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胜利勋章的荣耀——燕重孑与他的妻子周厚仪
- 中华燕氏网 2009-2-4 14:22:43 摘选华商网
烽火摇篮——2600难童的家
周厚仪与丈夫携手救护、教育难童，8年无一孩子受伤或辍学，其丈夫获得抗日胜利勋章。
20世纪30年代，保育院里的姑娘们正在哄孩子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烽火，意味着残酷的战争；摇篮，紧系着慈母的温馨。在残酷的烽火中，竟有温馨的摇篮，这是怎样的一番天地呀！现年84岁的周厚仪老人，曾是重庆万县战时保育院的一名教师，她用自己的青春为孩子们摇动摇篮，以特殊的方式坚持着抗战。
■后方抗战———
当招待员见到宋美龄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呢，只有16岁。”周厚仪回忆道，1938年她在武汉圣罗以中学念初三。周厚仪性格活跃，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有的上街游行、发表演讲，而我们是走上街头，唱歌、演街头剧，向民众宣传抗日。”回忆起年少时的激情岁月，周厚仪老人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亮，“我歌唱得不错，身材高挑，演了很多戏，是当时宣传队里的主角。”
1938年3月10日，中国各界民主人士和妇女界的一批著名人士集会汉口，创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由宋美龄任会长。周厚仪因活跃乖巧，被老师选中参加大会的接待工作，有幸成为一名小招待员。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了宋美龄女士，她身着黑色长衫，手上戴着白手套，神采奕奕，文雅大方。”虽时隔近70年，但周厚仪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因为我只是一名学生，只是做一些接待工作，没有机会和她谈话。当时也有很多人请宋女士签名，和现在的孩子们追逐明星的样子差不多。”谈到这里，周厚仪老人天真地笑了。
■诀别家人———
武汉沦陷母亲没离开
随着战事的步步紧逼，武汉吃紧，有钱人家早就携带家眷撤离。“除了母亲、大姐、四姐和我外，家中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经先后从武汉撤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193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周厚仪母亲召集留下的孩子们开了一次庄重的家庭会议。“除了我，你们全都要尽快离开武汉，我也会回乡下，陪你们死去的父亲。”大家都默不作声。
“母亲，我不能离开！”大姐夫的一句话打破沉默。“我是学校的校长，就算日本人打到武汉来了，我也不能离开，我要对学校的几百名学生负责。”大姐夫是圣保罗小学的校长，他的一席话说服了母亲。大姐不肯舍弃丈夫和母亲，也决定留在武汉。
“我和四姐最后被确定为必须离开的对象，那一夜，我们母女抱头痛哭。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一旦离开，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说起母亲的决绝、姐夫的执着，周厚仪长叹了一口气，“直到武汉沦陷，母亲和大姐硬是没有离开武汉，最后在乡下老家躲过了一场浩劫。”而四姐和周厚仪则多次辗转，最后来到了万县（现重庆万州）。
■夫妻携手———
“烽火摇篮”成了我的家
“在万县，我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我的丈夫燕重孑。”周厚仪的眼中闪过一丝柔情，娓娓而道。当时，原宜昌保育院也已搬迁到万县，安置在离县城10里的李家河镇文家坪，并更名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八保育院。周厚仪到了万县后，一教堂传道士巫国骥便将她介绍到后来被称为“烽火摇篮”的保育院工作。
“开始一段时间，我作为保育员，专门负责帮孩子们整理清洁和内务。”周厚仪曾无数次地端详着木床上熟睡的孩子们，“最小的孩子才3岁，最大的10来岁，大多是从沦陷区抢救回来的孩子，夜里睡觉哭着还叫妈妈，可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已死在战乱中了。”
