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芜湖臭干子香飘海外
    最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解乡愁”的有趣报道：久居台湾的一位姓顾的乡亲，不久前去美国旅行，在纽约报纸的广告上，发现号称“南北美食”的“油炸臭豆腐干”之名赫然在上，馋得他口水直流。当他走进那家餐馆时，招待送上来一只小盘，一半是泡菜，一半是七八块形如三角的油炸臭豆腐干，沾上蒜末酱油一尝，可真有点记忆中的滋味。可是，一算帐，要价美金5.5元，外加8.25%的税。这位顾先生慨然感叹道：“乡愁的代价，有时真是不能计算的。”
    “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用油一炸，风味美妙；尝上一口，回昧无穷。妙就妙在这只有方寸大小的美食里，却包含着“香”与“臭”对立统一的哲理。昔日，花上一两个铜板（当时三个铜板合一分钱)，便能尝上一块。上、述故事表明，芜湖漕酱制品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价廉物美、闻名遐迩。浪迹天涯的游子为了尝上一口，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正说明芜湖饮食文化所赋予的凝聚力量。芜湖漕酱业象一条彩色的纽带，紧紧地系在海内外乡亲们的心上，意与意相通，情与情相连。

（二）与漕酱业结下百年之好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是一个古老的商业重镇，素有“商业名城”、“甲于江左”的美誉。芜湖漕酱业在这块江南渔米之乡的沃土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在全市形成一个网络遍布，实力雄厚、风味独特，颇有影响的行业。它不仅是芜湖人民“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千百年来已成为芜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尚属罕见。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的一百年间，泾县“水东翟氏”家族翟寿芳(约1839—1905年)、翟肇周(1874—1933年)、翟本槐(1900—1961年)祖孙三代人的精心耕耘，为芜湖漕酱行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苏浙皖三省交界的丘陵地区，便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出生在泾县水东书香世家翟府的翟寿（潄、守）芳，独自一人跑到芜湖来避乱；战后，翟寿（守）芳在芜湖中长街的北侧开设了一家“翟恒丰酱园”(后买给“陶仁和药店”)，并向清政府捐班四品官衔。自此“水东翟氏”家族与芜湖港酱行业结下了百年不解之缘。“翟恒丰酱园”开业后，正值清光绪2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将芜湖辟为通商口岸；六年之后，满清皖籍重臣李鸿章又把镇江七浩口米市迁入芜湖，芜湖遂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从而促进了工商各业的发展。芜湖著名的“十里长街”上，商贾云集、洋行兴起、店铺林立、会馆骤增，沿青弋江而下，直至江口，笛鸣人欢、运输檠忙。这时，芜湖的人口已激增到10万；人口的剧增，必然扩大了对漕酱作坊生产的酱油、米醋、酱菜、腌菜、豆腐、干子的需求量，尤其是那些船工、脚夫、搬运工、小商贩门，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们。占领有利位置的“翟恒丰酱园”，经营业务也飞速发展，职工人数日众。从此，翟寿芳家道中兴，除“翟恒丰酱园”之外，又先后创办了一家杂货店，一家米行和一家香烛店，在芜湖形成一条翟家街，并在马鞍山、巢县、湾址购置了大量的房产和地产，使其成为芜湖商界的新秀。后来，芜湖漕酱坊的巨子吴荣礼、伍道和、翟本堂、查兴茂等都是出自“翟恒丰酱园”的门下。
    为了维护芜湖漕酱行业的自身利益；清光绪年间，芜湖组建了“漕酱公所”，德高望重的翟寿芳被推举为该公所首任总董，并择“翟恒丰酱园”下首的一座深宅大院为所址，使漕酱公所遂跻身于芜湖“十三帮”的行列。据史料记载：芜湖“十三帮”大致是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这两帮均系米粮采运业)、砻坊公所、米业公所、漕酱公所及钱业、布业、杂货、木业、典当、药业、茶业、烟业等公所。随后，在芜湖“十三帮”的基础上，成立了“芜湖商务总会”，翟寿芳当选为首届商会常董。

（三）光绪皇帝降旨嘉奖
    1905年，芜湖商会常董翟寿芳仙逝，其三子翟肇周承袭了芜湖商务总会常董和芜湖漕酱公所总董世职，翟肇周聪慧过人，青年时代便辅佐父亲翟寿芳左右，协理经营业务得心应手，深得其父的赞许。
