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祖，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云：“白氏芈姓，楚公族也。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白居易的远祖是白公胜，近祖是白建，白居易记述得 清清楚楚。<?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意思是说，白氏出自芈姓，楚太子建之子胜以他的封地白邑（今河南息县）为姓，从此便有了“白”姓(见《白居易集》第441页）。
关于近祖，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云：“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又云：“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韩城县”（见《白居易集.第442页》。
可是原本清清楚楚的事情，在五代以后却变得扑朔迷离，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白居易还因此受着责难。一九八二年顾学颉（1913——1999）就在他著的《白居易家族·世系考》中说：“白氏，古代出自何姓，白居易自己和《新唐书》所说不同。前者说：‘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后者说：‘白氏出自姬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分歧呢？其实，《新唐书》也是根据白居易….所撰的《事状》所述推读而来，《事状》说：‘……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新唐书》就根据 ‘白乙丙’这条线索往上推，说白乙丙是孟明视之子，百里奚之孙；而百里奚是‘虞’国的公族；虞是姬姓….因此，白氏出于姬姓。——芈姓和姬姓，两说同出一源，而结果却互相分歧，实际上都不可信。”就这样推来读去顾学颉“推读”出“始作俑者，还是白居易本人。”到底谁才是“始作俑者”？顾学颉错误地解读白居易的《家状》，把“乙丙已降”当做了白乙丙（关于这个问题，下面接着讨论），反倒把“始作俑者”的恶名加在白居易的头上，这不能不说有点武断了吧。追根溯源，造成白居易先祖扑朔迷离的“始作俑者”非欧阳修莫属。就是他首创“白氏出自姬姓”说，他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简称《新表》）中说：“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井伯奚媵姬于秦，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孟明视。孟明视二子，一曰西乞术，二曰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这段话与《史记·秦本纪》中的有关记载有两处明显不符。《史记·秦本纪》记载“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又记载“（秦穆公）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欧阳修错把虞之大夫百里奚说成虞之公族，又把 蹇叔的儿子白乙丙误为孟明视的儿子，使其摇身一变成了白居易的先祖，从而使白居易的先祖变得扑朔迷离，给后人研究白居易的家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宋代学者陈振孙在《白文公年谱》中针对白居易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巳降是也”这四句话说：“白乙丙为秦将，去白公二百年，则反以为胜之后裔，又何其考之不详也！”意思是说，白乙丙比白公胜早二百年，白公胜应是白乙丙的裔孙，白居易却把白乙丙当作白公胜的儿子了。“又何其考之不详也”，不仅仅是指责白居易考察不周，更有伪造祖宗之嫌疑，只是没有明说而已。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中云：“白氏，唐白居易自述家状曰：出于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巳降是也。白乙丙见于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则哀之十六年，后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谓乐天不考古，一至此哉！”顾炎武的说法与陈振孙的说法基本一致。
陈振孙和顾炎武“谓乐天不考古”，那是错说了白居易，错就错在他们二人听信了欧阳修的说辞，错在对“乙丙巳降”的解读上。“乙丙巳降”里的“乙丙”并不是欧阳修在《新表》里说的白乙丙，“乙丙巳降是也”这句话是带语气词“也 ”的判断句，“是”是指示代词，指代白公胜“奔秦”的儿子“乙丙已降”，决不能望文生义说白乙丙已经投降了（秦国）。当代著名学者丁光训先生在《标点是眼睛》一文里有一段极其精彩地论述，特地转录于下以飨读者： 
 

白坤堂
