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索氏家族的婚姻关系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古代宗族社会中，姻戚关系不但是维击种族的必要途径，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划分等级的标准。通过考察敦煌大族间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窥知敦煌大族势力的消长，政治风云的变幻以及社会习俗的变迁。
　　如前所述，唐代世家大族虽然已经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望族，但仍然是影响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一股强大力量，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人们争相与之联姻。索氏被称为“礼乐名家”，是魏晋以来最合乎人们标准的一个门阀望族，敦煌大族争相与之联姻，共同形成敦煌地区的上流社会，享受政治特权。
　　根据对有关资料的统计，索氏家族中有可考婚姻关系二十五例。索氏频繁地与张、曹、宋、李、氾、阎等敦煌望族通婚，形成身分内婚姻。
　　张氏　张氏为敦煌地区最有势力的大族，以南阳、清河两望最为显贵。南阳张氏即张议潮一族，执掌归义军政权长达六十年。清河张氏为汉司隶校尉张襄之后，在敦煌地区也很有影响。索氏家族通过与张氏家族的世代联姻，结成相互支持、相互依托的政治夥伴关系，成为张氏归义军政权的重要支持力量。
　　索氏与张氏婚姻关系中可考者共八例，其中与清河张氏联姻一例，与南阳张氏联姻共三例，姓望不可考者四例。张氏与索氏门当户对，张、索联姻是典型的政治婚姻。
　　张、索联姻较早见于吐蕃时期所开莫高窟一四四窟供养人题名。该窟窟主为前提索氏家族成员龙藏。窟内主室东壁门上方女供养像题名为：
　　亡母清河张氏供养。
　　由此可见，龙藏父娶妻清河张氏。又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云：
　　大兄嫁女二：一氾家，一张家。
　　齐周嫁女二：一张家，一曹家。
　　索龙藏父娶妻张氏，龙藏及其兄又嫁女张氏。
　　晚唐第十二窟为索氏家窟，窟主为前提索义辩。该窟西壁龛下供养人像列第八身题名为：
　　侄男新妇张氏一心供养。
　　同列第九身题名：
　　侄男新妇张氏一心供养。
　　前文名提索义辩有两侄忠信、忠顗，这两位“侄男新妇”可能是忠信、忠顗之妻。此为索、张联姻一例证。
　　索、张婚姻法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索勋家族与张议潮的婚姻关系，即张议潮娶妻索氏，张氏议潮嫁女索勋，张淮深之女嫁给索勋之侄。
　　张议潭娶索氏女：莫高窟第九十四窟为张淮深所开功德窟，该窟主室南壁中段供养人像列题名：
　　母□（武）威郡太夫人巨鹿索氏一心□□
　　张淮深称“巨鹿索氏”为“母”，则张议潭夫人为索氏。又p.2762号《张氏修功德铭》为张淮深修建第九十四窟的功德记，文中称其母为“巨鹿郡索氏，晋司徒靖十七代孙”，这也说明张议潭妻为巨鹿索氏。
　　索勋娶张议潮女：<索勋纪德碑>明确记载索勋为张议潮女婿，p.3126 号《还冤记》写本上端页边小字题记：
　　中和二年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以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觉僧设统以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细，故记于纸。
　　尚书指张淮深，索中丞以下三女夫指索勋、李明振等人。上文记载了张淮浴功德窟——九十四窟营造完毕后，镌刻功德碑并设宴庆祝的情景。索勋参与张氏家窟的营建活动，这一点反映出索氏与张氏的密切关系。
　　张淮深女嫁宗勋侄：p.3556号<张氏墓志铭>云：“皇考讳淮深，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特进、检校司徒、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娘子］出适巨鹿索公讳私，即前归义军右马步都押衙、检校工部尚书、轻车都尉、沙州衙内都押衙。”“娘子七十有四，于广顺四年甲寅岁九月二十日殒逝于定难坊私第也”。
　　据钱伯泉考证，索勋曾统领过定难军，为平定祸乱立下功劳，因此标其居住的坊为“定难坊”（注释：钱扔泉《为索勋篡权翻案》，载《敦煌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张氏居住在定难坊，那么其夫索都衙必为索勋亲属。索勋又是张淮深的姐夫或妹夫，淮深女应嫁索勋侄。这位索都衙地位极显，应是索勋近亲。由此可见，张淮深之母为索氏，其堂妹及其女均出适索氏。索、张两家三代联姻，相互依托，极为亲密，是典型的身分内婚姻。
　　索氏与曹氏婚姻：曹氏本非沙州旧族，是唐代后期才崛起的军事显事，其地位自然无法与张、索、阴、氾等敦煌老牌世族相比。然而，在后梁时期，其家族势力骤然增，曹议金接管瓜沙归义军政权，祖纱三氏相继执掌归义军政权长达百年。曹氏家族的骤然崛起固然是由曹议金本人的政治才干决定的。但也与曹、索联姻，从而和是到索氏和张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曹、索联姻共有五例。
　　曹议金娶索勋女：莫高窟九十八窟为曹议金所开功德窟，此窟甬道北壁第一身男供养人像题名为：
