处，感恩之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农民平均土地的政策，我家四口人分了五亩八分田地，实现了孙中山提出的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权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陆实现了农民人人平等政治地位。
  印家湾有一些人有编织斗笠的手艺，有做斗笠手艺的人家，白天种地、晚上编斗笠；农忙种地、农闲编斗笠，家庭生活比没有斗笠手艺的人家富裕得多。我们的家里由于底子薄，生活仍然比一般人家困难得多，1953年父母亲要我下学，从本湾的表哥杨大香为师，学会了编织斗笠的手艺。
  1954年7月，沔阳淹大水，是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沔阳第一次水灾，也是我2006年写家史为止，新中国建立57年以来唯一的一次水灾。这年5-7月，沔阳连日大雨，内涝外洪。7月12日，洪湖长江大堤老湾溃口，直冲沔阳，全县只除仙桃段和八区一个垸幸存外，全被淹没。据《沔阳县志》载：“受灾农田193.54万亩，人口73.28万人。”沔阳县区乡各级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灾民转移，上级调拨资金和粮食供应灾民生活，调拨医药给灾民治病。我们全家随同灾民转移到本县姚咀金家岭住了一段时间。父母申请乡干部同意，我们到钟祥母亲的娘家去走亲戚，上面给我家的灾民救济一分不少，救济粮一两不缺地照发。
  同年8月，父母亲带着哥哥和我以及隔壁乡邻叶道法从金家岭起程前往钟祥洋梓。去洋梓街上看了姨爹姨妈，在那里过了一天，随即住到了乡里叔舅父龚应义家里，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正是收割中稻的季节，父母亲和哥哥帮人割谷打工。中稻收割后，我们就搬到了吴家湾幺姨妈家里去住。
  有一天，父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到祖父和两个叔子的坟基地去奠祭，他们的墓在砖井湾前面的山上，父母亲引着我经过一口堰塘旁边的路走到了墓地。祖父和两个叔子墓并排在一起，旁边还有我祖父的表弟刘培和的坟墓。这是我随父母头一次祭扫祖父的墓。父亲烧香花纸，我们跪在墓前磕头，虽然我那时只有12岁，看到祖父、叔子他们父子三个坟墓，想起平时父亲讲给我们听的他们逝世的悲伤情景，心头一酸，两行眼泪掉了下来。这次给祖父扫墓既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52年后的2006年7月，我和朱大英去钟祥寻亲，连85岁的幺姨妈也不记得墓地方位了，他们说，经过1958年开山造田，当地的一些老坟墓都平整了。只能在心里怀念祖父，每年在清明节和七月十五给祖父祖母和两个叔子用烧袱包的形式来纪念，表达后人对先辈的怀念。
  我们住在幺姨妈家里，父母亲和哥哥帮人做农活，我编织斗笠，那里山坡上长有水竹，水竹是编织斗笠的上好材料，做的斗笠拿到洋梓街上去卖，山里好多人拿米来换斗笠，沔阳斗笠在那里很吃香。
  哥哥印大义那年已经26岁，还没有嫂子，幺姨父刘学桂和幺姨妈把他们那里的张秀英介绍给他，他俩一见钟情，哥哥到张家做了上门女婿。
  秋收过后，没有农活做了，父亲回沔阳领灾民救济。政府对灾民的救济一直按月发到第二年五月的夏收。父亲转来时，买些棉絮和旧衣来钟祥卖，做旧货生意赚点小钱。这样，父亲来回奔波钟祥沔阳之间。后来，水退尽了，沔阳转移他乡的灾民都回家重建家园，耕种田地、赶种豆麦。父亲回家把几亩田的小麦耕种了、清理收扫了屋内因洪水浸泡的杂乱脏物，买了一些旧衣物又来到钟神。这年冬天下大雪，冰冻45日，河里冰上走人，直到春节天气才变暖转晴。
  春节期间，父母亲的思想很复杂，一家人还回不回沔阳，使他们左右为难，他们慎重地考虑了很长的时间。父母亲跟我说，哥哥在那里安了家，舅父、姨妈也是那里，如果我肯在那里，也有人为我说亲事，一家人就可以定居钟祥，在那里开几亩田的荒，比回老屋不会差。我当父亲说，我要回去，我最不喜欢人家喊我是蛮子。你们给我订了亲的，如果你们不回去，我一个人回去靠三小伯过。我想，小伯(印宗全的妻子刘万英)是自家的伯母，对我很好，我就靠小伯过。父母亲听我说这话，他们伤心地掉泪了，决定过春节后，母亲留下来住一段时间，我同父亲回家种田。