正式会员4我研究唐书时，喜爱白文公之诗，在柳老处借得香山全集，读了他写的《策林》，才知白文公其止是个大诗人，而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对唐朝的时弊明若照烛，提出了对症下药治道。可是生不逢时，空怀劻济。我把他的策文和诗歌作研究唐史的背景借镜。曾看过他写的《家状》，看欧阳修写的《世系表》，两者抵牾。文中“乙丙巳降是也….”看不懂，既作“奔”，为何又作“降”？“奔”是避难投奔他国，“降”是双方敌对，败者归附曰降。白公胜搞政变在楚而不在秦，其子奔秦，为何云“降”？百思不得其解。后在顾颉刚先生所著《左丘明国语详解》中找出答案。原来白公胜五个儿子，白乙、白丙、白巳、白降（读洪）、白张，政变后，四子逃秦，一子幼匿楚。我豁然醒悟，这是古人不加标点之误。拙作《欧阳修唐史错误八十条》中，白氏有两条。故用标点不可不慎，读古典文学者不可不慎。并有小诗一章解闷：四人偏作一人研，文义不通史倒颠，学海风波标点造，枉将失误怨乐天。
丁光训先生的这段话说得很高明，他把陈振孙和顾炎武对白居易的指责称之为“学海风波”，并且又把责任归之为“标点”。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这两位学者的错误，但明眼人知道，“用标点不可不慎，读古典文学者不可不慎” 正是从他们的错误解读中总结出来的教训。

欧阳修在《新唐书·白居易传》中云：“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又徙下邽。”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改变了说法，称白建“乃后周弘农郡守”，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使后人对白居易的研究陷入到五里雾中。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顺着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及党派分野.》篇中展开了想象。他说，白建卒于北齐未亡之前（注：白建卒于公元576年，北齐亡于公元577年），其生存期间，北齐与北周“东西并峙”，互为敌国。白建身为北齐“主兵之大臣”，绝不可能赐田在敌对国北周境内。基于这样的认识，陈寅恪先生推论出白居易的近祖并不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其近祖应该是北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农郡守”，因为北周的官员才有可能赐田在自己的国度里。陈寅恪先生还又进一步批评白居易为“攀异国之贵显”，竟使自己真正的先祖“横遭‘李树代桃’之厄”。
陈寅恪先生的推论延续并发扬了欧阳修的恶劣影响，如今的一些教授又秉持陈寅恪的说教，或在大学讲坛上，或在出版的《评说》与《评传》里跟着人云亦云，说什么白居易的近祖白建就是“靠不住”。
乍一看，陈寅恪先生的推论似乎有些道理，两国交兵，焉有一国在另一国赐田之理？白居易说白建赐田韩城根本就站不住脚。可是陈寅恪先生不一定知道，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 ）虽然立国都不到三十年，但在这二十多年里并不是年年刀兵相向。北魏自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为了统一北方，两国进行了十余年的战争。北齐和北周相继取代东魏和西魏后，两国间的战争少了许多，但是与其它国家的战争却相当频繁。当时，北齐和北周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惨烈，因此，对这两个国家而言，内需安定、外需求和自然就成了共识。
北齐与北周第一次正式交往是在公元568年。这年八月先是“齐请和亲”（见《周书》卷五），接着九月“周人来通和”（见《北齐书》卷八《后主纪》）。据史料记载，从公元568年到公元575年的八年间，两国使者相互出使就有十八次之多。在早以前，北齐武成帝高湛（561——564年在位）为了改善与北周的关系，曾派专人把北周权臣宇文护的母亲护送到长安（北周国都）。由以上所说可知，在一段时间里，北齐与北周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这就为赐田韩城于白建创造了条件。
北齐的文宣帝高洋在位十年（550——559），北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国力远强于北周。北周的孝武帝宇文邕深谋远虑，在国力弱于北齐时“韬光养晦”，利用与北齐交好作掩护，麻痹北齐，暗地里壮大实力，为以后消灭北齐积蓄力量。在这样的情势下，北周极有可能答应北齐赐田韩城于白建的要求。这样做，虽然眼前是吃了亏，但与以后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大业比起来，吃这点小亏能算得了什么！北周“韬光养晦”策略从北周君臣之间的谋划之中就可以看出来。于翼是北周的大臣，有一次上疏曰：“疆场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之也。不若解边严，减戍防，继好息民，敬待来者。彼必喜于温和，懈而少备，然后出其不意，举而山东可图”（见《周书》卷二十二）。意思是，战场上兵戈相向，不是上策，那样劳民伤财。上策是奉行和好政策，麻痹北齐意志，松懈北齐战备，等待时机消灭北齐。从“韬光养晦”角度来看，由此推断白建赐田韩城是极有可能的。正式会员4然而，这仅仅是根据北齐与北周两国的情势做出的推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韩城市苏东乡西金盆村出土了唐代白公济、白敬宗父子的墓志，终于使上面的推断变成了事实。