在巫国骥的撮合下，周厚仪与正直、稳重的保育院院长燕重孑走在了一起，于1939年元月举行了婚礼。“燕重孑比我大9岁，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对于情爱知之甚少，只懂得他从此便是我的丈夫了，我要好好地爱他。从此，保育院成了我的家。”后来，周厚仪担任了小学3年级的语文、美术、音乐等课程的任课教师。
■救护难童———
2600孩子一个都不少
1939年，大批飞机开始轰炸重庆。由于万县没有防空警报，于是只得在当地最高的山上挂上红球以示预警。如果山上挂上一个红球，则表示敌机已到重庆，两个红球则表示敌机已到临近区县，三个红球则表示已到万县境内。保育院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看红球。一旦发现有两个红球，全体师生就逃往半山腰的防空洞避难。
“你们长大了要干什么？”周厚仪不止一次在课堂上问孩子们。“我们长大了要打日本鬼子！”每每听到这个问题，十有八九，孩子们都收起了调皮的笑脸，神情庄重地回答。
“孩子们都很懂事，只要老师叫转移，大家都秩序井然，没有惊慌，也没有叫嚷，大家互相搀扶着躲避轰炸。战争的残酷，让这些孩子都早熟了。”
周厚仪已记不清自己带着孩子们躲了多少次空袭，“保育院在近8年的时间里，一共养育、培养了2600多名难童，保育院里没有一个孩子在轰炸中受伤，更没有一个在轰炸中死亡。”周厚仪看了看墙上丈夫生前的照片，动情地说。
■惨痛记忆———
躲避轰炸姐姐不幸亡
但周厚仪的四姐却是保育院在轰炸中唯一丧生的。1940年5月的一个晚上，突然，一阵“轰轰”的飞机轰鸣声由远而近，“快，把灯吹灭，到防空洞！”院长燕重孑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喊道。已怀有5个月身孕的周厚仪也赶紧去叫孩子们躲避。
“轰、轰”，大家还没来得及撤离，只听得城区里一片炸弹爆炸声，最近的一颗炸弹似乎就落在离保育院不足1里远的地方。
好不容易等到敌机远去，一小女生跑来对周厚仪说：“四姨叫不动了。”她急忙跑到四姐的卧室里，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姐姐和衣躺在床上已没了呼吸，才1岁零2个月的侄儿还趴在妈妈的怀里，含糊不清地叫着“妈妈”。婴儿的啼哭声，如一把钢针，刺进周厚仪的心中。
“四姐夫在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原本以为将姐姐接到保育院里有个照应，没想到身患心脏病的四姐仍旧没能逃过这场劫难。”周厚仪把侄儿一直养到6岁。抗战胜利后，孩子的父亲才从前线回来，将儿子接到了自己的身边。由于过度悲伤和劳累，周厚仪早产下了怀胎才7个月的长子燕腊丁。
■最好礼物———
抗战胜利丈夫获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当时年仅5岁、周厚仪的长子燕腊丁回忆道，“大家四处放鞭炮庆祝，因为没有礼花，大家就把镁刮成粉，用报纸卷起来，做成礼花，在夜空里点燃了，十分耀眼夺目。”
8年来，第八直属保育院没有一个孩子受伤，没有一个孩子辍学，因业绩出色，院长燕重孑被授予了抗战胜利勋章，这就是抗战胜利送给他们夫妇俩最好的礼物。可惜勋章在文革中失落了，但它所代表的精神意义却让周厚仪念念不忘。
周厚仪曾听丈夫燕重孑说起过从开封抢救第一批难童200余人送到汉口的经过。而抢救过程中如何冲过重重封锁，躲过次次轰炸，让每一个孩子安全到达，老人只轻言提过一两次。“燕重孑比我伟大，他从一开始便投入到抢救难童的工作中，经受了种种困难，但一直坚持不懈，我佩服他！”
老伴燕重孑已于1992年去世，无疾而终，走得十分的安详。“我们相伴走过了55年。他的一生都过得很平淡，但我以他为荣！”周厚仪眼中闪动着泪花，却又面含着笑意。
周厚仪老人的晚年
1921年出生于湖北武昌，9个兄弟姐妹中周厚仪是最小。1938年3月10日，正念初三的周厚仪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成立时成为招待员。武汉沦陷前，周随其四姐经宜昌辗转至万县，后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八保育院工作，成为一名教师。1939年，周厚仪与直属第八保育院院长燕重孑结为夫妇，携手进行救护、教育难童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燕重孑任牧师，周厚仪则在家相夫教子。1992年，丈夫燕重孑安详离世，周厚仪的子女轮流照顾老人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