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820年）夏，白居易自忠州刺史迁调入京，不仅结束了自元和十年（815年）以来“自先朝黜官以来，六年放弃”的生活，而且步步高升，如日中天。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唐宪宗暴卒，太子李恒在宦官梁守谦的支持下即位，开始了穆宗时代。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时，与穆宗有师徒之情，穆宗欣赏白居易的文采，上任后立马将任忠州刺史才一年多一点的白居易调到自己身边当笔杆子使。 顺利返归京城预兆着时来运转，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白居易和他的家人喜事可谓接连不断。      大约从元和十五年（820年）七月起，白居易入朝担任“南宫郎”，半年后，即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被任命为重考定科目官，随即又于当月二十八日改官主客郎中、知制诰。在《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一诗中，白居易直露地表达了喜极而悲的感喟：“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鬓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长庆元年（821年）二月，白居易购买新昌里宅第，虽然“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但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看来，白居易这回要在京城长期住下去。三月，充重考试进士官，覆试礼部侍郎钱徽主试下及第进士郑郎等十四人；四月以后，白居易接连加朝散大夫、著绯，又转上柱国。在《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一诗中，白居易畅抒了名遂身贵的喜悦心情：“紫薇今日烟霄地，赤岭前年泥土身。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且惭身忝官阶贵，未敢家嫌活计贫。柱国勋成私自问：有何功德及生人？”      喜事一件接一件，长庆元年秋天，还有三、四件令白居易亦颇感欣慰的事情。      第一件是其弟白行简入朝为左拾遗。在《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一诗中，表达了惊喜不已、相誓酬恩的心情：“尔随黄阁老，吾次紫微郎。并入连称籍，齐趋对折方。斗班花接萼，绰立燕分行。近职诚为美，微才岂合当？纶言难下笔，谏纸易盈箱。老去何侥幸，时来不料量！唯求杀身地，相誓答恩光。”      第二件是其妻杨氏授弘农县君。白居易在《妻初授邑号告身》一诗中戏谑道：“弘农旧县受新封，钿轴金泥告一通。我转官阶常自愧，君加邑号有何功？花笺印了排窠湿，锦幖装来耀手红。倚得身名便慵堕，日高犹睡绿窗中。”      第三件是白居易义辞田布馈礼之事。八月中下旬之交，白居易奉命宣谕除田布魏博节度使，田布以五百匹绢酬谢。白居易据实陈奏后，皇帝派人令其承受。白居易在八月十三日的《让绢状》中，不仅谢绝了圣恩，且详陈了其所以抗命不受的理由，以自己的义举和风范为革除时弊、重振朝纲树榜立样，想必对白居易来说，是件令其心安理得、倍感坦荡的事情。     第四件是十月十九日正拜中书舍人。《旧唐书》载：“（长庆元年冬十月）壬午，以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为中书舍人。”           接二连三的封官晋爵，让白居易非常欣慰，这正如他在《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一诗中所云：“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园外买闲田。……”     尤其是“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 白居易心里一定明白中书舍人权位之尊崇，他从忠州刺史任上返还京城，在仅只两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逐臣迅速过渡到朝中重臣，实际上开始了他入仕以来的第二个辉煌阶段，前景一片光明，他怎么会轻言放弃呢？      然而，长庆二年（822）七月，亦即返京任职两年后，白居易便罢中书舍人自请外任杭州刺史，再次踏上了远离京城之路，这究竟是为什么？        《旧唐书》云：“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                                       从上面这段话里可以知道几点：第一，文字之职，首选就是白居易。但朝廷仅只把他当作一般文职人员对待，他的才能并没有得到发挥。第二，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幽州军乱，囚禁节度使张弘靖，朱克融被叛将推为留后。与此同时，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节度使田弘正，自为留后，并盗杀朝廷命官，攻占冀州城池。