　　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食邑二□户实□伍百户……上柱国南阳……。
　　贺世哲认为这个“外王父”就是张议潮，即曹议金妻索氏的外祖父，曹议金妻为索女，因此才会把索勋的供养像画在第九十八窟甬道北壁，列于张议潮、张淮深之后，居第三位（注释：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甬道壁第三身男供养像题名为：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巨鹿郡索讳勋一心供养。
　　曹议金娶索勋为妻，由此与张议潮家族攀扯上关系，得到这两家用“龙沙州鼎族”的支持，抬高了他在敦煌地区的声望。所以，曹议金将张议潮、张淮深、索勋这几位实力派人物的画像列在地位尊贵的确北壁，籍以光耀门楣，抬高身价。在张氏政权内外交困之时，曹议金理所当然被推上节度使的宝座。
　　曹元忠姐妹嫁与索氏：莫高窟五十五窟为曹元忠的功德窟，该窟南壁东端供养人像列第六身题名为：
　　外甥小娘子索氏一心……。
　　元忠既称索氏为“外甥”，他一定有姊妹与索家。
　　曹元忠史弟娶索氏女为妻：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为曹元忠功德窟，该窟北壁供养人像列东向第十一身题名：
　　嫂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
　　元忠既称索氏为嫂，他必有兄娶索氏女。据姜亮夫推测，曹元德娶妻索氏（注释：姜亮夫《唐五代瓜州张曹两世家考》，载《中国文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此外，此窟中北壁供养人像列东向第十身题名：“□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可见曹氏家族中有又有娶索氏女。
　　五代第九十八窟北壁东端供养人像列东向第四身题名为：
　　新妇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
　　索氏家族又有人嫁与曹氏。
　　从以上对张索、曹索婚姻关系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索氏家族与张氏、曹氏的联姻中，政治利益是决定其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张、曹两代相继执掌归义军政权都离不开索氏家族对他们的支持。
　　索氏与阎氏联姻：敦煌阎氏望称太原，是敦煌地区的古老大姓，p.3630号<阎会恩和尚邈真赞并序>称其家放秋“西裔高枝，实敦煌之大荫”。阎氏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者颇多，有阎者衙、阎都头、阎兵马使等。p.4649号、p.4525号、p.4373号、p.2040号都提到阎家或阎家庄。阎氏家族中归义军时期势力较为显赫，索阎联姻是索氏家族的势力发展乃至代替张氏出任节度使的重要条件。
　　索氏与阎氏婚姻关系可考者共二例。p.3410号<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据>末尾署名有“表弟大将阎英达”　，可见崇恩家与阎氏有姻戚关系。阎英达是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在敦煌地区颇有影响后位人物，先后担任部落使、大将军、瓜州刺史等职。此外，莫高窟第一四四窟东壁上排供养人像列南向第一身题名：“姑母阎氏一心供养”，可见索龙藏家与阎氏也有姻戚关系。
　　索氏与阴氏联姻：阴氏望称武威，与索氏同列“凉州郡姓”的九姓之中。阴氏也是敦煌望族，在吐蕃归义军政权中任职者颇多，有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伯伦，都押衙阴文通、常乐县令阴善雄等人。阴海晏曾担任僧统。敦煌文书s.2425号、s.1519号记有阴家庄，s.1053号、s.3165号记有阴婆庄。阴氏在归义军时期势力的很盛，频频与索、张、曹等家族联姻。
　　莫高窟二三一窟是阴嘉政为其父阴伯伦与其母索氏修建的功德窟，该窟东壁门上方中央供养人题名为：
　　亡慈妣敦煌录事孙索氏同心供养。
　　p.4640号<阴处士碑>为阴嘉政开建第二三一窟的功德碑，其中云：“慈母索氏，通海镇大将军之孙。”即前提索恪之孙。
　　此外，p.3774号<丑年（西年八二一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中“龙藏曾娶妻阴二娘”，索龙藏妻为阴氏。
　　索氏与杜氏联姻：杜氏望称京兆，是敦煌地区另一名族。s.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将其列于京兆四十姓第二。杜氏家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势力大，地位高，曾在人出任都督之职。归义军时期，京兆杜氏势力虽不如以前，但仍不愧为一望族，影响颇大。
　　索氏与杜氏联姻见载于p.4986号<京兆杜氏邈真选赞>，称杜氏为“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殿中侍御史勾当沙州要（水）司都渠泊使巨鹿索公故妻”，索押衙娶妻杜氏。
　　索氏与宋氏联婚：宋氏望称广平，也是敦煌大族。索氏与宋氏联婚可考者一例。前提莫高窟晚唐一四四窟是索龙藏所建家窟，西藏龛化侧坛南壁五代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二身题名为：“伯母宋氏一心供养”，索氏与宋
