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十年（815年），在唐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当朝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头头李师道派人暗杀。这是自古以来第一例宰相被杀事件，白居易义愤填膺，在第一时间上疏宪宗，强烈要求捉拿凶手一雪国耻。白居易这一为国为民的正义之举，却被一些当权者当作报复打击的借口，唐宪宗偏听偏信，先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接着又追诏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对于这场震惊朝野的大事，第二年白居易在他写给好友杨虞卿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贬官的诏旨已经下达，我明天就要出京东行。心中满是不平，所以写这封信想把委屈向阁下倾诉。去年六月，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亲眼所见，震撼之大，无以言表。当时武丞相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全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满朝文武震惊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据我所知，有史以来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运，真实太令人愤怒了。无论是谁看到右丞相的惨状，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该闭口不言，更何况我还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时分咽得气，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两天之内，全城皆知。那些不高兴我这样做的人，有的造谣中伤，有的说我这样做是大错特错，都说：丞相、尚书、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等对武丞相被杀一事还没有上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个小小的赞善大夫为何如此多事呢？我听到这些话，心中更是无法平静。我固然官职卑微，而朝中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当即进一奏疏，说这是忠诚，是义愤，也不为过，至少我这样做问心无愧！若说这是张狂，是虚妄，我又能辩解什么呢？如今因为这事获罪，您以为我又能如何？更何况还不是以这件事定的罪呢？”白居易在信中不但叙述了事件的原委，表达了自己悲愤且无奈的心情，同时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时给他定的罪名并不是上书要求缉拿杀人凶手一事，因为就是再昏的君王也不能把这个罪名拿到桌面上来，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些人别有用心，污蔑白居易母亲看花坠井死，反作《看花》、《新井》诗，其行为大逆不孝有伤名教。白居易到底写没写《看花》、《新井》诗？据保存在河南洛阳白碛村的《乐天后裔白氏世传家谱》记载，御史中丞裴度事后曾做过调查，肯定《看花》及《新井》诗是白居易在周至县尉任上所作，根本不是在他母亲坠井死后所作。     白居易“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见《白居易集》第271页《江南谪居十韵》）委屈、愤怒、无奈，带着无中生有编制出来的罪名，白居易来到江州作了司马。司马本是州刺史属下 掌管军事的副职，但白居易时代的司马，不过是承袭旧制而已，而且多是安排那些由京官迁谪外地者，实际上成了一种冗员散职的性质了。贬谪江州，青衫泪湿，这无疑对白居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是别一样的收获。江州司马任上的白居易回顾为官之路的坎坎坷坷，思想不能说没有发生变化。对于他来说，文章就是一把双刃剑，他意识到自己“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自此以后他的诗歌少了对黑恶势力的揭露，少了为穷苦百姓的呐喊，就是思想发生变化的明证。客观地说，这种变化并不是白居易有意为之，恰恰是当权者打压造成的。白居易因为贬谪心里有怨气是自然的，甚至有时发发牢骚，说什么“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也是难免的。您想啊，自己一片忠心为社稷，反倒落个被逐出京城的下场，这放在谁身上能受得了？至于说“匡庐更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要隐居山林，那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在江州，白居易确实过着悠闲野逸的日子。然而，如果真把白居易在江州的这些日子看成是他从此走向委靡，其实是错怪了他。虽说自此以后白居易基本上停止了讽喻诗的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居易放弃了“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江州之贬的打击并未泼灭白居易“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白居易深信，只要坚持下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是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放言五首〉其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其三》）。就表现了诗人始终如一的坚定的信念。在他即将离任赴忠州，在总结在江州任上的生活时说：“一志忧惶，四年循省。昼夜饮食，未尝敢安”（《忠州刺史谢上表》），表明他并未主动远离政治，对司马一职是尽职尽责的。例如，这位耽于山水的司马直到上任后第二年秋天才有时间游观近在咫尺的庐山。谪居期间他作的《登郢州白雪楼》、《东南行一百韵》等诗就一再表现出对淮西叛乱和朝廷的关注。“闻停岁仗轸皇情, 应为淮西寇未平。不分气从歌里发, 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这首诗的诗里诗外充溢着诗人壮心不已的用世志向，这显然不是一个思想陷于消极的诗人所能写得出的。当他听到在宪宗的指挥下淮寇初破的消息时，在《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中十分羡慕李景俭以行军司马参战。白居易写道：“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对自己的不能参与建功感到遗憾，我们只要认真地读一读他在江州写下的那篇振聋发聩的《与元九书》，就知道白居易谪居江州使他改变了许多对世界对世道的看法，他是用另一种态度在重新审视和对待生活，他在换一种方式诠释他一以贯之的理想和抱负。他写道：“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世道是这样的世道，皇帝是这样的皇帝，做一只雾豹，做一只冥鹏，总比在浑浊的政治旋涡中狗苟蝇营要好吧。白居易在江州的作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时之不来也······寂兮寥兮，奉身而退”，实际上他是在等待时机。江州贬谪，青衫泪湿，是仕途的挫折，更是一种磨砺，一种积蓄，他在纵情山水的同时一旦“时之来也”，就要把积蓄的能量完全释放出去，“勃然突然，陈力以出”。