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谈《古燕国与燕子》

        北京一带山名燕山，地名燕地，旧称燕京，古有燕国。这个“燕”，追本溯源，均与对“燕燕于飞”(《诗经•邶风》)的燕子的崇拜有莫大关系。
北京最早被称为燕京，是在唐肃宗初年。当时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为什么叫燕京呢?当然是因为周代的北京，曾是燕国国都所在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世家》)，“封召公奭于燕”(《史记•周本纪》)，这个西周燕国，后来还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西周时期“封土建国”，“国”就是城，燕国自然也当有都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市郊区的房山琉璃河一带就发现了周初燕国都城遗址，附近还有燕侯墓地。看琉璃河大型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燕侯的燕均作“匽”。先秦时期其他青铜器上的“燕”也作“匽”或“晏”、“郾”。直到战国末年的“郾王喜铜剑”、“郾王喜铜矛”，还不用“燕”字而作“郾”。秦灭燕后改郾为燕，以至于传世文献中才都称燕。不管怎样，“匽”和“燕”是一回事。
        可周初召公的封地为什么叫燕呢?总不能简单地认同唐人的说法，以为“地在燕山之野”，才有燕国之名吧(《史记•周本纪•正义》)。因为燕山反过来也可以因燕国而得名。
       《左传•昭公九年》说：“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传世的战国铜器铭文中，也有“匽(燕)亳”、“匽(燕)亳邦”的说法。这个燕亳，指的当然可以是周代燕国。可“亳”一般是商人对其宗庙毫社的称呼，“燕亳”等于说“燕地亳社”。燕地而有商人的亳社，足见西周以前这里就曾是商人的根据地之一。不少学者指出，西周以前这里早就存在一个古燕国。可商代晚期北京地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中，虽有不少商文化因素，如折沿或翻缘鬲、泥质灰陶簋、甗、大口尊、假腹豆等陶器，但这些因素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土著文化当中，并不能将张家园上层文化视为商文化本身。北京一带最多是晚商时期商王朝影响所及之地，而绝非其直接控制区域，更不大可能因此而将其神圣的“亳社”建立在此。早商时期商文化，也只是渗透到北京而已。那么北京之有“燕亳”，或许就只有在先商时代了。
       《世本•居篇》说：“契居蕃。”丁山先生怀疑这个“蕃”其实就是“亳”的音伪，也就是“燕亳”的“亳”，地在永定河与滱河之间。他还提到，北京之“蓟”，《说文》写作“契”，显然得名于契(《商周史料考证》)。果真如此，北京及以南附近就成了商人生祖契的根据地。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设过商人的亳社，那就毫不为怪了。契的出生充满神话色彩。《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黑色的燕子。又《诗经•商颂•长发》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吕氏春秋•音初》将这个传说演绎得很是细致有趣：有娥氏建造了一个九成之台，吃饭的时候击鼓为号。帝令燕子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燕子到这里以后，隘隘地鸣叫起来．引得有娀氏的两个女儿去扑它，把它扣在玉筐内。过了一会儿，打开一看，竟然下了两个蛋。燕子也就向北飞去，再没有回来。两个女孩子情不自禁地唱道“燕燕往飞”，这就是北方音乐的起源啊!可看一看燕卵。也不会生出个人吧。《史记•殷本纪》就说是其中一个叫简狄的，吞下了燕卵，于是才生了契。
         不少人把这个传说附会为生民之初知父不知母的现象，其实没有多少道理。《楚辞•天问》中有这样一句：“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可见与简狄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帝喾。《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殷本纪》明确说，简狄为帝喾的次妃，契为二人之子。帝喾为黄帝后裔，与颛顼有密切关系，为商人始祖，居住地称“亳”，应活动在山东至豫东一带。帝喾实为东夷和华夏两大集团融合之代表，不过东夷成分更多一些。有娥氏则和简狄确有关系。唐兰以为有娥就是戎，和简狄之狄合起来即为戎狄，应当是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大的部族集团。 
        其实，吞燕卵说和契为喾子说完全可以契合起来。东夷和华夏东部有着悠久的崇拜鸟日的习俗，作为其首领人物的帝喾，更有可能就是神鸟和太阳神的象征。帝喾在《山海经》中也叫帝俊，他是十日的父亲，那帝俊本人就是太阳神吧。帝俊驱使的明明是豹、虎、熊、罴，可偏叫他们“四鸟”。《山海经•大荒东经》还说，有五彩之鸟常伴随帝俊左右。我们曾推测，帝喾文化相当于晚期大汶口文化，该文化常发现一种鸟日合体的陶文，也是其崇鸟日的明证。既然帝喾可以是神鸟的象征，那么简狄吞燕卵——神鸟之卵的传说，不正对应简狄与帝喾的结合吗?如果不强调帝喾和简狄的人格属性，那至少反映商为东夷、华夏和戎狄集团之融合体这一史实。