氏也有婚姻关系。第一九六窟为宋氏家窟，南壁西向第六身左下方男供养人像题名：
　　弟子宋文君敬画菩萨四躯
　　一为慈母二为已息已亡索氏娘子。
　　索氏与宋氏联姻共此二例。
　　索氏与李氏联姻：李氏望称陇西，也是敦煌的一大望族，索氏与李氏联姻见戴者仅一例。莫高窟一四八窟为李明振所开功德窟，该窟西壁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三身题名：
　　故甥将仕郎守沙州司马□……索□鼎供养。
　　李明振称“索□鼎”为外甥，李明振家族与索氏应当有婚姻关系。
　　康氏　　敦煌康氏为粟特人后裔。p.6497号<辛丑年酒帐>记载有康家店，当是康姓人的聚落。康氏在吐蕃时期很受重用。最义军时期，除瓜州刺史康使君外，还有肃州防戌都营田康使君（s.2589号）康指挥（p.2032号）、都知兵马使康通信（p.4660号）、兵马使康员进（p.3051号）。前揭一四四窟东壁门南侧供养大像列北向第一身题名：
　　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对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唐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发祥□（弟）一心供养
　　可见索龙藏家与康氏有婚姻关系。
　　敦煌索氏与慕氏、氾氏、成氏、邓氏均有姻戚关系。索氏与慕容氏联姻见于五代第五十三窟，该窟为慕容氏家窟，供养人像列第五身题名为：“妹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索氏与成氏联姻见于隋代六十七窟，该窟供养人题名中成陀罗“妻索玉恩供养”。索氏与邓氏、氾氏的联姻均见于前提一四四窟供养人题名。
　　索氏家族与张、曹等家族姻戚关系见附表。
　　从上表可知，索氏家族与张、曹两姓通婚最为频繁，分别是八次和五次，而与其他家族通婚次数不多。考虑到张、曹两族地位显赫，索氏与他们联姻，政治依靠为主要因素。而阎、阴、杜、李、宋、氾、邓氏都为敦煌老牌大姓，文化素养较高，政治地位显赫，索氏与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典型的身份内婚姻。粟特人在敦煌地区的历史并不悠久，但他们在经济上很有实力（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索氏与他们联姻，主要是出于经济果上的考虑。
　第三节　　　索氏家族在佛教界的活动
　　从西晋到隋唐时期，敦煌一直是一座传统的佛教城市，寺窟林立，“硕德高僧，接踵连行”。在唐代中国，佛教发展到极盛阶段，开始向世俗化、大众化方几转变，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敦煌作为丝路重镇，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佛教更是繁盛，莫高窟兴盛就体现了这一盛况。吐蕃占领，使敦煌避过了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佛教寺院数目、僧尼人数有了很快的增长，佛教教学水平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归义军历任节度使都扶佛教的发展，尤其是曹元忠兄弟更加信佛，大开佛龛，大量施舍。在地方统治者的倡导下，敦煌佛教事业非常兴盛，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敦煌佛教的发展与敦煌民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敦煌大族更是佛教发展的有力支柱。莫高窟中许多大窟都是由当地豪族出资修建，如初唐第九十六窟就是阴氏家窟。敦煌藏经洞中相当一部他文书出自敦煌大族之手。敦煌僧界要职多由张、索、李、安、唐、康等大族把持。敦煌大族是佛教界一支重要的控制力量。
　　敦煌索氏被称为“龙沙鼎族”，地位显赫，名人辈出，影响深远。他们在敦煌佛教界颇有势力，这是他们在世俗社会中的势力的补充。
　　敦煌僧尼数量很大，在总人口中比例较高，其中有许多大族子弟。索氏家族中僧尼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各寺院，奠定了索氏在敦煌佛教界影响的基础。s.2709号<吐蕃辰年（一八八）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辨牒（算使勘牌子历）>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对当地僧尼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其中，记载辰年三月五日版式算使论悉诺罗检牟敦煌诸寺僧人名目，索氏僧人有永安寺索光证、索处净，开元寺索善来、索离喧，灵修寺索了性、索变船、索广川，普光寺索普证、索善行、索悟智、索无念、索普岩、索普满、索广净、索真净、索悟真、索胜缘、索妙性、索善性、索善胜、索香岩、索真意。这一次口统计共计有僧尼三百一十名，其中，索氏二十四名。在僧尼总数中占百分之七。而索氏人口占八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居民人口数的百分之六（注释：（日）池田温《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载《东洋史研究》，二四一三，一九六三年。），僧尼的比例数比它在总人口的比例数高出一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索氏家族在宗教界人数较多，势力较大。
