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召公奭为周文王的长庶子，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建立、巩固西周政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周公分陕而治，巡行陕间乡里，舍于甘棠之下，决狱于阡陌陇亩之间，深受群众爱戴。百姓赋《甘棠》之诗，敬其人而爱其树。召公之德政教化，被称作“甘棠遗爱”。
    关键词：召公奭；分陕而治；甘棠遗爱

    召公亦作邵公、召伯，姓姬名奭，是周文王的长庶子，周公之兄，西周初年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为西周王室的辅佐大臣和燕国的奠基者。他一生经历了文、武、成、康四代，为建立、稳定、巩固西周政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一位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

    召公的身世
    关于召公奭的身世，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召公与周王室同姓，是周的支族，至于他同周室的亲疏关系，则是不得而知的。如《谷梁传•庄公三十年》说：“燕，周之分子也。”范宁注：“燕，周太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尚书》伪孔传也说：“奭，名。同姓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则云：“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似为周之近族。”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周之近族’只能说明召公家族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并不能说明召公就是周文王的儿子。”［1］另一种说法主张召公奭为文王之子，与周公、武王同为兄弟。《白虎通•文王不臣》引《诗•大雅•江汉》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并说：“周公，文王子也。”王充《论衡•气寿》云：“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邵公为文王庶子。”清代学者左暄《三余偶笔》提到上述记载时说：“《谷梁传》曰：‘燕，周之分子。’‘分子’者，犹曲礼之言‘支子’，大传之言‘别子’也。《逸周书•作雒解》：‘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祭公解》：‘王曰：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此召公为文王之子之确证。《白虎通》曰：‘子得为父臣者，不遗善之义也。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子也。’则召公为文王之子，汉人已明言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文王庶子，盖本谷梁氏‘燕，周之分子’，故云然，非无据也。司马迁云：‘召公与周同姓。’按《史记》于毕公亦云‘与周同姓’，亦可谓毕公非文王子哉？”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此处举出毕公例进行论证，说服力甚强。“召公身份问题似可定论于其说。”［2］综合上述两种意见，我们认为不必拘泥于“周之同姓”、“周之分子”、“周之支族”与“周之近族”的说法，《诗•甘棠》疏引皇甫谧谓召公奭为“文王庶子”之论，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大体上可以取得学术界的共识。

    召公的业绩
    召公在西周初年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功绩甚多，试举例如下：在武王伐纣灭商过程中，召公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据《逸周书•克殷解》，牧野之战以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进入朝歌，在庆功典礼上，“召公奭赞采”，即奉币主持。《诗•大雅•召旻》追忆其事时写道：“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由此可见他在西周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周初年，成王年幼，周王摄政，引起了一些大臣对周公的猜疑与不满，甚至发生了管叔、蔡叔等“三监”勾结残殷势力的叛乱，东方的形势也不安定。《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召公作为“太保”，是当时国家行政机构的首脑。他与周公一起辅佐成王，镇压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营建洛邑是西周王朝的一件大事。洛邑位居天下之中，周人选择洛邑做东都，以此为新的统治据点来加强对四方的控制。取周人成功之义而命名曰“成周”。主持工程的大臣是周公与召公，召公在洛邑营建过程中起到了策划与实施的作用。《尚书•召诰》记载：“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王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新邑的建成，对巩固西周政权的统治、监督殷遗民及东夷的反抗具有重要意义。

    分陕而治
    召公奭除上述几项主要贡献外，就是他与周公分陕而治。据《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亦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关于“陕”的解释，又有多种说法：一曰陕县说。《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何休曰：“陕者，盖今弘农陕县是也。”二曰陕城说。《水经•河水注》云：“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三曰陕陌说。《后汉书•郡国志》载，弘农郡“有陕陌”，章怀太子注引《博物记》：“二伯所分。”四曰陕原说。《水经注》熊会贞疏引《括地志》：“陕原在陕县西南二十五里，分陕不因其城，乃从原为界。”大体而言，在今三门峡市原陕县一带。当时分陕而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周成王以陕为界将西周统治区划分为两大部分，西方以沣镐为中心，管辖周人故地；东方以洛邑为中心，统理新获殷商国土，实际上也是两大军事管制区，史籍与金文上常见的“西六师”、“殷八师”就是根据上述划分而设立的。六师驻扎沣镐，其任务是保卫宗周与王畿。八师常驻洛邑，有镇压、威慑残殷势力之重任。从分陕而治的史实，可知西周初年召公与周公的地位是难分伯仲的。

