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势与主要事件
        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起到公元前221年（始皇26年）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这期间，燕国先后历经孝公、成公、湣公、釐公、桓公、文公、易王、王哙、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共13世。自燕孝公至燕王哙，是燕国缓慢发展时期；燕昭王在位期间是燕国鼎盛时期；燕惠王以后至燕王喜是燕国衰落并最后灭亡的时期。 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改革，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齐国有田氏代齐，其余韩、赵两国也不同程度地推行过改革的措施，唯独燕国在变法改革方面默无声息，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是战国七雄中比较贫弱的国家。
        御齐战争 这一时期，燕国北有东胡，南与齐国、中山相接，西与赵国为邻，而其威胁主要来自齐国。齐国为了实施向北扩张，不断攻伐燕国。公元前380年，秦、魏两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表面上答应救韩，实际上却秘密集结军队，向燕国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桑丘（今徐水县东南）。燕国不得已，向韩、赵、魏三国求援，三国迅即出兵伐齐，兵至桑丘。第二年，三晋为救燕，再度攻齐，直至占领灵丘（灵丘地望不详）。齐、燕桑丘之战，齐国因慑于三晋的军事干预而退兵，燕国最终保住了桑丘,此后，燕、齐又曾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373年，燕、齐于林营（一作林孤.。林营地望不详）交战，燕胜齐败。燕文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齐国侵掠燕国�端�之地。燕国出兵抵御，两国再次交战，齐军以兵败溃逃告终。水为燕国东部的一条河流，流经于今蓟县，玉田、三河一带，在津、唐之间入海。这一带是燕国的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是燕国的必争之地。在燕、齐战争中，燕国能够屡屡获胜，与燕国的外交活动和韩、赵、魏三国的及时支援密不可分。韩、赵、魏之所以助燕抗齐，是因为他们与燕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当时华北地区相邻的燕、齐、韩、赵、魏五国中，齐国最强大，燕国相对弱小，燕国只有联合赵、韩、魏，才能自存。而赵、韩、魏为了保持东方大国之间的平衡，也不愿意看到齐国过分强大。因此在遏止齐国的扩张方面，燕国和赵、韩、魏往往能够保持一致。基于这种形势，燕国积极与邻国开展以御齐为主要目标的外交活动，公元前356年，燕文公与赵成侯在阿（今高阳县北）的相会就具有此种性质。同时，燕国又利用秦、齐两大国间的矛盾，营造与秦亲善的气氛，答应秦惠王“以其女妻燕太子”的要求，借以牵制齐国。燕国正是利用了当时这种微妙的战略关系，抵御了齐国的向北的扩张，保卫了自己的国土。 
        东胡崛起 东胡为游牧部族，因位于匈奴之东而得名。《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称春秋时期“燕北有东胡”，《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也说战国时期的燕“东北边胡”。燕国与东胡的接触地带，大约在今滦河、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及其迤北的丘陵地带，东部不过医巫闾山。这一地域是东胡民族世代聚居的地方。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文物看，在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燕文化的遗存下面，叠压着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交错存在的曲刃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考古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曲刃式青铜短剑为特点的文化属于东胡族的文化遗存。这说明，在战国燕势力到达这一地区之前，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曾长期是东胡人聚居之地。
        燕国与东胡有着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点虽不见载于史籍，却可以从东胡的文化遗物带有燕文化的成分看出。进入战国时期之后，东胡势力逐步获得发展，军事实力渐增，成为北方草原上的强大民族，对中原地区北部缘边的燕、赵、秦诸国形成直接的威胁。他们除了西侵匈奴之外，也时常南下寇扰燕赵秦边民。而燕国更是首当其冲，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因此燕国不得已遣贤将秦开“为质于胡”，[暂时对东胡采取防御为主的战略。 燕文公徙易 前节已述，春秋早期的燕桓侯曾经迁都临易，之后又由临易迁都蓟城。战国中期，燕文公又一度迁易为都。关于这次迁都的记载，只见于《水经注》。《水经注》卷11《易水》称：“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燕国历史上有两个文公，一个是作为春秋晚期燕武公之子而燕懿公之父的燕文公，一个是作为战国中期燕易王之父的燕文公。“徙易”的燕文公究竟是哪位呢？《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根据后一个文公之父谥号“易王”而断定是战国时期的燕文公。这一见解有道理。
        春秋早期的燕桓侯徙都临易是因为“山戎病燕”，燕文公复迁“易”都的原因是什么，史所不详。但文公所迁之“易”与桓侯所迁之“临易”，都在今容城县境内。春秋燕国“临易”故城遗址在南阳村。战国燕国“易”城遗址则在南阳遗址以东3公里的古贤村。古贤村位于今大清河西侧（古易水）。原名古县村，应即古易县的省称。这座古城遗址有“大城”与“南城”之分。大城南北宽约1000米，东西长约1200米。这一南北两城相分的格局，与今易县燕下都武阳城分为东西二城相似。 由于燕文公“徙易”仅见于《水经注•易水》，不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及其它先秦史籍，因此其何年“徙易”、何年又由“易”回蓟，均无从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