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忠字良臣（公元1459年——1515年），是明代蓟州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高官，官居正三品。他于成化甲辰考中进士，先后任常州、宁国两府推官；福建道、浙江道监察御使；陕西按察副使；陕西苑马寺卿；陕西按察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都御史；大理寺卿等，位居司法、审判的要职。
他性情刚直严峻，平常话很少，不笑谈，不轻易与人交往，人望而畏之，贵近有所请托一概严厉的拒绝，被评价有包希仁的刚正严峻和赵阅道的廉洁直率。因此，被州志、县志列入先贤名录之中。
       在职期间他秉公执法、断案果敢、公正廉明、直言纳谏，力判徇私枉法、平反冤假错案。诸如：有人在江淮间作买卖，被其怨家唆使其仆人杀害，并盗走其财货，犯人很久没有拿获，燕忠到任后，立案调查追清案情，速将唆使人判重罪处决；知州田崑为一个讼案辩冤，不料触怒了皇上，皇上误以大不敬将田崑治重罪收监，经燕忠多次疏导，洗刷了冤屈，终于得以释放；对罪恶极大的他坚决不留情面，有胡某，与父亲的小妾私通，因而毒杀了父亲，后用很多的钱贿赂地方官员，企图减缓罪行，地方官员在判决书的用词上多处替胡某遮掩。燕忠断言：“还有什么罪比这更大呢”。他看了判决书即刻驳回，之后又多次驳回，胡某终于伏法；江西藩台、臬台互相勾结干了许多坏事，后来又上奏相互攻击，揭发对方的短处，致使江西形成大的冤假错案，很久不能断决。燕忠奉旨前往，实事求是地处理了此事，由于公平公正，没人提出不同的议论；在任浙江道监察御使时，因为发生灾疫，他上书说：“亲贤纳谏，重名器，节财用，严赏赉，”话说的恳切，又符合实际，孝宗认为好，便采纳了；出按陕西，揭露坏人坏事，风声严厉，贪官污吏听到就赶快辞官而逃；陕人宦官刘瑾专权，陕西地方的官员无不惧怕三分。而燕忠不与之为伍，不拜祭他的祖坟，不向他馈赠礼品，导致刘瑾的忌恨，但又始终找不到陷害的把柄；任陕西按察副使时，整饬环庆兵备，至则留心戎务，每日训练防御；任陕西苑马寺卿，至又留心牧政马用蕃息；任陕西按察使时，禁和买之弊，裁省里甲支费三之一，民有冰玉之谣；任大理寺卿，执法严格，审案仔细，定案谨慎，而且从不拖延时间。任大理寺卿满三载，“奏绩得推恩赐诰命”，而且“荫其子为太学生”。
       志载他的廉洁达到“在仕途三十年禄入仅供朝夕，田园邸舍无所增置，卒之日，囊无余蓄”。正德皇帝听说此事后“遣官谕祭，命有司营葬事”这才解决了燕忠的丧葬费问题。因为他中正廉明吏部才“奏公刚正，得大臣体法，应赠典”，经报批“赠刑部尚书”。其祖父、父亲俱以公贵，“赠通议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亲“赠淑人”，妻子“封淑人”。 
       燕忠在《明史》中虽然没有传记，但在《明史》的《李承勋传》、《郑岳传》和《李梦阳传》中还是有多处提到燕忠的名字和事迹。蓟州城内还曾建有他的功名牌坊名曰“大廷尉坊”。
       1983年修建城内人民东路时，在城关镇东大井村北的高台地出土了燕忠墓志，现收藏在蓟县文物保管所。据《辞海》解释：“墓志铭是放在墓中刻有死者传记的石刻，方形墓志北魏以后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文体包括志和铭，志多用散文记叙死者姓氏、籍贯、生平。铭则用韵文来概括全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燕忠墓志铭的志盖和志底均为方形，高、宽各70厘米、厚10厘米。志盖为白色大理石，志底为青石。志盖阴刻篆书四行，每行五字，文字为“大明故通议大夫大理寺卿赠刑部尚书燕公之墓”，字径11厘米。志底阴刻楷书三十九行，满行四十六字，字径1厘米，全文1311字。
       在清理燕忠墓时除墓志铭外，考古还发现一块铜镜和三枚铜钱，这与当时同级官吏的随葬品相比少的实在可怜。燕忠墓志铭是由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杨一清撰文；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陆完书写；资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食俸一品侍、经筵官石玠篆书。这三位在《明史》中都有传记，并载有《杨一清奏议》、《石淙类稿》和陆完《水村集》。一块墓志铭的文、书、篆分别出自明代的三位高官实属罕见，同时从中可窥见燕忠非同一般的名望和燕忠其人、其事的神秘色彩。
       燕忠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杨一清的文词和陆完的书法艺术有着重要意义。其内容除记述燕忠主要生平事记外，还涉及到明代封赠制度和官员的考核制度。又是研究明代中期官吏管理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燕忠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燕忠的成长过程也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影响。燕忠读书时期其父严格要求，不顾家庭经济困难，将其“遣入州学，俾就贤师良友”。燕忠走上仕途其父“实偕行就禄，朝夕必谕忠，忠孝惴惴焉”。燕忠非常尊重其父，父亲去世后他还“克奉遗教”。在官职升迁问题上燕忠的态度是“大臣进退，当以正求得之”。
       “人过其留名，雁过其留声，”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比敬仰蓟州的先贤燕忠，我们要传扬他的美德和作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以蓟州的先贤们为楷模，学习他们的品行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