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真，河北定州人，1938年5月18岁时，他在日军的一次大“扫荡”中离开村子，跑到当时在曲阳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加了革命。因为此前他曾在地方上学过一点医，部队便把他分到三分区卫生处，第二天发衣服时说让他当司药。第四天，卫生处首长又通知他去五台县军区卫生部医训队去学习。到医训队所在地河北村的次日，他们集体去8公里以外的耿镇河西村去参观白求恩的“医院”。在这里，燕真第一次见到了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是1938年初受加、美共产党派遣，从加拿大告别白发高龄老母，来到中国支援抗日的。他当时是国际上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率领加美医疗队到中国后，他拒绝了国民党的挽留，坚持去前线，于4月到达延安。在见过毛主席后，他东渡黄河，突破重重封锁线，辗转一月有余，于5月末来到战事激烈的晋察冀前线。看到当时八路军战场上医疗救护条件很差，经验也不足，白求恩一到前线，就开始组建一个战地“白求恩模范医院”，一边收治伤员，一边示范教学。这个医院就设在河西村。
       离休后定居在兰州的燕真老人，在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曾4次与白求恩相处共事，为白求恩当过手术助手。他在接受笔者采访中，深情地回忆并讲述了他与白求恩共事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NO！NO！NO！你们要拿我当机关枪使用”

       我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大夫是1938年6月。当时，白求恩正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筹建一个战地“模范医院”，医院设在河西村。这个“医院”其实就是一个破庙。我们走进庙门，看到一个瘦削、高个儿、头发稀少而且花白的外国老头儿，正在画图并躬着腰教一位当地木匠做木夹板和牵引架，他就是白求恩。忙完了木活那边，白求恩又来到铁匠炉前指导铁匠打制夹板的铁条。医院已经接收了十几个伤员。庙里到处是尘土和蜘蛛网，白求恩和我们一起打扫收拾，整整干了一天。中间有人劝他休息一会儿，老头儿胡子一撅不高兴地嚷道：“NO！NO！NO！你们要拿我当机关枪使用。”
      第二天我们又去，白求恩教我们自制医院里需要的生活用具。他亲自裁剪美孚废油桶，焊制伤员用的大小便器和喝水的缸子，还找来一个首饰匠做手术镊子和探针等物品，找来农村妇救会的一帮妇女给伤员做棉垫子。第3天我们分了组，白求恩轮流给各组讲课：怎么给伤员换衣服、喂饭、擦脸、翻身、扶伤员大小便……白求恩讲述得极其细微周到，并亲自示范。有一位学员给伤员换裤子忘了讲的方法，弄疼了伤员，白求恩立刻大发脾气：“你这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记住，一定要先穿伤腿。”
       白求恩在“模范医院”正式开幕典礼时，发表了一番精彩的演讲，他说：“因为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民，我才要求到中国来的，我觉得这儿是迫切需要援助的地方，这儿对我是最有用的地方！”白求恩来到中国，担任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不仅办“模范医院”，还经常到我们医训队来讲课并兼任教务长。这两个多月时间，白求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1938年9月，日本人扩大扫荡圈，集中两万多兵力向五台山地区发动疯狂进攻，“模范医院”和军区医训队就都转移了，白求恩也要求去了前线。10月，反扫荡斗争开始，医训队转移到平山县常峪村，我又一次见到了白求恩。
　　白求恩一来到医院，顾不上吃饭，就去病房查看伤员，检查我们的工作。他看到医院仍保持着他的“模范医院”的作风，很高兴，只是说消毒条件太差了。他看我们正在水中煮消毒包，就立刻把袖子捋上去，亲手把有血和无血、有脓和无脓的一一分开，并当场教我们折纱布、装袋子的正确方法和他总结出来的“消毒13步”。他说:“端水不能慢腾腾的，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分钟就多挽救一条战士的生命。”白求恩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但做手术非常严谨科学，旁边放一摞医书，边做边查，怕记忆有误。
　　大约一周后，白求恩接到前线王震旅长电报后又走了。我第3次见到白求恩，是他从王震旅长那里再次回来筹建特种外科医院的时候。当时我们收容了300多名重伤员，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白求恩每天带我们学习骨折固定和腿伤吻合等大手术，亲自指导我们写病历、开处方和给伤员换药。这段时间，我担任白求恩的第二手术助手，负责抬伤员、麻醉等工作。
　　开始10多天，白求恩亲手做了几十个大手术。他老讲：“时间就是生命！”“抢救正在战斗中的八路军伤员，必须争分夺秒，越快越好。”他反复举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例来说服大家：两个情况几乎相同的伤员，都实施了手术，可第一个次日就死了，第二个则平安痊癒了。生与死的区分，就在伤后的8小时和18小时。他提出：“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军区卫生工作的条例之一。白求恩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奔波在战区各前线救护地，哪儿战斗吃紧，哪儿伤员多，哪儿呼救紧急，他就出现在哪儿。
　　白求恩用他卓越的外科技术和战地的及时实施手术，抢救了无数中国八路军士兵的生命，他还慷慨地用自己的鲜血，挽救生命垂危的战士。有一次，一个伤员需要做断肢手术，急需输血，他不听人劝，毫不迟疑地伸出自己的胳膊输出他的血。于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鲜血徐徐流入一个普通中国战士的躯体，这个战士被救活了。在白求恩的感召倡议下，医院成立了战地输血队，医院所有的人及当地的不少老乡都参加了输血队。成立战地输血队的做法在边区各医院很快得到推广，本来无救的许多伤员都因为能得到输血抢救而活了下来。
军区特种医院建成后，白求恩又在三分区建成第二所特种外科医院，之后又赶到车箭岭前线去，连续不断施行大小手术300多例。