　　从莫高窟供养人题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索氏僧尼人数众多，在佛教界基础雄厚，影响甚大。莫高窟一四四窟为索龙藏为其家族所开功德窟，窟内供养人画像共三十幅，其中僧尼画像共九幅，占该家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弱，比例很高。这些僧尼中但任教职的者共五人，有“妹画修寺主比丘善……”、“妹尼普光寺律师玗相一心供养”、“妹尼普光寺都维证信一心供养”，僧有人“管内释门都判官职任龙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释门龙兴寺上座□□一心供养”。索氏人物控制著这几所寺院。
　　佛教是由印度优传入的宗教，它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很大冲突。例如，佛教规定教徒只拜佛，不拜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相悖。在唐代，佛教进一步向中国化发展，与传统封建思想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前揭s.2669号<年代未详（八一五～八七０年）沙州诸寺尼籍>中所载尼姑都指明其姓氏。龙藏所开莫高窟一四四窟明确指出他为纪念先辈而出资造窟。佛教界与世俗社会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敦煌佛教界的势力是世俗家族势力的延伸，体现著家族的利益。
　　从敦煌文节和莫高窟供养人题名来看，无论在吐蕃统治时期还是归义军时期，索氏家族成员充斥于敦煌佛教界，担任各级僧职。
　　僧统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最高僧职，可以和节度使平起平坐，受到广泛的尊重。索氏家族有一位僧统，见于p.4120号<壬戌年～甲子年（西元九六二～九六四年）布褐等破历>：
　　布肆尺五寸，索僧统亡吊孝及王上座用。
　　据荣新江推测，这位索僧统为副僧统（注释：荣新洒《归义军时期的佛教与佛教界》，载《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藉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吐蕃统治时期，都教授为佛教教团最高领袖，据郑炳林推测，索崇恩担任此职（注释：郑炳林《“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四七～一七八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p.5579号<教授崇恩等贴>为吐蕃末年的文书，其末署“教授崇恩”，说明吐蕃时期崇恩已担任此职。p.4610号<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
　　蕃落信知，众性恢附。虎徒祇顺，□驾先迎；劝以八关，布行十善。瓜、凉、河、陇，节相尊重。门师悲同药王，施分医术。
　　s.1164号<愿文>：
　　又持胜福，次用庄严，释门教授等，伏愿荣贵转新，香名霞布，入陪帝座，出统僧拳，群生因赖以□高，苦海恒施于宝花。
　　p.3172号《尼患文》称：
　　然索教授公，僧中俊哲，侪侣白眉，行洁水霜。遂使遐迩瞻仰，节度观风，善转法轮，妙为道首。
　　s.3702号《释门范文》：
　　仰唯索教授者，并阐精不二，戒净明珠；或巧用时机，或研穷奥典，或论新讲古。
　　从上引文书来看，索崇恩任职教授于吐蕃统治末期和归义军初期，精通佛理，医术高超，行为高洁，在河西地区声望很高。
　　吐蕃时期和归义军初期在敦煌僧界另一位有影响的索姓人物是金光明寺都法律索义辩，他是索抚的后人，在敦煌文书中屡有记载。p.4810号<请金光时寺赵阇梨等为亡妣追七功德疏>中记有“索义辩”。p.4640号<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称其“穷七祖之幽宗，示三乘之淳淬。趋庭则半城缁众，近训乃数百众徒”。“写大乘之教藏，法施无穷”。p.4660号<索义辩和尚邈真赞>是义辩于咸通十年亡后，都僧统唐悟真所写题赞，其中盛赞义辩为“一郡人师，五凉钦伏”。总之，索义辩精通佛理，曾写《大乘教藏》，广收门徒。他与崇恩一样，在敦煌享有崇高威望，为人爱戴。
　　敦煌文书中还记有索法律，生活在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地位稍逊于索义辩。p.4660号<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是都僧统唐悟真于文德二年所写题赞，从中知这位索法律亡于文德二年左右。文中称赞他：“行解清洁，务劝桑农。……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禅农本草，八术兼通。”这位索法津不但精习佛经，传授义理，而且管理金光明寺的田土营作，通晓《神农本草》等医学著作，行医看病。另一位索法律为智岳，其事迹见载于唐朝悟真撰写的<索法律智岳邈真赞>。该赞文称其“真乘洞晓，儒墨兼宜”；“药闲中道，病释两遍”，是位儒墨兼通，精习佛理，医术高超的僧人。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多处得到索法律。p.4674号《乙酉年（西元九二五或九八五年）十月麦粟破用历》：“龙兴寺内纳粟十斗，迎索法律粟一斗。”p.2054号背<疏请都僧统和尚等稿>提到“二索法律”。p.3388<开运四年（九四七年）三月九日曹元忠请金光明寺马僧政等为故兄太传大祥追念设供疏>，“金光明寺请二索法律”。□X586号《索法律等名录》：“惠索法律在衙座场，索法律写经录。”s.5941号<淳化肆年（九九三年）五月曹长千请翟僧政等为后槽大祥追荐设供疏>中有索法律，□X2586号《索法律笔名目》中有“惠索法律在衙座场，索法律写经当”。
