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燕国
        前文已述，有明确记载的燕侯世序是从第九世燕惠侯开始的。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自惠侯以下至春秋末期，燕侯历有釐侯、顷侯、哀侯、郑侯、缪侯、宣侯、桓侯、庄公、襄公、桓公、宣公、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简公、献公21世。其中的釐侯、顷侯属于西周时期，哀侯至献公属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燕国，史籍有关的资料很少，《左传》虽然也有一些燕的零星记载，但这些有限的材料或属南燕，或难以判断是北燕还是南燕。下面仅就确属北燕的材料，概述一下这一时期燕国的几个重要事件。
        迁都临易 迁都临易是燕国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此，《史记•燕召公世家》并无记载，它是通过《史记集解》转引《世本》而得以保存的。《史记集解》在燕桓侯条下称“《世本》曰：‘桓侯徙临易’。宋忠曰：‘河间易县是也’。”燕桓侯在位时间是公元前697年——前691年。宋忠，当是宋衷，东汉人，他所说的河间易县治今雄州市。可见东汉时临易故城遗址在当时的易县境内。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临易故城遗址现属今河北容城县（与雄州市相邻），位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名为南阳遗址。
        南阳遗址为一台地，高出地表1米上下，其北坡则高于地表2一3米，包括南阳村“燕国城”和“晾马台”两处大型春秋战国台地文化遗址。这两处遗址，似是南北二城的格局。在这里征集到和清理出有铭文的铜器、陶器及骨器等文物40多件。出土有陶碗一件，器身有“易市”陶文，“燕王职戈”一件，铜鼎二，铜簋一，铸有“西宫”铭文的铜壶一，铸有“左征”铭文的铜壶盖一，铸有“燕侯载之萃锯”铭文的铜戈三件，燕首刀币三百余枚。另外还采集到铜凿、陶鬲、罐、豆、筒瓦等。陶罐局部也有“易氏”陶文。从上述文物看，“西宫”铜壶的发现，说明这里应为国都宫殿地址所在，铜壶上的“左征”、“右征尹”铭文中的“征”应为燕国内府官署名，左、右为分工司职。“易市”陶文，或与“临易”、“易都”相关。燕侯载，为战国时期的燕成侯（公元前450年一前434年）。这说明，从公元前697年燕桓侯迁都到临易，直至前434年，260多年间，这里一直是燕国的重要城邑。
        燕桓侯迁都临易的原因，可能与山戎侵燕有关。山戎是春秋时期分布于河北北部的古代部族，公元前7世纪时最强，曾先后南下攻伐郑、燕、齐等国。据史载，燕宣侯五年（公元前706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涔�与战于齐郊”。这次山戎进攻的对象不是燕国，但山戎“越燕而伐齐”，对燕国的威胁不言而喻。燕桓侯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97年，上距山戎攻伐齐国不过10年，因此迁都临易可能存在躲避山戎侵扰的因素。
        燕庄公求齐救燕 燕桓侯在位时间凡七年（公元前697一前691年）。他死后，其子庄公继位，似仍以临易为都。燕庄公执政33年，这一时期正值山戎强盛，燕国成为山戎侵扰的主要目标。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对燕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庄公不敌，只好向齐国求援。齐国此时是桓公在位，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在管仲的帮助下，经过改革，国力空前强盛。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燕国请求。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向山戎大举反攻。“遂北伐山戎，�盗钪В�斩孤竹而南归”。令支，又作离枝，在今滦县、迁安一带。令支、孤竹位于今冀东一带，是山戎势力的重心地区，齐桓公北伐山戎，进兵令支、孤竹，挽救了燕国的危亡，燕庄公对此非常感激，不惜优礼相待，《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曾记下了这一戏剧性的细节：“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燕庄公的优礼换来了齐桓公的慷慨赠地，不失为燕、齐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对齐桓公所割之地，燕国曾经筑城以示纪念，后世称为“燕留城”。《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称“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故名燕留。”唐代的长芦县在今沧州市，燕留城位于长芦县东北十七里，说明燕庄公时期燕、齐两国的分界线在沧州市东北一带。