  “我确实很累，但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我感到满足，这里到处需要我”

　   我第4次见到白求恩是1939年7月。在这之前半年时间里，白求恩一直带着他组建的“白求恩医疗队”东征，辗转在晋察冀战场前线各地。一次他在炮火中连续坚持工作69个小时，共做了115个伤员的手术。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确实很累，但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我感到满足，这里到处需要我。”
       7月，我到军区后方医院（原“模范医院”）当主治医生不久，白求恩忽然从前线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问：“伤员在哪里，在哪里？”一边问一边径直去了病房。他一边巡视，一边听我们汇报，忙了一下午。晚上，他给医院打分：59分。接着就发脾气，批评医院不如最初状况。
　　第二天查房，白求恩要求我给他汇报病人的情况，他一边听着察看着，一边在本儿上记床号记病情。由于伤员很多记得不牢，我把一个伤员左腿伤误说成了右腿，白求恩掀开被子发现后，大发脾气。检查完，他决定给30多个伤员做手术，亲手开列了名单。这天晚上，我正为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周到受到白求恩批评而难过，忽然白求恩来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新来的。”我差点哭出来，在场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感动。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白求恩回来后又开始整顿医院，教我们管理、教我们技术，讲得非常细，如抬伤员上山或下山要头朝上；断肢者不准脱衣裤只能用剪子剪，以免造成碎骨新的扎伤；“手术室”地下一定要洒水避免起灰；还让我们医护人员睡24个小时不翻身，体验伤员不能动的痛苦，督促我们给伤员勤翻身……他在繁忙的战地救护间隙还编写了大量战地医疗救护教材，光插图就画了119幅，还教我画了一厚本。
　　白求恩的手术室是借用民房搞起来的，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做了很多肢体离断术、肠胃吻合和肠肠吻合术等大手术。我作为他的助手，亲眼目睹了他高超的技术和拚命工作的崇高忘我精神。在白求恩指导下，我也做了离植术、肠吻合等五六例手术，他比较满意。
　　白求恩处处想的是伤员，自己生活却非常简单。中央特批给他100元生活津贴，他从来没领过。一匹马他倒是要了，但用于驮医疗器械。炊事员给他炒一盘鸡蛋，他就大发雷霆，一口不吃，分给伤员，去和战士们一样吃小米饭、喝白菜汤。军区给他的战利品如炼乳、白糖、毛毯等，他自己不用，都分给伤员了。
　　在后方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白求恩又要求到前线去。在花盆村分手时，白求恩送给我一个他用过的听诊器和一张穿高领毛衣的照片，还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没想到此次分手，成了我们的永诀。几个月后，传来白求恩在抢救伤员中受丹毒感染，于11月12日不治而亡于黄石口村的噩耗。白求恩大夫的死，使我悲痛了很长时间。我对他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我一直挥不去像失去自己亲人的那种感觉，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