　　索氏家族成员在佛教教团中还曾担任都判官，如前提索龙藏。据p.3440号《丙寅年（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入绫绢历》中“索判官绢壹疋”，曹氏归义军时期又有一名索判官。
　　僧政在敦煌僧团中地位也很高，索氏家族曾有人出任僧政之职。p.3664号<团僧等于白鹿道场认真课念贴中>中有“第一团头大索僧正。第二团头小索僧下。”p.520号<报恩寺方等道场请司勾当分配榜>：“前殿请……索僧政。”p.3388号<开运四年（九四七年）三月九日曹元忠请金光明寺马僧政等为故兄太传大祥追念设供疏>中提到索僧政，p.3152号<淳化三年（九九二年）八月陈守宗请陈僧政等为故都押衙追念头设供疏>中有索僧正。
　　索氏家族还曾有人出任法师之职。s.5039号《诸色斛斗破用历》中记有索法师，p.5049《戊寅年（西元九七八？）某寺诸色斛斗破历算会残卷》中有索法师。
　　敦煌各寺院中的基础僧官，如寺主、寺卿、上座等官职，也多由索氏家族成员担任。s.592号<坚意请处分普光寺尼光显状>后为<丑年七月普光寺寺卿索岫请得佛羊牍>，提到寺卿索岫。此外，前揭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中索龙藏姊即为主。
　　由此可见，索氏家族成员分布于敦煌佛教教团各阶层中，人数众多，影响颇大。索氏家族中的僧尼将索氏族的影响的带入寺院，控制著敦煌佛教界。
　　在中世纪的敦煌，人们为了祈求来世的幸福和佛祖的保佑，向寺院施舍大量经卷。这些经卷或者出自专门抄写经卷的“经生”之手，或者出自祈福者之手。索氏家族向寺院施舍经卷颇多。索道微向寺院施舍s.4923号《十地论》，索绍员会写《妙法莲花经》，索洪范捐入上博3323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索清儿捐入p.3135号《四分戒律》，索闰写《无量寿宗要经》，索慎言曾写《无量寿宗要经》，索奇写《维摩诘经》，索和子写《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三百九十四，索显誓《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索氏家族向佛教寺院施舍的大量佛经促进了敦煌地区佛教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索氏家族除向寺院施舍大量佛经外，还施舍计多财产、财物。索氏家族从经济上对佛教寺院的支持是该家族在敦煌教团中势力发展的基础。他们向寺院施舍的财产、财物种类很多，有土地、水磑、牲畜、家具、衣服等，是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
　　索氏家族中以索崇恩向寺院施舍的财产最多，影响最大。前揭p.3410号<崇恩遗嘱>中记载崇恩捐入净土寺“无穷渠地两突”、“延康地两突”，这两块土地成为日后净土寺的主要地产。p.3638号《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菩胜领得历》中记有“索阇梨两硕故柜子一口”，“索阇梨施大床一张”、“索阇梨施瓷瓮大小十三”，这些都是索崇恩捐于净土寺的财产。
　　索氏家族其他成员也向寺院广为施舍，p.2912号《丑年正月以后入破历稿》是某寺对其财物的统计记录，其中有“胡粉半两准麦两石……索秀一两索庭兴二两”。胡粉是一种名贵化妆品，也是丝路上的一种进口货物，价格不斐，索氏家族共捐入三两，相当于六石麦，p.3074号《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康喜奴等施入历》：“索老幡一口”，p.2040号背《后晋时期诸色入破历算会稿》，“麦拾硕，索家郎君将豆入”。p.3234号背《壬寅年（西元九四二年）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细布一疋，；官布壹疋，索家小娘子念诵入。”这些记载反映了索氏家族的施舍活动。
　　索氏家族不但向寺院施舍大量财物，而且在敦煌地区主持修建或重修过若干所寺院。索氏的建寺活动，在敦煌文书中屡有记载。<索勋纪德碑>云：
　　城内东北隅有古昔龙□□□□□□□□和壁尤存，模仪尚宛，真以风催雨灿，尊象尘蒙，栋宇疏廊，空余基陛，□□□□□□□贸工，于时改作，四厢创立，八壁重修，南建门楼，北安宝殿。
　　据郑炳林研究，索勋重修寺院为龙兴寺（注释：郑炳林《“索勋经德碑”研究》，载《敦煌文献研究论集》第一七九～二０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在沙州城东北隅，与索氏家族关系极为密切。p.3256号《释门范文》记载有一位索都督：
　　我都督公奉为令公画像写经之所施设。……大建檀那，用申回向。……龙兴之精舍，启鹿苑之思恭，恕已奉公，忠敕效上，记为当朝相国保愿功德之嘉会也。
　　这位都督，据郑炳林研究是索琪（注释：郑炳林《“索勋经德碑”研究》，载《敦煌文献研究论集》第一七九～二０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他曾在龙兴寺讲经说法，为当相国祈福发愿。