  1955年3月，我同父亲回到了老家，父亲种地、我做斗笠。母亲留在那里照看哥哥，在吴家湾开了二亩荒地，秋季稻谷收割后，她见哥哥和张秀英的感情还好，就放心地回了家。
  哥嫂关系虽然还好，但其岳母总把哥哥另眼看待，他受不了这种歧视就离开嫂子回了家。张秀英多次来信，等待了大半年时间，哥哥回信坚决不回去，她最后只得通过钟祥县人民法院离了婚。
  当年8月底，学校要准备开学了，读书的学生开始报名了，我看到我原来的同学都相约一起去报名，我也想读书，对父母说，我坚决要读书，家里困难，我知道，我可以白天读书，夜晚和星期日做斗笠，把读书耽误做斗笠的工赶回来。父母亲同意了，我高兴地和同学们到印场小学去报名。同去报名的四个同学都报了四年级，而我因学斗笠手艺和在家做斗笠间断了一年多时间，对比他们，我最多只能报三年级，有的同学要我报四年级和他们读一个班，我那时就雄心勃勃地报了四年级，实现了我梦寐以求读书的愿望。
  1958年7月，我在埠湾小学毕业，被选送到沔阳县师资培训班学习，主要学习汉语拼音、俄语单词和教学方法，8月底结业后，分配到了张沟区新马小学当教师。
  1955年至1958年，我国农村生产形式发生了几次变化，由原来一家一户的单干生产到联户生产；1955年开始时叫互助组，解决当时有的农户缺劳力、少耕牛和农具的问题；1956年成立农业合作社，由开始的初级社到高级社，实行土地集中，集体生产，农民按田、按劳分配实物的制度；1958年10月，全国农村先后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原区级)，其体制下属管理区(原乡级)，大队和生产队(通称小队)，后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民收获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1958年，因受多种灾害的影响，连续三年全国人民的生活处于极度困难时期，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是天灾人祸：一是刮浮夸风，有的上报亩产粮食万斤，因国家实行粮、油、棉统购政策，农民生产的粮食，除留口粮外，余粮卖给国家，粮食产量按浮夸的指标计算，农民的口粮就少了，大多数农民吃不饱肚子，只能兼食蔬菜萝卜之类充饥，美其名曰“爪菜代”；二是俄国(原苏联)逼国家还债；三是有的农村农业受灾减产。后来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既有人为的灾害，也有老天的自然灾害。
  1960年4月10日，父亲病逝，享年60岁，葬于南堤边。
  1961年农历二月十五，我和朱大英结婚。同年7月调到沔阳县公安局工作，在治安股任办事员，我由一名公办教师当了一名国家干部。
  1962年4月，因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我申请回家参加农业生产，正遇国家在当时困难时期精兵减政，得到上级批准，还发了《干部职工还乡证书》。那年，沔阳县精减家在农村的青年干部职工有2000多人。我回家后，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夜晚和雨天搞副业做斗笠卖了买黑市(议价)米补贴生活。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一家人才度过了困难时期。
  1962年10月，哥哥与倪庆莲结婚，嫂子是安徽安庆市人，原安庆市某医院的护士，因丈夫亡故，生活困难来沔阳，经人介绍与哥哥结了婚。
  树大分丫，大人分家。哥哥娶了嫂子，我们两弟兄分了家，母亲同着我们生活。
  1963年1月11日，即农历壬寅年腊月十六生长子印少华。
  1964年10月，群众选我当了大队会计，当时，会计是大队三名主职干之一，群众选了还要乡里报到区里批准，县里备案。那年，我22岁，从青年农民跨进了农村基层干部的行列。我当了大队计，湾里有一个比我年岁大的同名人印大礼，那时他在大队当民兵连长，别人喊他叫大大礼，叫我小大礼。因会计要管理财务帐和资金，常有资金往来手续，为了防止其它不该发生的事情，我将名字大礼改为晓理。以后一直用印晓理这个名号。