        我们曾提出，最早期的先商文化，就是永定河至漉河的一带龙山后期遗存，具体来说就是冀中(可能包括北京南部)的后岗二期文化哑叭庄类型，还涉及到北京北部的雪山二期文化。哑叭庄类型(以河北任丘哑叭庄龙山遗存为代表)和雪山二期文化，实为以来自东方地区的因素为主体，融合部分北方和中原文化因素而形成：陶器中的直领贯耳瓮、子口罐、子口缸、粗柄豆、圈足盘、平底盆、贯耳壶、宽把杯、粗颈鬻、三足奁等，和山东及豫东地区龙山文化的情况很相似。较多带鸡冠錾耳的鬲、盆、瓮、罐等，则与冀西北龙山时代文化相近。这在考古上证实了上述关于商人起源的推测(《五帝时代》)。
        似乎可以这么总结一下：早在距今4200年左右的龙山后期，就有大量龙山文化人群进入北京南部及附近地区，与当地土著结合而留下后岗二期文化哑叭庄类型和雪山二期文化遗存，这其实就是最早期的先商文化。对应天降燕子——帝喾和简狄结合而诞生商契这一历史背景。由于北京南部及附近地区在商人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才长期在此设立“燕毫”。即使商朝建立后并不能直接控制北京地区，但也不断向这里渗透，早年的商人传统也一直延续。晚商时这里仍存在崇拜燕子的人群，青铜器上他们的族徽正是一个燕子展翅张口呜叫的形象。周武王封召公于燕亳之地，国称燕或北燕，正在情理之中。
       可还存在这样一些疑问：其一，《礼记•乐记》明明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为何封黄帝之后于蓟?这个黄帝之后是谁?其二，召公奭为周初姬姓重臣，为何先秦文献中没有明确出自于周的记载?又为何要被分封到边远的燕地?
         唐代的陆德明提醒我们：封于蓟的黄帝后裔就是召公爽，二者同为姬姓(《礼记正义》)。《汉书•地理志》也早就提出燕国召公的封地在“蓟”，《水经注》说是在“蓟丘”。这就是说，封蓟和封北燕其实就是一件事。也可以理解成北燕是国名(大地名)，蓟是都城名(小地名)。徐旭生也说。燕地的姬姓可能早在西周以前就已存在，其初始或在黄帝时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看来，召公爽虽与周同宗黄帝、同为姬姓，但并无较近的血缘关系(皇甫谧说他为“文王庶子”，不知何据)。召公奭作为燕地姬姓的首领人物才参与武王伐纣，功成后被分封到原来的根据地镇守东北(实际是其长子就封)。
        如果是这样，那最初的蓟或许就应当在北京西南郊区的琉璃河遗址一带了。但一般认为，蓟或蓟丘在北京城区西南一带。从考古上来看，琉璃河遗址西周都城和燕侯墓地一应俱全，而北京城西南除了发现不少战国秦时期的古井、墓葬，以及个别战国时的饕餮纹瓦当外，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确切的西周遗存，更不用说西周都城或墓葬。
        我们曾论证，黄帝文化就是分布在晋南豫西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6000—5500年。它也有浓厚的崇拜鸟日的习俗。公元前6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形成之初，曾对太行山以东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造成毁灭性打击，对应著名的“涿鹿之战”。之后，其影响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与《史记》所载黄帝所至之处十分相似。可能正是由于黄帝势力向燕山方向的渗透，才在北京地区留下崇鸟的姬姓一支(《五帝时代》)。这些早期的姬姓人群，和后来的商先公虽然并无较近的血缘关系，但都与黄帝有关，也都崇拜鸟日，从而也可能多所融合。庙底沟类型的影响还一直到达西辽河，对崇龙的红山文化产生较大影响，将东北南部地区也与中原紧密联系起来．有人甚至因此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
        那么，具体到北京一带对玄鸟——燕子的崇拜，到底是从商契开始，还是可早到黄帝时期?这还是一个谜。不过，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北方尚黑，由来已久。北方冀州的蚩尤为九黎、黎苗之祖。“黎”即《尚书•禹贡》“厥土青黎”之黎，通“骊”，后作“黧”，即黑色。后来北方之玄鸟、玄水、玄蛇等物，玄丘、玄丘之水，大玄之山，幽州、幽都、幽都之山等地，玄王(契)、玄冥等商先公，以及北方玄武，可能都与黎、黑有关。 黄帝和帝喾将华夏、东夷文明因素先后带人燕地，促进了北京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北京文化一些优秀成分也反向融入到黄河流域文化当中。这正如翩翩南来的燕子将春天的讯息带到北京，秋天还不忘回归故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北京文化也是如此。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韩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