    时代将跨入20世纪，芜湖米粮业承办朝廷赈米，因涉赈米掺杂泥沙嫌疑案，激起一场轩然大波。翟肇周作为米粮业的商董，接受有关米商的委托，挺身而出与清廷官衙周旋，双方僵持不下，遂领衔上书光绪皇帝，据理力争、痛陈冤情，在皇帝面前打上了一个“楔子”，煞了地方官府的威风，争取了时间、稳定了局面。翟肇周撰写的这份奏折，至今还收藏在北京故宫中央第一档案馆里。
正当赈米官司无法了结的节骨眼上，镇江广州帮米号“广发源”伙计汤善福来芜湖筹设分号；汤氏精明干练，芜湖米商邀请其出面协助运筹斡旋、上下疏通，最后芜湖米粮业非但未吃官司，还得到清廷降旨芜湖米粮业采办赈米有功的嘉奖。因此，汤善福名声大噪、脱颖而出，被推选为广、潮、烟、宁四米帮总董事长，芜湖商界捐款为其争得四品衔顶戴。1906年，汤善福当选为芜湖商务总会协理；1908年升任芜湖商务总会总理；1928年当选为安徽省第一届商会会长。翟肇周因上书清廷有功而在芜湖商界崭露头角，成为芜湖商务总会的柱石之一。
    据翟肇周之女、退休教师、84岁高龄的翟淑贞老师介绍：“翟肇周对孙中山先生极为崇拜，他由于亲身体验过清政府的腐败，所以对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思想不胜景仰；随后，他又由于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的年代，所以又为孙中山“国共合作，准备北伐”的壮举伸出了支援之手，乃遭致破产的横祸。”
    芜湖老一辈人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大小军阀都把芜湖当成一块肥肉，欲夺取这方风水宝地，经常派兵骚扰芜湖。20年代初，就发生过江苏军阀郑玉磋率舰来芜，要与驻芜军阀王普争夺这块风水宝地，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芜湖地方政府茫然不知所措；芜湖商会为保障商民的安宁，临危受命出面为两军进行调停，并奉送大笔银两，郑玉磋方罢战言和、率舰而去。又一次，驻芜湖军阀陈调元向商会勒索10万银元未遂，竟然纵兵倾巢出动，暴风骤雨般地抢劫十里长街上的商店、公司和住宅，地方不法之徒也乘机加入诜劫的行列，彻夜不停，繁华的“十里长街”闹市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废墟，犹如经历战争破坏一般荒凉。商民损失惨重，漕酱坊亦无一幸免。
    因此，芜湖商会同仁，经常忙与军阀周旋敷衍、寿措银饷，甚至为处理劫难的善后工作，往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真是有苦难言。翟肇周对此极为愤慨，当他得知孙中山在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准备北伐的消息时兴奋不已；他立即装了满满两驳船米粮发往广州，支援孙中山革命政府，当扬帆出海南下途中，忽遭台风袭击，两条船一齐覆没在大海里。噩讯传来，整个“翟氏家族”为之震惊！翟肇周忍痛将“翟恒丰酱园”以及米行、香烛店、杂货店全部家私变卖，一面抚恤死难船员家属；一面准备倾全力支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
    因当时军阀统治的混乱局面，正需要象孙中山先生那样的勇敢者去冲破；于是，翟肇周索性命其在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的长子翟本槐投笔从戎，经陆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翟本槐因中途受阻、滞留省城安庆，经同窗好友吴中俊（抗战时期，吴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的举荐下，暂留安庆省立中学执教。1926年初冬，北伐军攻克安庆，翟本槐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北伐军行列，经邵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历任国民党颍上、休宁、当涂、桐城等县党部委员、宣传部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江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翟肇周执意将翟本槐召回芜湖，弃政从教，任芜湖泾县公学校长。所有这一切，足见翟肇周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爱戴！他把一本烫金精装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册”，始终放置在自己书桌上的文方四宝旁边，直至1933年他临终为止。

（四）芜湖工商界的最高奖赏