从白公济的墓志可知，他与白居易的曾祖父都是白温，白公济年长白居易六岁。墓志记载：“府君公济，字子捷，本太原人也。秦将武安君之苗裔”。白敬宗墓志记载：“府君七代祖建，齐中书令，赠司空，有功于齐，诏赐庄宅二所，在同州韩城县临汾乡紫贝里，府君所居者是也”。
两方墓志告诉人们，白建后裔中至少有一支已经安家韩城。如果没有白建赐田韩城，白公济父子的墓志又怎么会在韩城出土呢？
显然，白居易的近祖、“北齐五兵尚书”白建赐田韩城之说有一千多年前的墓志佐证，是靠得住的；欧阳修的不负责任的说辞、陈寅恪的极具想象的“推论”以及某些教授的人云亦云，没有事实依据，这些才是“靠不住”的。其实，白建“赐田韩城”之说，在白居易生前就得到朝廷官方的认可。大和九年（835年）十月，白居易遇疾不赴同州刺史任而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后，又晋封为冯翊县开国侯就是非常有力的佐证（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的夫人杨氏晋封为弘农县君，是以她的籍贯为封地的，这是惯例，白居易的晋封也同样如此）。
今天还有一些教授不仅跟着欧阳修、陈寅恪等人云亦云，而且随心所欲妄加解释，更加剧了白居易先祖的扑朔迷离。一些教授说什么李商隐是白居易的忘年交，却是最早怀疑白居易先祖的人，他在大中三年（849年）为白居易撰写墓碑铭时使用“公之世先，用谈说闻”这句话就是明证。这些教授割裂“公之世先，用谈说闻”与后面“肃代代优，布踪河南”的联系，把“用谈说闻”信口解释为“道听途说”，无端地说白居易的先祖是编造的。其实在古代“用”可当作“甭”来讲，“用谈说闻”的意思就是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今天经常说的“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把“公之世先，用谈说闻，肃代代优，布踪河南”连在一起才能全面理解李商隐的意思。这四句话的意思是，白居易的先祖，用不着多说大家都清楚，优秀人才辈出，他们的踪迹遍布河南。这些教授把“公之世先，用谈说闻”与后面的“肃代代优，布踪河南”割裂开来，抓住“用谈说闻”一句话就断言白居易的先祖是“胡编的”。如果真如这些教授解释的那样，白居易的先祖既然是编造的，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后面的“肃代代优，布踪河南”又该作何解释呢？其实，李商隐真的没有说错，白居易的受姓始祖白胜“理白邑，有大功德，民怀之，推为白公”（见白敏中墓志）；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先后担任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巩县令，一生都在河南做官；叔父白季轸任许昌县令期间，“约己以清白，纳人以简直，立事以强直”，使得许昌县“民用康，政用暇”，这一切难道不是“肃代代优，布踪河南”吗？一些教授靠断章取义和无端臆测去做学问，动辄就拿“胡编”这顶帽子打压古人，这种学风实在不可取。
这些教授的学风还可以从他们说白居易的先祖 “必然”是胡人的强词夺理里表现出来。
1970年10月，在河南省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出土了一方墓志，墓主是白敏中的女儿，志文是她的丈夫皇甫炜撰写，墓志开头写道：“夫人姓白氏，其先代太原人也。在春秋时，胜以勇果著；当战国际，起以英武闻。暨我唐受命，孝德以破虏安边，军功为最······”
志文中，“胜以勇果著”里的“胜”指的就是白胜，“起以英武闻”里的“起”指的就是白起，他们两个人都是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里追述的白氏先祖。“孝德以破虏安边，军功为最······”里的“孝德”，并不是白敏中的曾祖父白温（字孝德），而是当时龟兹国国王的长子白孝德。白温（字孝德）曾任朝清大夫，检校都官郎中，是个文职官员，不可能“破虏安边”， 更何况白温卒于唐高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安史之乱始于755年，即白温卒后的二十四年，一个已经作古的人又怎么会去“破虏安边”呢？龟兹国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乱时，曾带兵帮助唐军作战立下大功，被封为昌化郡王留在大唐。身为白敏中女婿的皇甫炜对白氏家世不懂装懂，把岳父白敏中的曾祖父白温与龟兹国的白孝德混同于一个人就做起墓志来。浙江大学某教授对掌握的资料不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科学分析，就在一篇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里大谈龟兹移民的东进和白氏家族的迁徙，说什么“由宰相表可知，白敏中和白居易的曾祖父同为白温，白氏墓志和宰相世系表将 白居易和白敏中的远祖追叙为秦将白乙丙、白起和楚公族白胜，这是白氏后裔攀附上古名人、用以光耀门楣的弊病所致，不能当真。”某教授还引用《北梦琐言》和《摭言》说：“白敏中既是‘蕃人’、‘十姓胡中第六胡’，与白孝德同氏族，则白居易必然也是龟兹移民的后裔”，“有关白氏的家世，皇甫炜必然是从其岳父白敏中那里得来”，“白敏中说自己是白孝德的本家，必然是事实。 
正式会员4短短几句话，某教授竟然连用了三个“必然”，果真是“必然”吗？
