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生活于西周初年，经历了武、成、康三世，居官数十载。他为西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起过重大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君．序》云：「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为左右」。《史记．周本纪》中也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等内容。这些记述将召公和周公相提并论，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儒家学者对周公推崇备至，甚至把他纳入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为正宗的儒家正统以后，周公被奉为圣人。相比之下，召公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很少被提到。这样做无疑是不公正的，也是错误的。

    召公，与周同姓。一说他是文王庶子。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他应是姬姓宗族中人，且与武王、周公是兄弟辈。
    武王即位时，「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史记．周本纪》)，说明这时召公已是武王的近臣。武王即位以后的最大任务，是组织和领导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召公在这场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诗．召》有「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的内容，说明召公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M1193大墓确系召公之墓，则墓中放置的戈、矛、戟、盾和头盔、铠甲等物品，反映了他作为军事将领曾经度过戎马生涯的一个方面。或许正是他的杰出贡献，使他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所以在灭纣后举行的盛大仪式上，「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史记．周本纪》)。

    武王死后，召公和周公一起扶佐成王，「相成王为左右」。他们面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为西周政权的巩固起到重大作用。

    首先遇到的是管、蔡与武庚作乱。这次叛乱声势浩大，震动了朝野，对周王朝的生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周王室为此组织了征讨，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息了这次叛乱。召公在这次征讨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从大保簋铭文的内容可以看出。这篇铭文虽然未说他直接参予对武庚的征讨，但是他平息了国的叛乱，不仅翦除了武庚的一翼，削弱了叛乱者的实力，更重要的是防止了其它国、族和北方诸戎的连锁反应，其意义是很大的。

    接着，东夷又起来叛乱。这是对周王朝的命运又一次构成重大威胁的事件。《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旅鼎铭文中所说的「公大保来伐反夷年」，指的可能就是这一次东征。这次远征也以胜利结束，从此，周王朝的统治基本上稳定了。显然，在这次东征中，召公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周初的开国功臣中，师尚父太公望和周公旦相继谢世以后，召公在成康之际成了政坛耆宿。因他德高望重，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叔卣铭文记述一次在宗周举行的祭祀时，成王之后王姜派叔前往看望太保，他给叔赏赐了香酒、白金等物品，足见召公所处地位的尊贵与显要。成王将死之时，「惧太子钊之不任」，乃托孤于召公和毕公。成王死后，「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康王即位以后，又「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史记．周本纪》)。据说，成康之间四十年刑措不用，出现了难得的相对安定的局面。应该说，这与当时制定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也跟召公的努力与贡献是分不开的。周公制礼作乐，为西周王朝制定了一套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制度，其作用自不可低估。但召公作为行政机构的大首长，是礼乐制度和各项政策的具体推行者，其作用是同样重要的。周公死后，他更是这一制度的维护者。在他任职的数十年间，成为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为周王朝的巩固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如果说召公在周初政坛上所起的作用比周公并不逊色是不夸大的。

    召公死于康王时期，这时，周王朝已相当稳固了。召公在武、成、康时期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所作的努力，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是对他的政绩的最好说明。本文在前面虽然把论证召公就封于燕的史迹作为重点之一，但他毕竟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太保的职务，承担起比燕侯更为重要的责任。因此，在我们评述其历史作用时，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与衡量。应该说，召公在周初的几项重大事件中，他不仅都曾经参予过，而且都曾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军事、外交和行政事务方面都有很高的才能，因而在武王伐纣时能「日辟国百里」。以后，他又奉命四出活动，时而南巡「省南国」，去江汉流域宣扬王命；时而北上，平息国的叛乱；时而东征，讨伐东夷之叛；时而去中土洛邑「相宅」；时而又出现于宗周的盛大祭祀活动场所。事实上他在西周历史上的功绩，远超出「燕召公」这一称谓的范围。周王命他担任太保之职，为召公提供了施展其才能的广阔舞台。公正地说，召公是古代世界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中国历史名人中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