    翟肇周主持芜湖漕酱公会的30年间，每日认真地处理日常会务，秉公协调税收和摊派捐款，加强了同业之间的团结，增进了与芜湖商务总会的合作关系。为谋求漕酱业的发展，翟肇周对于商会倡导的公共福利设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职业学校在芜湖还是一个空白，芜湖商会为适应城市商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为会员户培养急需的商业人才，在詹家巷创办一所“私立乙种商业职业学校”，简称“乙商”，招收商家子弟入学。当时，芜湖教育还不发达，在聘请热心教育、又有教学能力者尚少的情况下，翟肇周高瞻远瞩，坚决支持芜湖商会的这一决策，亲自把受过高等教育的长子翟本槐和次子翟梦熊，先后送交校长鲁杰夫，受聘为“乙商”的骨干教师。当时，该校著名教师还有曹履园（解放后在上海一所中学任校长)、余宝斋等。翟肇周的次子翟梦熊和他的同事们在“乙商”一直共事到抗战军兴、芜湖沦陷、“乙商”停办为止。“乙商”为芜湖工商界和漕酱户培养了一千多位商业管理和财会人才。翟本槐的内弟、芜湖市黄埔同学会前副会长、76岁高龄的陈家鑫老先生就是“乙商”毕业的高材生。当年他刚10岁，便被父母送到“乙商”就读，因其成绩优异，曾破例跳了两次级，提前毕业。陈老先生感激地说：“我的启蒙教育便是在‘乙商’完成的，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深深地怀念鲁校长和老师们。”
    1931年夏天，长江流域洪水空前泛滥，芜湖城池浸泡在白茫茫的汪洋中，陡门巷口水深达三尺，交通阻塞，蔬菜供应断绝，居民生活处境非常困难。当时，翟肇周家住青弋江南沿的库子街韦家大院（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家祠），水深及胸，床铺、锅灶都架在跳板上，这对于一位年近60岁的老人来说，其辛苦可想而知。可是他并未过多的考虑个人，而想到的是漕酱坊所面临的灾情、想到的是受灾居民的需求。翟肇周老人不顾家人的劝阻，亲自坐上小船挨门逐店的巡视受灾的漕酱坊，动员职工和小商贩用小木船、大澡盆组成供货船队，把酱油、酱菜、豆腐、干子给灾民送上门去。这样，既解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使部分酱坊在大水灾中获得了自救，灾民们总是饱含着感激的泪花迎接着水上供货船只。
    秋后水退，“十里长街”路面被水冲坏，青石板摇动，坎坷不平，车辆人走诸多不便。在芜湖商会吴兴周会长的主持下，成立筹备处，决定拆除城墙，重修长街路面和下水道。翟肇周全力支持此项工程，其奔走筹款，历时一载，于1932年底竣工，耗资达两万五、六千银两。重修十里长街，繁荣了芜湖市场，对于漕酱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大家知道，芜湖具有实力的漕酱坊；顾顺兴、王怡泰、鼎康、宏大长、慎泰隆、许永福、裕大祥、永生、刘义大等字号，大多数都集中在这“十里长街”的闹市区，牢牢地占领着这片商业阵地。这些酱坊门面气派壮观，金字招牌耸立，与五洋百货、绸缎钱庄各业相媲美，毫不逊色。
    翟肇周主持漕酱业期间，正是芜湖商业繁荣的鼎盛时期，也是芜湖漕酱业形成网络和步入向前发展的新阶段。不过，大灾之后百废待举，而座落在长街上的酱坊大户损失最重、困难最多。为此，翟肇周终日操劳备至。1933年冬的一天，翟肇周先到临渊观商团团部谈了些事情，便迈出立着石狮子的大门，来到鼎康酱园与吴荣礼老板交谈，因辛劳过度，突患中风(脑溢血)，顿时人事不知晕倒在堂前。抬回家中后，家人立即延请黄仆人、徐少鳌等名医师进行抢救，因抢救无效，于当晚与世长辞，享年60岁。翟肇周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芜湖漕酱事业，最终病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其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遗言，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翟肇周逝世后，芜湖工商界为缅怀其业绩，在商会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殡那天，丧仪行列从裤子街一直排到了洋桥（利涉桥)，足有里把路长，当丧仪行列沿着重修一新的“十里长街”缓缓进行时，三步一香案，五步一祭坛，“路祭”连绵不绝，从街的西头行进到东头，整个街道都弥漫在震耳欲聋的爆竹烟雾中，这是芜湖工商界，尤其是芜湖漕酱坊对他老人家的最高奖赏。

(五)文人型的商界领导人
    翟肇周殡葬结束，漕酱业同仁又邀请正在芜湖泾县公学任校长的翟本槐承袭芜湖漕酱同业公会主席、芜湖商会执行委员。