    《甘棠》诗话
    召公治陕，政绩卓著。以德政爱民而受到百姓的衷心赞美。《诗•召南•甘棠》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憇。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把它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砍莫动它，召伯曾留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劈莫损它，召伯曾歇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拔莫伤它，召伯曾停在树下。”《甘棠》诗中所歌颂的“召伯”究竟是何人？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充《论衡•须颂》云：“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高亨先生在《诗经今注》中亦指出此“召伯”非召公奭。［3］华锋等《诗经诠释》也说：“这是一首怀念、歌颂召伯虎的诗作。”［4］上述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史记》、《说苑》等著作早已指出此“召伯”即“召公”。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述道：“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诗。”刘向《说苑•贵德》亦云：“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中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这里明确指出《甘棠》之诗为召公奭而作。诚如晁福林先生所说的那样：“《甘棠》一诗为颂赞召公之作，召伯即召公奭（或谓为召伯虎，似不可信）。”［5］据《陕州志》载：“召公治陕以西，甚得民和，有司请召民，公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召公秉乘先君文王之志，听颂于甘棠树下，宁劳一身而不劳百姓，深受百姓崇敬与怀念，为感召公之政而赋《甘棠》之诗。《毛诗序》说：“《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亦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人们出于对甘棠树崇敬之情，不得去碰它，更不能损伤它，要做到“勿翦勿伐”、“勿翦无败”、“勿翦勿拜（拔）”。闻一多先生说：“甘棠者，盖即南国之社木，故召伯舍焉以听断其下。”［6］晁福林先生亦云：“愚以为这种树应当是周代的社树。”［7］看来人们已将甘棠作为神树对待。孔子对于《甘棠》之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孔子家语•好生》云：“孔子曰：‘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孔子家语•祭典》云：“周人之于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此记载同上博简《孔子论诗》第24号简“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孔子认为百姓因召公之德政教化而生敬心。“按照孔子所强调的‘功’、‘德’的原则，召公作为周王朝有巨大功德者，尽管只是文王庶子，但在周人宗庙有其神主牌位，应当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8］韩诗着眼于召公廉政爱民事迹。《韩诗外传》卷一云：“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庙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说，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邵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茀甘棠，勿刬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这里强调召公的节俭，不以一身而劳百姓，代表了周道之盛，并对后世当权者之骄奢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与鞭挞。

