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82年，交城县酝酿撰写交城县志的时候，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燕居谦（1933-1991年)。为什么呢？因为燕居谦是大家公认的“交城通”、“活字典”。
       燕居谦那个时候正在交城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听说他要去县志办编县志，有人就劝他了：“放着宣传部长不当，何苦去干那些成天钻档案、查资料的事情。”燕居谦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比谁都清楚，交城已经有108年没有修志了，这100多年，是中华民族风云变幻的重要时期。在战争年代，交城又是老革命根据地，许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史实需要写；解放后，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业绩更需要写。党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还是个人利益第一？燕居谦选择了前者，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编县志的重担。
       接受任务后，燕居谦带领几名同志，不分昼夜，查阅资料，实地勘查，寻访印证。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许多尘封已久的资料重见天日，许多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历史留在了纸上……县志的草稿一本本地拿了出来，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然而，1988年的一次例行体检，把燕居谦推入了人生的另一个轨道。他被查出是胃癌初期，在家人和组织上的强烈要求下，只好住院做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手术后半个月，燕居谦迫不及待地出院了，住在了太原姐姐家，说是要“疗养”。可他是怎样“疗养”的啊，出院的当天下午，他就拿起笔，翻开资料，开始县志的编写，家里人含着泪不让他接触那些资料。可是燕居谦却坐着躺着睡着都在想着他的县志，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所以一分一秒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整整三个月的“休养”时间，他没有一天停止写县志，他写完了14万字的工业志、3．5万字的政权志、3万字的政法志，审定了7万字的人物志、4万字的城乡建设志，还主编了一期7万多字的《文史资料》。 
      一本一本的县志成型脱稿了，然而病魔的进攻也愈发肆虐了。1990年春天，燕居谦癌细胞扩散，食道病变，成为食道癌晚期。消息传来，县委、县政府领导着急了，多次让他停止工作，住院治疗；朋友同事劝他先看病，病好了再写；子女亲人哭着让他休息、看病……这一切，都被燕居谦婉言谢绝,他说：“你们就把剩下的时间给我，让我把县志编完吧。” 
      县委领导着急了，硬是派人陪燕居谦上北京去治疗。到了北京，随行的同志在宾馆给他安排了比较高级的房间，他不住，却住进了宾馆的地下室。每天除了看病，他就在地下室撰写县志，在北京的六天里，他把4万字的《商业志》改写完成。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燕居谦想了好多好多，他想到1936年，交城县成立了修志局，十几个人的班子干了一年，片纸未留就一哄而散；1959年，交城县也抽调一些人搞县志，也没有成功。而自己从1982年开始，从收集800万字的资料到写成210万字的草稿，再精炼为130万字的初稿，120万字的正稿，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啊，现在正是修改审定，完成总纂的关键时刻，自己能够临阵脱逃，放下志稿去看病吗？自己的这个病已经没有几个月时间了，动手术虽然可能延长生命，但如果万一手术失败，那么这几个月的时间不是也没有了吗？而这几个月，对自己是何其重要啊，只要再有三个月的时间，县志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想到这里，燕居谦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遗嘱《火葬歌》：“火葬好啊火葬好，火葬要比土葬好。不割棺材不费料，不占耕地不挖窖……学到老要干到老，四化建设立功劳。生前勤奋争分秒，死后无愧自清高。”
       “生前勤奋争分秒，死后无愧自清高。”燕居谦决定放弃治疗，他要用这生命最后的时间完成县志的编纂。1990年6月23日，从北京回到交城的当天，燕居谦搬到交城卦山脚下有五百年历史的文昌阁里，摆脱一切俗事，专心修志。他谢绝了县委派人照顾他的好意，只让自己的女儿陪着，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冲刺”。病魔更加疯狂地折磨着这位意志坚韧的老人。亲友们送来的食品，他强咽一点下去，就要痛苦地呕吐半天，只好喝点汤水打发饥肠；有的时候强烈的疼痛令他晕倒在桌前，醒来之后继续书写；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夜以继日……
       古刹孤灯下，一位虚弱的老人默默地将自己的生命化作字句，倾注到一本本的县志之中……
       1990年9月20日凌晨1时，《交城县志》总纂稿大功告成。 
       1990年12月26日，吕梁地委、行署授予燕居谦“当代吕梁英雄”光荣称号。
       1991年1月22日，燕居谦安然去世。
       交城县委、吕梁地委、山西省委先后做出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决定，全国地方志委员会也号召全国修志人员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燕居谦成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