    翟本槐，字荫庭，青年时代就读于芜关中学，为杨亮功（国民党考试院院长）的学生，后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高级文科毕业、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翟本槐的古文学根底深厚，能写一笔隽秀的楷书；他文质彬彬，风度洒脱，精明沉稳，口才雄辩；他在文教、政治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他日后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翟本槐弃教从商，继承祖父翟寿芳、父亲翟肇周衣钵踏入工商界伊始，便以一名爱国的文人型而不是商人型的领导者活跃在芜湖工商界的舞台上。
    翟本槐转入商界工作后，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第一阶段，从1933年至1937年，任芜湖漕酱同业公会主席、商会执行委员；第二阶段，从1945年至1949年，任芜湖漕酱同业公会理事长、芜湖商会常务理事长、安徽省商会理事；第三阶段，从1949年至1953年，任“红星酱园公司”经理、漕酱公会理事长、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主委、市工商联副主委、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委、皖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统战对象。
    1933年，翟本槐步入商界时才34岁，蒋介石政府为了加紧进行内战，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临时摊派、层出不穷。可是，地方政府向各行业商户分摊税额，实际上要依靠商会和各同业公会分摊到各商户；因此，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商会的协调作用。为维护工商界的切身利益，对于过重捐税摊派，往往又会与税务部门发生矛盾；凡遇到这种情况，商会同仁就得采取“软磨硬顶”的策略加以应付。所谓“软磨”即以请客拢络手段谋取减税；那年头，欲达成交涉，并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大酒楼的宴席上与官府交涉，象翟本槐这样一位工商界的“秀才”，难免不被派上他的用场。有几次，翟本槐为和那些达官贵人周旋应酬，被灌得酩酊大醉、呕吐不止，他有个“胃下垂”的毛病，实在吃不消，难受地摇摇头对家人说：“这个世道，办事难呀！”所谓“硬顶”，即以罢市抗税相威胁，迫使税务部门就范。1935年，工商界因印花税负担过重反映强烈，经芜湖商会向税局调解失败，商会立即召开各分会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罢市抗税。本来漕酱坊就是个胀不死也饿不死的行业，它们发不了大财，买卖全靠薄利多销。印花税负担过重，对漕酱业的冲击尤为突出，激起一片抗议声。自然，这次罢市抗税使命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对于刚上任才一年多的翟本槐来说，确实是一次重大考验。当时，气氛十分紧张，整个“翟氏家族”为之焦虑不安，连他的弟弟翟梦熊也出马奔走。为保证斗争的成功，翟本槐和商会同仁分头活动，不露声色地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罢市之日，店店闭户，张贴标语控诉税局“重税坑商”，芜湖政府唯恐事态扩大，责令税局降低印花税稽征额，仅罢市一天，一举成功。翟本槐初露锋芒，深受漕酱业和芜湖商会同仁的赏识．从此他平步青云，成为芜湖工商界舞台上一位年轻有为的活动家。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怒潮席卷全国，芜湖学生掀起抵制日货行动，学生们举着小旗走上街头呼口号、贴标语、演讲宣传、查抄日货。翟本槐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非常赞赏，呼吁工商界坚决拒售日货，不作奸商。工商户纷纷响应；作为“乙商”的校董之一，翟本槐曾多次亲访鲁杰夫校长，同他共商组织该校学生投入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另外，翟本槐还告诫家人不要买东洋货。有一天，一个专门兜售日货的货郎，扛了几匹“安安兰”等东洋细布，鬼鬼祟祟地钻进韦家大院，院中女人们照常悠闲地做着手中的针线活嘻笑风生，谁也不予理睬，连眼也未瞟他一下；货郎自愧不识时务，没趣地溜走了。尾随其后地是女人们一阵“吃吃”的耻笑声。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军兴。翟本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而欢欣鼓舞，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芜湖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中去了，翟本槐代表芜湖工商界在该会担任财务方面的负责人，其不分昼夜地动员工商界出钱出力支援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和过境部队，慰问负伤官兵。