为平息叛乱，朝廷调兵遣将：八月，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充幽、镇两道招讨使；十二月，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诸军节度使，讨击王庭凑。但是，讨伐叛军不仅耗费巨大，且师久无功。对此局面，白居易先后三次上书论河北用兵事，请求罢兵。特别是《请罢兵第三状》更是言辞切切，要么“臣合得罪”，要么“陛下罢兵”。然而，令白居易痛感失望的是，他的一腔忠诚换来的居然是毫无回响的漠然置之。白居易的《初罢中书舍人》一诗就反映了这种失望之情。诗中写道：“自惭拙宦叨清贯，还有痴心怕素餐。或望君臣相献替，可图妻子免饥寒？性疏岂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济事难！分寸宠光酬未得，不休更拟觅何官？”“性疏”与“命薄”实际上就是说自己的意见不被重用。又如《杭州刺史谢上表》云：“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臣谬因文学，忝厕班行；自先朝黜官以来，六年放弃；逢陛下嗣位之后，数月征还。生归帝京，宠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诰；未周岁，正授舍人。出泥登霄，从骨生肉；唯有一死，拟将报恩。旋属方隅不宁，朝廷多事；当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输肝写胆之时。虽进献愚衷，或期有补；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犹自知，况在天鉴？”一边是对从贬谪之地生归京城、步步擢升的感激，一边却又是对朝政乖舛、忠而不用的感喟，凸显出白居易不忍离去又不得不离去的痛苦心路历程。还有一件令白居易同样感到失望的事是牛李党争。在白居易担任中书舍人期间，卷入此一时期权力之争的两位主要人物，一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另一位是白居易钦佩和尊崇的朝廷重臣裴度。李逢吉利用元、裴间的不和，故意制造矛盾——令人状告元稹曾遣人刺杀裴度。后虽查无所据，但朝廷还是将裴度与元稹一同罢相。《旧唐书》载：“（长庆二年六月）甲子，司徒、平章事裴度守尚书右仆射，工部侍郎、平章事元稹为同州刺史。”元、裴二人同为白居易倚重的好友、知己，他们因不和而终致两败俱伤的结局，对白居易立足朝堂的信心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是走还是是留？白居易肯定经历过痛苦的选择。白居易深知继续在朝廷干下去，朝廷信不过自己，终究也干不出名堂；愈演愈烈的牛李党争又使人左右为难，他更不愿掺和到其中。思虑再三，白居易宁愿放弃庙堂高位，也要离开长安。于是，毅然自求外任，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   付兴林先生认为，白居易在由司门员外郎到中书舍人的两年朝廷生活中，经历了兴奋、期望到怨忧、失望再到厌倦、绝望的裂变过程。这话很有道理。            自求外任对于白居易来说，的确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舍此，没有其它办法。白居易心里也明白，庙堂里不能施展自己，地方上还是可以的，而且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和经验。他说：“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甿俗苏。”（《东坡种花二首》）在忠州刺史任上，短短十七个月，就已经把种树的经验运用到“养民”上来，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他自求外任的勇气和信心。        赴杭途中，白居易在《舟中晚起》这首诗中曾写道：“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与他在《杭州刺史谢上表》里表达的“惟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的决心完全是两回事。从中可以看出，他说‘忧国朝廷自有贤’，言外之意是说它自己不是贤人，已经“无用”了，以后就只能“冷吟闲醉”了，表面看只不过是牢骚话而已，实际上他是在低调处理自求外任这件事。随着政局和处境的不断变化，白居易也在有意针对政治处境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兼济天下”的方式，通过改变方式，将兼济天下的理想变为兼济一方的实际行动和爱民利民的具体成果。用今天的话讲，也算是与时俱进了。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之举，仍是其积极用世的一种表现，是探索实现兼济理想的新途径。他在杭州刺史任上虽说历经三个年头(公元824到846年)，实则只有二十个月。时间不长，但白居易勤政清廉心系生民，为杭州百姓办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得到了杭州人们的拥戴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