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1896-1963)，字心畲，别号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为清恭亲王之孙。民国前16年(1896年)出生于北平，他在「渡海三大家」中年龄最大，1963年逝世于台北。他是清皇室的贵裔，对他而言，那更是一个家国充满苦难的时代，因此这样特殊的出身背景，不免给予他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溥氏自幼即受到传统严谨的礼教薰陶，他的个性又内向好学，因而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基础，也使他背负了传承文化道统及国家情感的重大压力与使命感。十九岁那年溥氏赴德国留学，研习生物与天文等西学，前後在德国达八年，也获得了极高的学位肯定，但无论他是否钻研过西学，似乎对他以後治艺为学的生涯而言，并没有重大的影响与延续。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于青岛威廉帝国研修院修西洋文学史。曾任中国画学研究全评议。抗日战争期间，靠卖书画为生。1949年去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
　　由于溥心畲的天资颖悟，用功又勤，因此虽然在比常人更多不利因素的压力下，他仍有极高的文采与艺术成就展现。他自许生平大业为治理经学，读书由理学入手及至尔雅、说文、训诂、旁涉诸子百家以至诗文古辞，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不免视书画为文人馀事。这使他毕生未能将全付创作精力投注于绘画之中，然而这虽是他的不足，却也因此使他的画风露出一种高雅洁静的人文特质，为常人之所不及。 
　　 　溥心畲的画风并无师承，全由拟悟古人法书名画以及书香诗文蕴育而成，加以他出身皇室，因此大内许多珍藏，自然多有观摹体悟的机会。他曾经收藏一件明代早期佚名画家的山水手卷，细丽雅健，风神俊朗，俱是北宗家法，一种大气清新的感觉满布画面，溥氏的笔法几全由此卷来。因此其所作山水远追宋人刘李马夏，近则取法明四家的唐寅，用笔挺健劲秀，真所谓铁划银钩，将北宗这一路刚劲的笔法──斧劈皴的表现特质阐发无馀，并兼有一种秀丽典雅的风格，再现了古人的画意精神。 
　　我们观察溥心畲的作品时，在画面上的任何一个部位，无论在表现的技法、形式、以及意念上，那种文人心灵、鱼樵耕读与神趣世界的向往，还有远承宋人体察万物生意，与自然亲和的宇宙观及文化观，皆可谓完全谨守传统中国文人精神本位﹝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构﹞，而拒绝了与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之文明结构﹞沟通的可能。然而他的书画作品却并未落于古典形式的僵化，而有其生命内涵的真实与精采，只因他的世界本来如此。 
　　从溥氏外在表现的艺术形式上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较新颖不凡的创见。然而艺术的创造性并非仅著眼在外在形式上的考量，赋予旧形式之内涵有新的生命诠释，则有另一层重要的创作意义，却很难由粗略的表面观察所能认知。就这点而言，民国以来的艺术史研究可谓并未给予溥氏应得之评审。
　　 然而在时代的意义上而言，溥心畲亦代表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文化﹞在面对世界新文化转型时众多反应中的一种典型﹝价值取向﹞。以溥氏的背景养成来看，即使他早年曾有留学欧洲研习西学的背景，恐怕也不会使他像徐悲鸿一样，扮演一个积极寻求改革与沟通中西文化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来自于他对传统文化中，高度的智慧与价值有深切的体悟与认同；另一方面则多少由于知识份子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冲激时，高傲自尊之本位表现。这种坚持文化道统的立场，虽可视为极端的保守主义，对感应时代的开创性上或有不足，但在另一层重要的意义而言，他却保存了一个传统时代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延续，这使得他的後继者在现代的人文精神与新画风发展得以成为可能。我们知道一个文化新生命开创之所以艰难可贵，是它必须先具备有了传统的根，不能掌握这深厚的文化资源，则无由可能开拓出新中华文化之前景，现代的中国人往往无法体认这其中的关连。文化的见证、延续与保存，则是大师对我这个时代所作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