　　索义辩也会在敦煌地区修建寺庙，s.530号<索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称他“建宝刹于家隅，庄成紫磨，增修不倦，片善无遗”。可惜这所寺院名称已不可考。索崇恩也曾修建过寺院。p.4010号《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云：
　　尊庄洞户，费除积聚，求□□日，建寺办心。不求有□之财，但取自□□□。□银缕像，饰就万□；紫磨庄龛，日供千箔。闻声两集，割已纳于佛前，应乡云奔，襁输而造寺。
　　索崇恩也曾率领民众“襁输而造寺”，可惜寺名已不可考。前引p.3703号背<释迦牟尼如来涅盘会功德赞>是“巨鹿索公”的修功德记，文中提到他“于金光寺佛殿西壁敬图释迦牟尼如来涅盘会功德一铺”，这位索公对金光明寺的修建曾作出一定贡献。
　　总之，龙兴、报恩、金光明寺的修建和发展都得到索氏家族的大力资助，与索氏家族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引，索氏家族还在敦煌地区修建了一些家寺，见于敦煌文书者有“索使君佛堂”、“索家佛堂”、“索家兰若”、“城南佛堂”等，规模应不会太大。
　　古代敦煌人把开凿石窟，绘塑佛像看作一种可以实现祈愿的功德，可以“光昭六亲”、“道济天王”的善党代会　，因此民代造窟成风。造窟的规模取决于功德主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敦煌大族凭籍其显赫的政治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纷纷在莫高窟出资开窟造像，作为“家庙”，并在造窟铭中陈述家谱，矜示阀阅。正如史苇湘所说“敦煌莫高窟是古代敦煌豪门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注释：史苇湘《世家与石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在莫高窟最多，规模最大的是曹议金一家，据考第二十二、二十五、五十三、六十一、九十六、四四四、四四九、四五四窟均由曹氏祖孙三代修造或重建（注释：驾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高莫窟部分沿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世间题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索氏家族在莫高窟亦累代修造，绵延不绝。最早见载者为索靖，《莫高窟记》云：“晋司空靖题壁号仙岩寺。”
　　北魏时期索氏已经开始在莫高窟出资建窟，北魏二六五窟北壁第三身题名为：“阿婆索氏一心供养”，这是索氏家族在莫高窟最早留下的供养人题名。北魏二四八窟为索氏家窟，中心塔柱南向面龛下座有索金、索□奴的供养人画像及题记。第二六三窟是社团出资开建的洞窟，其中有“社人索苟住”、“社了索丑□”的供养画像和题名。北魏时期，莫高窟初步发展，索氏家族已在此留下足迹。
　　隋代以后，莫高窟发展到它的鼎盛阶段，一批富丽堂皇的大窟相继建成。索氏家族在这一阶段积极投资兴建了几个大窟：第十二窟、一四四窟、二四八窟、四十五窟。它们记载了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十二窟：该窟修建于晚唐，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前室顶残存晚唐千佛六排，五代画千佛二排。北壁画赴会菩萨一组。主室北壁画华严经变、药师经变、天请问经变各一铺，东壁门北画维摩诘经变一铺，门南画报恩经变一铺。
　　第一四四窟：该窟修建于晚唐，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窟内前室西壁门上存供养比丘残像，门南画南方毗琉璃天王一铺，门北画北方毗沙门天王一铺。主室南壁画法华经变一铺，观无量寿经变一铺，金刚经变一铺。
　　第二四八窟：该窟修建于北魏，五代重修。洞窟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棋顶，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各开一龛。主室中心塔柱东向面园券龛内塑趺坐说法佛一身，龛外两侧塑胁侍菩萨各一身。主室南壁画天宫伎乐十余身，北壁画天宫会乐十七身，不壁画千佛、夜叉。
　　第四十五窟：该窟修建于盛唐，洞窟西壁开一龛。洞窟前室顶画千手千眼观音一铺，西壁门上画毗沙门天王赴那叱会。主室西壁平顶敞口龛内盛唐塑趺坐佛、阿难、迦叶、观音、大势到及南、北天王各一铺。南壁画观音经变一铺，北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一铺。
　　敦煌索氏笃信佛教，其成在佛教界担任各级僧职，控制著名佛教界。索氏家族向寺院施舍大量经卷、财物，支持寺院的发展。同时索氏家族还在敦煌修建过若干所寺庙，在莫高窟开凿石窟。这些都是索氏家族在僧界影响的反映。

第四节　　　索氏家族在敦煌地区的经济活动
　　敦煌索氏家族通过豪族之间的频繁联姻，跻身于敦煌上层社会，继而左右瓜沙地区僧俗两界。这一切都是以该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索氏家族广占田地，经营粮食加工业、制造业，种聚财富。
　　在沙州，世族在地产比均田制度更加古老。　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云：
　　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自足。
　　由此可见，敦煌城郊的水渠侧有世家大族“家家自足”的庄园。