        迁都蓟城 关于蓟城的地理位置，不少学者根据历代地理志书，已经指出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对这次迁都蓟城的时间，史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记载。现有史籍所记燕都蓟城的材料均为战国时期。不过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断迁都是在春秋时期。解放以来，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一带的陶然亭、姚家井、广内大街白云观、宣武门内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不断发现有古代瓦井。并伴有制作精美的饕餮纹半瓦当及战国时期墓葬等。据介绍，瓦器有典型的燕陶文，瓦井的年代大约从东周开始延续到西汉以后。属于宫殿建筑构件的瓦当与东周时期的古井并存，可证迁都蓟城是在春秋时期。
        燕国迁都蓟城的历史背景有两个：一是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的东部威胁；二是晋国自献公起，通过经济和军制的改革也逐渐强盛起来，先后灭掉赤狄、长狄，并吞二十余国，解除了燕国的西部威胁。这样就使燕国摆脱了戎狄东西夹击的困境，为燕国创造了重新发展的机遇。考虑到这个因素，燕国由临易迁都至蓟应在燕庄公时期以后。
        燕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北移，对燕国以后历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蓟城的地理位置优越于山前平原城市的琉璃河和平原城市的临易，便于燕国凭山据险，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另一方面，蓟城处于华北地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和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连接地带，便于发展农牧经济和实施北进蒙古高原、东拓东北疆域的战略方针，奠定了以后再度拓展冀北和辽西的基础。
        燕简公奔齐与还国 春秋末年，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造成了燕国君位传承的一次重要更迭。但史籍对此有不同的记载，《史记•燕召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而《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条所记惠公奔齐的原因与此全然不同，称：“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两书所述是同一件事，而事主的谥号及事件的原因却有很大的不同。《史记》称事主的谥号是燕惠公，原因是惠公欲立宠姬而去诸大夫，结果是诸大夫起兵杀死宠姬，惠公被迫出奔齐国；《左传》称事主的谥号是燕简公，原因是燕简公欲重用“嬖宠”而去诸大夫，结果是诸大夫起兵杀死“外嬖”，简公被迫出奔齐国。对事主谥号记载的差异，有的学者认为《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条的燕君应是简公，《史记》将春秋时期的简公与战国时期的惠公位置搞颠倒了，《史记志疑》的作者梁玉绳即持此种观点。也有的学者认为燕惠公、燕简公可能是双谥分称造成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即持此种观点。至于事件的起因。多数认为《左传》所记比较准确。所谓“嬖宠”、“外嬖”，实即简公相信和依靠的一批地位比较低下的下层官吏。另外，《史记》所述简公出奔至齐、晋联兵送简公归国等事，是将不同三年中的四件事杂揉在了简公奔齐以后的第四年一起来叙述。对此《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已有说明。
        根据诸家研究，燕简公奔齐与还国的基本线索是：燕简公起初可能是思谋变革，起用一批下层官吏，以取代“诸大夫”。但这一措施遭到了上层贵族的反对，于是燕大夫们朋比为党，起而诛杀了燕简公的“外嬖”，燕简公不得已逃往齐国避难。这一年是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燕简公六年。从公元前539－前536年，燕国一直虚位无君。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冬，齐景公入晋，请求晋侯联合伐燕，送简公归燕执政，得到了晋侯赞同。燕国执政的诸大夫自然不愿看到燕简公回国复辟，面对齐、晋联军的军事压力，他们一方面拥立新君燕悼公，作为对抗措施，另一方面又对齐、晋联军分化瓦解，以珠宝鼎彝等厚礼贿赂齐国，并以“燕姬”嫁给齐景公为诱饵。这一措施果然奏效，齐军遂停顿于虢（今保定市高阳、蠡县间），与燕国会盟于濡上（今安新、任丘间），承认了燕国拥立新君的现状，复立简公之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