  1965年10月12日，即农历乙已九月十六生女儿印菊香。同年月底，群众选我当了大队长，因当时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位置空缺，实际上大队长就是大队的头。
  1966年6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大队的党支书记，成为真正的“一把手”。管理印湾大队8个小队、300多户、2000多人的全面工作，是全县最年轻的支部书记之一。
  1968年8月16日，即农历戌申七月二十三，生二儿子印红兵。
  1971年10月31日，即辛亥九月十三，生三儿子印三军。
  1971年，我在大队任支部书记期间，市委组织部发文，我兼职担任了埠湾公社党委委员、张沟区区委委员，成为区、社党委班子中的领导成员。在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0年(1966-1975)时间里，年年被评为红旗书记、劳动模范，出席过荆州地区党代表会和劳模会，参加过湖北省农村工作经验交流会。
  1975年6月，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参加县委党校学习，7月调郭河公社任副主任，担任了副科级职务的国家干部。从1975年到1989年的14年时间里，先后担任公社副主任、南州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主任。区、镇纪委书记、副区长、副镇长等乡镇领导职务。
  1982年9月，我在老家建了一栋两间砖瓦平房，结束了我家几代住矛棚、草屋的历史。这栋房子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后来有的乡亲照着我那房子的式样、结构建筑。我家的人住上了砖瓦房，我特别感到扬眉吐气，心里默默地告慰先祖，你的孙子不比别人差，现在已经住上了新瓦房。在政治上、经济上过上了与人平等的生活！我想，祖父、祖母和父母亲梦寐以求的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地位平等的生活，终于在我这一辈实现了，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制度的优越给带来的。
  1985年1月14日即农历腊月二十四，大儿子印少华结婚。儿媳曾令武，埠湾村汪家岭人，是朱大英只隔四代的内侄女(朱祖父本姓曾，其父随养父姓朱)，按《婚姻法》，旁系血亲过三代就可以结婚。所以，我的大儿媳是跟姑嫁，亲上加亲。他们1985年12月29日，乙丑冬月十八生我的孙子印文；199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二十七生我的孙女印贞。
  1986年10月21日，即农历丙寅九月十八，女儿印菊香出嫁。女婿邵祖坤，邵湾村人。1988年10月14日，即农历戌辰九月初四生我的外孙子邵壮，这个名字是他二舅印红兵取的。1990年4月22日，即庚午三月二十七生我的外孙女邵梦颖。
  1992年11月2日即壬申十月初八，二儿子印红兵结婚。二儿媳王先桃郑场人，他俩是沙市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同在沙市一个单位工作，1993年8月17日即农历癸酉六月三十，在仙桃第三人民医院生我的孙女印丹。
  1995年1月18日即农历腊月十八，三儿子印三军结婚。三儿媳胡永桃百胜村人，天门卫校毕业，后在郭河医院工作，1996年6月18日即农历丙子年五月初三生我的孙女印芬。
  妻子朱大英，1982年12月离乡离土来到郭河镇上，先后在布鞋厂、羊毛衫厂做工，我在镇里工作。那时，少华在埠湾广播站工作，菊香在镇轴承厂上班，红兵在埠湾读初中、三军在郭河读小学。开始，我们在街上租住财政房子，后来镇里建了干部宿舍，我们一家人住进了三室一厅的公房。那公房就建在郭河镇镇政府门口的大道北边，宿舍楼住的都是镇里的领导干部，当时人们叫“八大家”。
  少华1987年在镇政府的大道旁兴建了一栋两间二层的楼房。
  1989年6月，我47岁，从副镇长的领导职位上退到二线，调到郭河镇财政所当所长，一直工作到2002年9月退休。我写这些，想给后人留个记念。我相信，儿孙们的生活一定会比先辈过得美好，他们的历史将会写得更好！

二OO六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