    棠树觅踪
    召公奭主陕期间，关心民间疾苦，劳一身而不劳百姓，舍于甘棠树下，决狱于阡陌陇庙之间，后人怀其德而爱其树，见甘棠而思召公，以此为“甘棠遗爱”。关于当年召公所憇棠树之遗踪，过去有多种说法，即寿安说、陕州说和召亭说。寿安说主张古甘棠树在今河南宜阳。《史记•燕召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召公听颂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后人怀其德，因立庙，有棠，在九曲城东阜上。”唐代寿安县，即今河南宜阳县，南北朝时东魏天平四年（537年）曾于此置甘棠县，召伯听政处在宜阳县城西北4公里郑（州）卢（氏）路北侧的甘棠村。村旁竖有石碑一通，高2.2米，宽72厘米，正面刻有“召伯听政处”5个大字。此碑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由宜阳知县郭朝鼎立，河南府尹张汉书。另有召伯画像碑，原镶嵌在县城南香山的召伯祠内，碑高1.1米，宽0.6米，上刻甘棠树一株，召伯端坐在树下石上。镌有“召伯甘棠赞”6字，右下方题跋80余字。此碑现存县文管所内。今县城西北甘棠村附近的胜因寺，有甘棠驿旧址。［9］明人王帮瑞诗云：“旧驿今为寺，红尘已入空。甘棠思召伯，双树定禅宗。”这里当年为甘棠树林所在，棠荫秋景成为宜阳古八景之一。
    陕州说主张古甘棠树在河南三门峡市陕州故城，这里为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处。召公祠位于陕州古城鼓楼之北，祠内有正殿、偏殿、甘棠树及碑碣石刻等文物。对于甘棠古树，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许多记载它的诗篇佳句。唐玄宗李隆基诗：“树古棠荫在，耕余让畔空。”诗圣杜甫谓：“天寒召伯树，地阔望仙台。”唐人韩翃云：“春桥杨柳应齐叶，古县棠梨也作花。”宋人梅圣喻云：“古来分陕重，犹有召公棠。”甘棠古树高十余米，胸径约50厘米，周围砌有1米高的砖台进行保护。1926年，驻军砍树作柴烧，所剩树桩不足一尺，群众以为“龙惊木”，可治百病，纷纷刮削，煎水服用，树遂荡然无存。［10］现在保留的文物，还有分陕石柱，高约3米，直径约35厘米，原立于陕州故城北城门上，后曾移至召公祠内；古甘棠碑，立碑的时间和落款都已风化；“召公遗爱”碑，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陕州知州闫奉立；诗碑，上刻明正德年间李元伯纪念召公诗一首：“在昔召公去，国人爱棠树。于今树已空，时复吹清风。”上述4件文物现均保存在三门峡虢国文物陈列馆内。另有“周召分治处”碑，原在陕州故城东城门外，1964年春被毁。［11］
    1999～2001年间，民营企业家吴启民先生为了“彰古贤以扬正气，遏人欲以复天理”，在召公祠原址上新建了甘棠苑。主要建筑有召公殿、清风亭、静心桥、清心桥、廉风洞、诗壁、碑廊、画墙、戒石铭石等，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全苑奇石林立，竹木扶疏，小桥流水，鸟语花香，是一处突出甘棠风范的新景观。［12］召亭说主张古甘棠树在今陕西歧山刘家塬村，此地是当年召公采邑所在，古代召亭就在这里。刘家塬村中有召公祠，祠内有甘棠树及清慈禧太后题“甘棠遗爱”匾牌一块。
    上述诸说都有一些史迹传说为依据，均非空穴来风。大约当年召公治陕以西期间，并非仅在一处甘棠树下断狱，因而许多地方都留下了甘棠遗迹。此外，湖南江永县城西南25公里的上甘棠村，是一处周氏族人聚居的古村落。早在唐宋时期，周氏族人便徙居于此，为纪念召公甘棠遗爱，便把该村命名为上甘棠村。村内“月坡亭”有一摩崖石刻，主要内容是呕歌上甘棠村的美好风光和周氏家族在该村进行的各项建设。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叔叔周宏本于唐太和二年（828年）定居于此，表现了儒家学派对召公德治的推崇和向往。可见“甘棠遗爱”的影响已达南国洞庭湖之滨。

    综上所述，召公奭为周文王的长庶子，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建立、巩固西周国家政权而作出了丰功伟绩。他与周公分陕而治，巡行陕间乡里，舍于甘棠树下，听政于阡陌陇庙之间。百姓敬其树而爱其人，赋《甘棠》之诗以颂其功德。历史上各个朝代，也有一些清正廉节的官吏，被百姓誉为“召公再世”而受到赞扬。“甘棠遗爱”成了德政教化的风范，作为警世恒言，它将永鉴古今。

注释：
［1］任伟：《西周金文与召公身世之考证》，《郑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5期。
［2］［5］［7］［8］晁福林：《上博〈甘棠〉之论与召公奭史事探析——附论〈尚书•召诰〉的性质》，《南都学坛》2003年第5期。
［3］高亨：《诗经今注》，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华锋、边家珍、乘舟：《诗经诠释》，第25页，大象出版社，1997年。
［6］闻一多：《诗经研究•诗经通义》，巴蜀书社，2002年。
［9］［11］张长升：《召伯甘棠》，第36～38页，75～7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10］张宝剑、刘福兴主编：《三门峡史话》，第2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吴启民主编：《甘棠苑》，第73页。

                                          本文作者马世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　郑州）

                                           原载《三门峡甘棠苑》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