　　姜伯勤认为，敦煌的的主灌溉渠源于敦煌西南的鸣沙山，渠水由西东流。水头即西南地区，为灌溉条件较为优越的沙州良田。沙州大族多占体制改据西南水头地区或城东近效的良田，其家渠也在附近（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一六、二二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据敦煌文书记载，索氏家渠有三条：一条为索悤同渠，一条为家渠，二条为索氏底集。索悤同渠位于城东，属三支渠大河两侧灌溉系统。索家渠位于城西南，属都乡大河母灌溉系统。索底渠也位于城西南，属孟授水系。索氏家族在敦煌城西和城东拥有大片良田。
　　索氏家族饶有田地，农产品获颇丰，并享受免税特权。前揭p.3774号<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齐周出家后为与其兄争奋家产所写拆状，文中详细罗列他在三十年中为家庭所做贡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未得牛中间，亲情知已借得牛八具，种涧朵地至毕功。其年收得麦一十七车，齐周自持打。
　　杨际平认为一个牛（即两头牛）一天可耕地一突，齐周同时借八具牛耕涧渠地，则每天可耕地八十亩（注释：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从齐周的拆状看，其涧渠地似非一、二日即可毕功。由此推测，齐周一户的田土应不少于二、三顷。齐周会身任将头，“当户突税差科产并无”，在吐蕃优待世家大族的政策的庇护下，不断扩大地产。p.3703号背<释迦牟尼如业涅盘会功德赞>云：
　　阙有信士巨鹿索化讳□□，……青田数顷，世嗣丰年，缘树千株，负衣为业。
　　这位巨鹿索公亦富有地产，家境殷实。另p.4986号<京兆杜氏邈真赞并序>为河西节度押衙巨鹿索公的妻子杜氏的邈真赞，称这位索公家中“桑麻万垄，缉烛（灯）遗风”，也广占田地。s.514号<唐大历四年沙敦煌县县泉乡宜禾里手实>记载了十五个家庭的户口，其中有索思礼一家。
　　据统计，这十五家平均每户应授地十六·八顷，实际所得为０·五五顷。而灵州武略府别将索思礼一家应授土地六十一·五三顷，实际所得二·四三顷，为平均所得土地数的四·四倍。索思礼授勋“上柱国”，其子亦袭为上柱国，政府向其家庭赐有大量勋田，并役使四名奴婢为其耕作。索思礼一家的经济状明显优于其他家庭，这是索氏家族雄厚经济实力又一明证。
　　索氏家放占据水渠，拥有良田，粮食丰饶，这为他们从事与粮食相关的工业如磑米、榨油提供了条件。索氏家族从事这些这些经营活动，获利极丰，现分别论述于后。
　　磑碾业：在气候乾旱的敦煌，由于旱碾效力低，成本高，人们往往依靠水碾加工粮食。因此，水碾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寺院、大族都将水碾看作重要财产。在唐代，获准立碾的只能是官方特许的寺院，拥有水渠的豪门及官立机构（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一六、二二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这就保证了水碾所有者可获高额利涧。唐代豪族占有水碾的记载屡见不鲜，如“王公之家，缘渠立碾，以害水功”（注释：《唐会要》卷八十七<磑碾>。）。索氏家族亦有碾三所，从事粮食加工。又s.3873号<索琪牒文>云：
　　（上缺）代水磑三所
　　另据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
　　齐周去酉年看丝绵磑，所提斛斗，除还外课、罗底价、置鏊一面及杂使外，余得麦粟一百三十石。
　　此牒叙述齐周为丝绵部落看碾一年，净入麦粟一百三十石。<索琪牒文>是索琪为追回五十年前其叔父族与寺院的财产所写牒状。崇恩拥有水碾三所，按每所水碾年收利一百三十石麦来计算，其收利当为三百九十石麦。而崇恩作为水碾所有者，收入超过这个数额无疑。
　　畜牧业经济是唐五代敦煌的主要产业之一，与农业一起构成敦煌地区的两大经济支柱。敦煌附近的紫亭镇、常乐、都河甘泉水下游湖泊草泽地区都水草丰美，是敦煌主要的畜牧区域（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人们在这些地方放牧羊、马、牛、驼等牲畜，以获取利益。在敦煌文书中屡见“知马官”、“知驼官”、“羊司”、“牧羊人”、“牧子”等与牧业有关的名词。索氏家族拥有牲畜数目庞大，p.3174号<沙州僧龙藏牒>叙述齐周家前除料理田产外，还顾人放牧牲畜，家中“羊满三百，小牛驴三十头”。这只是不完全统计，但数量已颇为可观。又据理力争p.3410号<崇恩遗嘱>记载，他有“（上缺）二岁草马壹匹”、“五岁草驴一头”、“四岁父驴（下缺）”、“牛五头”、“耕牛一头”，亦广有畜产。
　　酿酒业：唐五代时期敦煌，人们饮酒成风，达百贵人僧侣百姓纷纷设坊酿酒，赚取丰厚利润。索氏亦开坊酿酒，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云：
　　齐周自开酒店，自雇人，并出本价三十石造酒。其年除吃用外，得利价七十亩，柴十车、麦一百三十石。
　　齐周经营一年，所获粮食除供全家吃用外，还置地产七十亩，余一百三十石。当时一个劳力辛苦劳作一年才得利六十石（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齐周收入至少相当于一个劳力劳作三年所得。而开设酒店需要雄厚财力，非一般家庭所能为之。
　　索氏家族还开设资庄，从事高利货经营。s.2228号《辰年巳年麦布酒付历》云：“又索家货粉一疋。”s.6235号《子年便麦粟历》云：“子年抵领得及官仓如后：昌归边便粟两石，至秋四石。索家仓三驮麦。”由此可知，该文书中所载高利货利率为年利百分之地百，获利相当高，索氏从事高利货经营收入亦很可观。