白居易经受住了贬谪江州的打击，兼济之志的根在他的心中越扎越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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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和十年（815年），在唐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当朝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头头李师道派人暗杀。这是自古以来第一例宰相被杀事件，白居易义愤填膺，在第一时间上疏宪宗，强烈要求捉拿凶手一雪国耻。白居易这一为国为民的正义之举，却被一些当权者当作报复打击的借口，唐宪宗偏听偏信，先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接着又追诏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对于这场震惊朝野的大事，第二年白居易在他写给好友杨虞卿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贬官的诏旨已经下达，我明天就要出京东行。心中满是不平，所以写这封信想把委屈向阁下倾诉。去年六月，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亲眼所见，震撼之大，无以言表。当时武丞相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全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满朝文武震惊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据我所知，有史以来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运，真实太令人愤怒了。无论是谁看到右丞相的惨状，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该闭口不言，更何况我还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时分咽得气，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两天之内，全城皆知。那些不高兴我这样做的人，有的造谣中伤，有的说我这样做是大错特错，都说：丞相、尚书、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等对武丞相被杀一事还没有上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个小小的赞善大夫为何如此多事呢？我听到这些话，心中更是无法平静。我固然官职卑微，而朝中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当即进一奏疏，说这是忠诚，是义愤，也不为过，至少我这样做问心无愧！若说这是张狂，是虚妄，我又能辩解什么呢？如今因为这事获罪，您以为我又能如何？更何况还不是以这件事定的罪呢？”白居易在信中不但叙述了事件的原委，表达了自己悲愤且无奈的心情，同时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时给他定的罪名并不是上书要求缉拿杀人凶手一事，因为就是再昏的君王也不能把这个罪名拿到桌面上来，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些人别有用心，污蔑白居易母亲看花坠井死，反作《看花》、《新井》诗，其行为大逆不孝有伤名教。白居易到底写没写《看花》、《新井》诗？据保存在河南洛阳白碛村的《乐天后裔白氏世传家谱》记载，御史中丞裴度事后曾做过调查，肯定《看花》及《新井》诗是白居易在周至县尉任上所作，根本不是在他母亲坠井死后所作。     白居易“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见《白居易集》第271页《江南谪居十韵》）委屈、愤怒、无奈，带着无中生有编制出来的罪名，白居易来到江州作了司马。司马本是州刺史属下 掌管军事的副职，但白居易时代的司马，不过是承袭旧制而已，而且多是安排那些由京官迁谪外地者，实际上成了一种冗员散职的性质了。贬谪江州，青衫泪湿，这无疑对白居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是别一样的收获。江州司马任上的白居易回顾为官之路的坎坎坷坷，思想不能说没有发生变化。对于他来说，文章就是一把双刃剑，他意识到自己“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自此以后他的诗歌少了对黑恶势力的揭露，少了为穷苦百姓的呐喊，就是思想发生变化的明证。客观地说，这种变化并不是白居易有意为之，恰恰是当权者打压造成的。白居易因为贬谪心里有怨气是自然的，甚至有时发发牢骚，说什么“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也是难免的。您想啊，自己一片忠心为社稷，反倒落个被逐出京城的下场，这放在谁身上能受得了？至于说“匡庐更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要隐居山林，那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在江州，白居易确实过着悠闲野逸的日子。然而，如果真把白居易在江州的这些日子看成是他从此走向委靡，其实是错怪了他。虽说自此以后白居易基本上停止了讽喻诗的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居易放弃了“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江州之贬的打击并未泼灭白居易“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白居易深信，只要坚持下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是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放言五首〉其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其三》）。就表现了诗人始终如一的坚定的信念。在他即将离任赴忠州，在总结在江州任上的生活时说：“一志忧惶，四年循省。昼夜饮食，未尝敢安”（《忠州刺史谢上表》），表明他并未主动远离政治，对司马一职是尽职尽责的。例如，这位耽于山水的司马直到上任后第二年秋天才有时间游观近在咫尺的庐山。谪居期间他作的《登郢州白雪楼》、《东南行一百韵》等诗就一再表现出对淮西叛乱和朝廷的关注。“闻停岁仗轸皇情, 应为淮西寇未平。不分气从歌里发, 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这首诗的诗里诗外充溢着诗人壮心不已的用世志向，这显然不是一个思想陷于消极的诗人所能写得出的。当他听到在宪宗的指挥下淮寇初破的消息时，在《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中十分羡慕李景俭以行军司马参战。白居易写道：“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对自己的不能参与建功感到遗憾，我们只要认真地读一读他在江州写下的那篇振聋发聩的《与元九书》，就知道白居易谪居江州使他改变了许多对世界对世道的看法，他是用另一种态度在重新审视和对待生活，他在换一种方式诠释他一以贯之的理想和抱负。他写道：“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世道是这样的世道，皇帝是这样的皇帝，做一只雾豹，做一只冥鹏，总比在浑浊的政治旋涡中狗苟蝇营要好吧。白居易在江州的作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时之不来也······寂兮寥兮，奉身而退”，实际上他是在等待时机。江州贬谪，青衫泪湿，是仕途的挫折，更是一种磨砺，一种积蓄，他在纵情山水的同时一旦“时之来也”，就要把积蓄的能量完全释放出去，“勃然突然，陈力以出”。白居易经受住了贬谪江州的打击，兼济之志的根在他的心中越扎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