芜湖工商界踊跃捐助，漕酱行业在赞助活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当时，还请上海“流亡剧团”来芜湖演出“真山真水”（指舞台布景逼真之意），对观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场场客满，极大地推动了芜湖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同年11月8日，芜湖沦陷日寇的前夕，冒着敌机轰炸的熊熊大火，翟本槐才与专员、县长带领最后一批政府工作人员仓促撤出乡梓，以至无暇顾及祖上遗留下来的千件古董、字画等珍贵文物而舍弃一空；出于民族大义，“翟氏家族”再次遭遇倾家荡产的劫难。

（六）“三朝元老”，有功之臣
    翟本槐离别芜湖的时候，身边还带着芜湖酒漕酱公会的张运楼老师傅。一路上，他俩相依为命，千里迢迢；先桐城，后武汉，与先行抵达武汉的家人团聚。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逃难，多亏张师傅的照顾，在桐城住在张家几个月，一家人忙前忙后、关照备至；战后若有幸与张师傅相见，定要倍加报答。提起张运楼，芜湖漕酱坊老一辈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算得上是芜湖漕酱公会的“三朝元老”，是一位有功之臣。本文自然应该重彩一笔。
    1937年11月初，张运楼伴随翟本槐逃出芜湖时，已是60余岁的老人了。说他是“三朝元老”，就是因为他年青的时侯，从他的家乡桐城逃荒来到芜湖，在“翟恒丰酱园”学徒；由于他勤勤恳恳、踏踏实实，被翟寿芳一眼看中，将其荐到当时的芜湖漕酱公所搞外勤，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成为“翟氏家族”翟寿芳、翟肇周、翟本槐祖孙三代人的得力助手。张运楼睡在漕酱公所，吃在翟家，翟寿芳的子孙们都把他当成家族的成员之一，信赖他、尊敬他。说他是“有功之臣”，就是因为他以“公会”为家，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雨雪骄阳，他总是手提着一个元宝形状的绿色皮包，任劳任怨、常年累月地穿梭在漕酱坊之间递送文件、收缴捐税、传达信息、反映情况从不马虎，深受漕酱同行业的崇敬。张运楼师傅不论走进那家酱坊的帐房，老板、伙计都会热情的让座，掏几句心里话给他；晚上回来，他会一件不漏地报告给会长。四十多个春秋啊!经过他手中的白花花的银元，何止千百万?而他能做到笔笔清楚、没有差错谈何容易？他凭籍着自己的一付脚板，过街穿巷、从少到老，所走的路程又何止万里?其辛苦可想而知。
    张运楼就是这样默默地做着这一切，而他的妻子儿女却住在桐城乡下，他除了每年春节前后回家探一次亲外，从不超假、恪尽职守。翟肇周、翟本槐曾经劝他告老还乡、怡养天年，均被其婉言谢绝了。他的回答是：“不急，请让我再干两年吧！”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任他拖了下去；只因为碰上国难乱世，芜湖沦于敌手，其才被迫重返故土，晚年才得以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泾县“水东翟氏”家族为芜湖潜酱行业的发展，付出了三代人的心血；而张运楼师傅也追随这三代人苦干了一辈子。正象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几句话：“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抗战胜利后，翟本槐曾派人到桐城寻找张运楼一家人却杏无音讯，只听说张运楼师傅早在战乱年代在乡梓病逝了。从此之后，为深切怀念这位把一生奉献给了芜湖酒酱事业的老功臣，在“翟氏家族”年年祭祖的香案上，又增添了一份碗筷和酒杯。
    再说翟本槐到武汉不久，形势又告吃紧，便又带领全家逃到湖南常德。在这里，偶然遇见芜湖酱坊的乡亲，倍感亲切。交谈之余，大家互相倾吐了流落外乡之苦，翟本槐忽然萌发出来一个想法“重操旧业，共度难关。”当他把这个主意讲出来时，大家都觉得不谋而合、一致赞同。经过一番筹备，“因陋就简，搭台唱戏”。1938年，“芜湖风味”的酱坊，在常德大街上独树一帜、生意兴隆，芜湖的饮食文化就这样传播到了“大后方”开花结果。