　　除此之外，索氏家族还经营榨油业，活跃于丝路贸易的商业活动中，这些情况在敦煌文书中均有记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敦煌索氏家族广占田地，经营畜牧业，并且以此为基础，从事商业和加工业，积累资本。

结束语

　　以上我依据正史、敦煌吐文书和碑记资料详细分析论述了索氏家族的渊源、发展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敦煌索氏家族的深入研究，我们对敦煌大族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得出以下结论：
　　一、敦煌远离中原，是民族聚居与民族争夺的特殊地区。我们所考察的敦煌大族，就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因此，他们既体现出与中原地区门阀大族相同的共性，又体现出一定的个性。
　　就总的历史发展潮流而言，门阀大族萌生于汉末，兴盛于魏晋时期，衰落于唐代。然而在敦煌地区，门阀大族势力在唐代并没有衰落下去，反而日益兴盛。例如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邈真赞”之类的历史资料，标明所述人物的郡望源渊，p.2970号<阴善雄邈真赞并序>称其“门承钟鼎，代袭簪缨”p.2482号<罗盈达墓志铭并序>称“其先著姓”。莫高窟许多大窟都由大族出资修建，在供养人题记中罗列其家庭成员，叙述郡望源流。这些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社会生活中，人们仍非常看重姓望和家世门第。
　　唐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门阀大族在人们心目中还保持著崇高威望，但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而在敦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大权仍把持在以张议潮家族为代表的敦煌大族手中，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地位优越，控制著敦煌佛教界。这一切都体现著敦煌大族的个性特征。
　　二、敦煌大族体现出共同的家族发展进程。敦煌大族绝大多数是汉魏时期由中原地区移入敦煌地区的，经过魏晋时期的大发展，在唐代达到极盛阶段。例如敦煌罗氏原居豫章，“后一子任职敦煌，子孙因官，遂为此郡人也”。在归义军政权中，罗氏家族任职者很多，威望较高。清河张氏在汉代移入敦煌，后来成为大族。王氏自太原迁入，宋氏自广平迁入，索氏自巨鹿迁入，刘氏自洛阳迁入，杜氏自京兆地区迁入，李氏自陇西迁入。这些大族自中原迁入后，形成敦煌大族的主体，他们掌握著敦煌的大权。
　　三、敦煌大族对敦煌历史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影响。地方大族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地方豪族作为政治、经济力量较强的地域性集团组织，能够起到组织民众，保护家园的作用，尤其在动乱时期，这种作用表现得最明显。例如，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向河西地区发动进攻，在敦煌地区由敦煌大族组织民众进行了一系列抵抗活动。大中年间，率领敦煌民众推翻吐蕃统治的张议潮就出自敦煌大族南阳张氏。他们的这些政治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顺应历史潮流，受到人们的称赞。
　　敦煌大族作为文化素养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为学术的发展、文化的弘扬作出一定的贡献。敦煌索氏这家族在文化上的贡献前文已述。在归义军时期非常活跃的张景球出自清河张氏。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留下二十余种作品，发为邈真赞、铭记、写经题记等。其中许多作品极有研究价值，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如p.2488号<贰师泉赋>、p.2913号<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如s.1655号背<白鹰呈祥诗二首并序>。
　　敦煌大族是莫高窟的一支重要营建力量，他们为莫高窟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莫高窟开龛塑像需要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而敦煌大族具有优越的经济地位，雄厚的资财，他们主持开凿了许多大窟，如九十四窟、九十六窟、九十八窟、二二０窟，为我们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大族对敦煌的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表现在：敦煌大族长期把持敦煌地方政权，形成对敦煌政治、经济的垄断，阻碍了历史发展出进程。
　　附：敦煌索氏家族世系表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