龟兹国的白孝德生于公元714年，白温生于公元671年，白温年长龟兹国的白孝德四十三岁，足可以称得上是白孝德的父辈，根本不是同一代的人。龟兹国的白孝德与白温的儿子白鏻（公元699年生）和白鍠（公元706年生）年龄相仿，才是同一代人。如果真如这位教授说的“白敏中说自己是白孝德的本家，必然是事实”，那么，白孝德该放在白敏中先祖的哪个位置上？是曾祖父，还是祖父？放在曾祖父的位置上，白温该放在何处？放在祖父的位置上，白鏻该放在何处？白敏中的墓志记载得很清楚“曾祖温······祖鏻······”，白孝德既不可能是白敏中的祖父，更不可能是白敏中的曾祖父，凭什么说白敏中“与白孝德同氏族”?又凭什么说“白居易必然也是龟兹移民的后裔”？既然白敏中不可能“与白孝德同氏族”，既然白居易不可能“也是龟兹移民的后裔”，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宋代初年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所云“近日中书尽是蕃人”是不真实的；五代王定保《摭言》卷十三记载的白敏中说自己“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不足征信。因为假如孙光宪和王定保所说属实，那么，龟兹国的白孝德“必然”要在白敏中和白居易的先祖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这位教授对白居易的家世了解得实在是不多，他在大谈龟兹移民的东进与白氏家族的迁徙时说，白居易从小就生长在下邽。这话就说得太离谱了，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十一岁离开新郑从父白季庚徐州别驾任所，第二年又避难越中，他怎么会从小就生长在下邽呢？不掌握充分的资料就盲目下肯定的结论，焉有不出错之理？
回顾自五代至今有关白居易先祖的各种说法，不能不使人感慨万端：做学问者尤其要细之又细，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对待古人绝对要慎之又慎，万万不可人云亦云。主观武断、妄自臆测，甚至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既愧对先辈又贻害今人，是万万不可取的啊！
至于白居易的先祖，不光白居易如是说，比白居易早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其他白氏族人也如是说。略举三例如下：
1984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千唐志斋藏志》一书载有《唐故中大夫行太子内直监白府君（羡言）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白羡言志》）。该志云：
君讳羡言，唐之闻人也。昔天命祝融，制有于楚。洎王熊居太子生胜，避地于吴，锡号白公，爰命氏矣。胜孙起适秦为良将，爵武安君。…..后十五叶生建，仕齐为中书令，赠司空公。
由《白羡言志》可知，白羡言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 年。“享年七十”，可推知他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白羡言比白居易早出生一百二十八年，卒后五十九年白居易才出生。
《唐代墓志汇编》上册载有《大唐故汴州封丘县令白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白知新志》），原石现藏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其志文云：
公讳知新，太原晋阳人也。自楚王开国，代济其美。白公受县，不陨其名。……高祖建，北齐司空。
由《白知新志》可知，白知新卒于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春秋六十一”，可推知他出生于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白知新比白居易早出生一百十七年，卒后五十七年白居易才出生。
此外，还有《大唐故可左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白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白知礼志》）。该志云：
君讳知礼，，字 崇敬，，岐邑郿人也。其先武安君之苗胤。
由《白知礼志》可知，白知礼卒于唐玄宗“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春秋六十有一”，可推知他出生于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白知礼比白居易早出生九十八年，卒后三十八年白居易才出生。
由以上墓志可知，白居易并没有“胡编”祖先，他关于先祖的记述，不过沿袭了前辈的说法而已。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静安即王国维，1877…..1927）中谈及文史考据方法时指出，要“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以上几方墓志就是一千多年前的“地下之实物”；白居易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就是一千多年前的“纸上之遗文”，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不是很好地“互相释证”吗？造成白居易先祖扑朔迷离的原因不是昭然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