    翟本槐在常德时，芜湖沦陷区敌伪方面几次写信给翟本槐，拉他回芜出任伪商会一职，但都遭到他严词拒绝。翟本槐绝不能作有辱“水东翟氏”书香门弟之事，更何况岳父陈克发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芜湖同盟会创始人；岳母林少卿乃林则徐后裔，如此光荣之家，怎能出“卖国贼”。一天，翟本槐在常德街头意外地碰见了上海同济大学时的同窗好友孙以权，孙氏是颖上人，当时在川滇公路任副总工程师，其约翟本槐同赴云南昆明，给了他一个主任工程师的职位。翟本槐先后负责几个路段的奠基工程，从南端的昆明、曲靖至北端的泸州、纳溪，整个路段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打通“大后方”与国际的陆上通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川滇公路修完后，翟本槐应邀至四川江津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基建办公室主任，为战时教育奉献了一份爱心。他宁肯靠微薄的薪水和典当旧物养家糊口，也不愿回芜湖当汉奸和变卖价值10万元大洋的百幅国画。他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怀有一个“不当亡国奴”的信念。

(七)战后归故土振兴漕酱业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举国庆祝胜利的狂欢声中，翟本槐率全家从重庆乘飞机重返阔别了八年的家乡芜湖，继续出任芜湖漕酱同业公会理事长。其择芜湖环城西路18号(西门口)为会址，王荫堂任秘书、刘明卢搞勤务。与此同时，翟本槐积极地参与了重建芜湖商会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商分常务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为振兴战后芜湖商业，继承战前总商会的办学传统，在翟苯槐的主持下，于花津桥江苏小学内开办了“私立商业学校”。1947年4月起招生，该校为增进“工商从业人员学识技能，造就商业技术人才，推行新会计制度为宗旨”，分初、高年级，每期培训三个月，毕业时发给毕业证明。翟本槐亲自参加商业学校教学实践，为培养商业实用人才作出了努力。
    当时，“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卷土重来，大发“劫(接)收财”者大有人在；而翟本槐手握财经重权，却洁身自好，其不为钱财所动，秉公办事、深得民心。翟本槐竭尽全力清除日本和奸商对芜湖商业统治的影响，使漕酱业及日用工业品商业得到迅速恢复，战后市面一度繁荣；后经民主选举推举翟本槐为芜湖商会理事长。
    在这期间，芜湖漕酱业已有大小酱园80多家，其中象鼎康、鼎泰、王怡泰、裕大祥、顾顺兴、慎泰隆、宏大长等大的作坊，就有30余家，“自产自诮、各具特色”，他们的批销网点覆盖皖南各个县市镇。
    芜湖漕酱业之所以能够开辟如此广阔的市场，正因为它们的产品与皖南一带人民饮食习惯的口味结构相吻合。无疑地，芜湖漕酱行业的产品，也正是长期以来吸取了民间的制作经验而发展丰富起来的。安徽的“徽菜”是中国南北名菜之一，“徽菜”的重要特点是讲究“烧”功，“红烧鱼”、“红烧鸡”、“红烧蹄髈”、“红烧团鱼”、“红烧狮子头”……等等。红“烧”用芜湖漕酱自产的酱油最地道，“烧”出来的菜肴色香味俱全、效果最佳。芜湖酱油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神功，是因为芜湖酱坊传统的制酱工艺独特，采取两次发酵方式，一年制酱一次，即夏天晒、秋天卖的“三伏秋油”，用芜湖酱板、酱油浸泡制成的各种酱菜，味道也非同寻常。加之芜湖地区物产丰富，蔬菜瓜果种类繁多，酱菜、腌菜多达百种以上，芜湖的萝卜芗、糖醋蒜头、水磨大椒闻名遐迩；酱姜、酱瓜、酱笋同样享誉江南。芜湖人只要花上几分钱，酱坊伙计便会用干荷叶包上一两样酱菜，带回家就能吃上一顿惬意的汤饭。芜湖漕酱行业的豆制品花色之多、工艺之精全国少见。芜湖的豆腐洁白、细嫩、鲜美，有板豆腐，也有水豆腐；有白干子，也有臭干子；有酱油干子，也有蒲包干子；有如麻布薄的千张，也有象玻璃纸透明的干豆腐皮；有本地人喜食的“黄池”干子，也有外地人喜食的“采石”干子。途经芜湖的旅客，总要买上几包“采石”干子带回家馈赠亲友。俗活说：“豆腐青菜保平安。”豆腐，一般家庭的餐桌上离不了，高级酒家的宴席上也少不了，中国名茶谱里，把豆腐叫成“白玉”、“珍珠”，如有一道菜叫“金钩挂玉牌”，其实是把黄豆芽放在豆腐上；还有一种汤名叫“珍珠玛瑙翡翠汤”，只是豆腐、番茄加青菜。当时，在芜湖“同庆楼”、“大花园”等高级酒家的席上，也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菜肴，象用肉鲜或者海鲜烹调的“煮千丝”就是一道用芜湖干子作原料的美味佳肴，从上述的简略介绍中，可以了解到芜湖漕酱行业的产品系列，在当地膳食结构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八)笑迎解放再立新功
    在百万雄师过江之前，我地下党曾劝翟本槐留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并保证其全家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翟本槐已获悉其长子翟其寅已在北平投身革命，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全家飞台机票，并谢绝台湾亲友的安置，留在了芜湖，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1日凌晨零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强大的渡江攻势锐不可挡，首先突破了芜湖鲁港、荻港的敌军防线，迅速解放了芜湖。翟本槐亲率市民箪食壶浆以迎人民子弟兵；接着其在军管会领导下，肩负起动员商民、市民支援解放军向宁沪乃至全中国的胜利进军，为过境大军筹措、供应钱粮草料等艰巨任务，为解放战争后期做了有益的贡献。
    为繁荣芜湖经济、保障供给，翟本槐在中长街南侧集资开设“红星酱园公司”，其自任经理。至此，芜湖漕酱业激增到90余家。同时，翟本槐还积极地参与组织皖南地区物资交流、推销公债和缴纳税款等方面的工作。1951年3月15日，在召开的全市工商缴纳税模范受奖大会上，翟本槐亲自主持的漕酱业的鼎康、裕大祥、王怡泰三家酱园获奖，名列各业榜首，受到芜湖市人民政府江靖宇市长的表彰。尤其在抗美援朝期间，在翟本槐和工商联同事们的带动下，芜湖工商业主发扬了极大的受国主义热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捐献“芜工商号一”、“芜工商号二”两架飞机，并举行了盛大游行。1951年8月16日，《皖南日报》头版记录下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芜湖市工商界在昨天举行盛大的集体缴纳第一批购买两架飞机的捐款游行……游行队伍领头的是工商联合会正副主任委员和委员，以及工商界抗美援朝会工作组人员，他们的后面是几个人抬着的两架白色的飞机模型。”这是多么热烈的场面！这是中国人民力量的示威！
    翻开解放最初几年的《皖南日报》、《芜湖大众报》，经常可见翟本槐为宣传党的政策而写的文章和谈话，为解放初期稳定江南商埠重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土改运动中，翟本槐在报上撰文号召工商界人士支持土改，他说：“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必定提高，我们市场上的购买力也必定会随着增长，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希望工商界广泛宣传土地改革法，协助政府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在芜湖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座谈毛主席报告时，翟本槐又在报上呼吁全市万家工商企业拥护党的政策，他说:“毛主席是关心我们私营工商业的，只要我们改变旧的营业方针和方法，克服过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旧作风，面向生产、面向农村，老老实实地做生意，我们是有光明前途的。”1955年9月30日，顾逸风经营的具有“扬州风味”的“鼎泰酱园”，经过三个月的筹备，正式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是芜湖市工商各业率先公私合营的第一家，它对1966年实现全市公私合营起到了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党对凡是给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均给予了荣誉。”翟本槐先后当选上了皖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芜湖市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委，芜湖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所做出的有益于人民的贡献”，给予他以很高的荣誉。1953年，翟本槐因年迈让贤，辞去了芜湖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芜湖漕酱业创造的饮食文化之花，构成了芜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芜湖的文化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而泾县“水东翟氏”家族三代人，因为与芜湖漕酱行业的渊源，从漕酱公会主席（理事长），进而荣登于芜湖商会理事长这个工商界最显赫的位置之上。应该说：这也是近百年间芜湖漕酱行业兴旺发达的缩影吧！


(作者：曾任新华总社、《人民日报》社记者、高级讲师，现离休)

发表于《东方龙》1995年第1期（总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