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是西周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然由于史料记载简略，导致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如“分陕而治”的确定时间、具体背景原因等。本文拟从所掌的材料对“分陕而治”的上述问题做一简要论述。

    《史记》记载“分陕而治”如下：

    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春秋公羊传》记载如下：

    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至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则说：

    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为二伯。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

    后代史料所述大抵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二公“分陕而治”，应确在周成王时期。唐房玄龄等著《晋书》“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为二伯”一说，近人多怀疑，如宫长为《“分陕而治”说再认识》就认为“从西周整个王朝官制的结构来讲，并不存在什么‘东伯’或‘西伯’，只有太宰是‘伯’，是真正的‘王官伯’，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其实，‘二伯’之说是后起的，本出于汉儒的附会。”由此，房玄龄等著《晋书》多是在汉儒附会这一背景上提出的，也就不能说明“分陕而治”始自武王。其次，“分陕而治”是“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关于周公摄政，在当时是否有制度背景呢？《尚书·周官》说“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陈傅良注：“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则加其公之职位，无其人则止于卿而已。三公三孤皆无其人，则阙焉而已。”可见，西周三公的职位是极其崇高的，可以省阙，但若有则必须是功德极高之人。晚《书》传又云：“天官卿称太宰。”成王时，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以此推测，周公则可能担任天官太宰一职，或即使未担任，职位也比天官太宰高。《论语·宪问》“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孔子这里提到一个天官冢宰的又一项职能，就是君王刚死，新君即位之初，新君为表孝道要为亡去的君王守孝三年，这期间，由天官冢宰代理新君行政、统理百官。这样看来，成王时，周公以太师或太宰身份摄行政当国，也就不仅仅是一己之行为，而是有制度支持的。

    周公代成王而立，引起了众人的不满。首先是负责监视殷商后裔的管叔、蔡叔等，他们联合殷商后裔武庚一起叛乱，最后被周公用两三年时间平定叛乱。其次是召公、太公望等重臣，他们虽不满，但并没有到叛乱的程度，于是周公极力向二人表明心迹。《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于是召公乃说。”《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最终，召公、太公望还是坚决地拥护周公。再者，就是成王的不满。《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甚至到周公死后，成王看到周公为武王所作的卜文，才说：“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由这一系列事件可看出，成王对周公是不满的，只不过当时周公位高权重，又有大功，成王不敢公然表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分陕而治”。有一种观点是“分陕而治”出现在成王亲政之后。这里有一点疑惑，既然成王已经亲政，有了执政的能力，又怎么会让国土分为两部分，分别由周公、召公“主”呢？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其实就是架空了成王，这点应该不是亲政后的成王愿意看到的。且《史记·燕召公世家》也说“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如果《史记》文字顺序不错的话，则当理解为分陕而治在周公摄政之前或之时，而不应在之后。据《史记》记载，周公摄政一共七年，七年后就反政于成王。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成王亲征淮夷，使召公营建洛邑，使周公复卜申视，这一系列事件都打破了“分陕而治”的这样一种局面，更说明“分陕而治”不会出现于成王亲政后。

     因此，我推测“分陕而治”可能是出现于周公摄政的七年之中。周公摄政之初，爆发了管叔、蔡叔及武庚的叛乱，周公必须率军东征。《史记·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一说三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后来“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东土，作《餽禾》。”《史记·周本纪》又说“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也就是说，周公结束东征之后，一直没有回到成王身边，直到晋唐叔得嘉谷之时。《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周公接受嘉禾之后，才彻底稳定了东土，才“归报成王”。由此推测，周公在摄政的七年时间里，有三年至四年是在东土度过的。

    而此时，周公一方面要平定叛乱，一方面还要应对成王、召公等的猜疑。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基业，他有必要作出一些让步。而事实上，当时周公在东，召公辅佐成王在西。周公平定东方叛乱，又凭借其太师的身份，已经取得了东土的实际控制权，这在当时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而召公辅佐成王，因为成王年幼，实际掌权的也是召公。于是，就形成了周公主东、召公主西的这样一种局面。正因为此，周公屡屡对召公说：“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尚书·君奭》）目的就是想向召公表明心迹，两人共同辅助周王朝。当时，召公辅佐成王应该在丰、或镐京，而周公东征的军事控制范围应以洛邑为中心，而陕，传统一般理解为弘农陕县，即今之河南三门峡市。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陕县正在丰、镐京与洛邑之间。这样理解“分陕而治”，也许更符合情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周公“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而说召公“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周公的功绩主要是提高了周王室的威望，巩固了周王室在诸侯中的地位。而召公的主要功绩侧重于“安集王室”。司马迁对二人评价的差异，或许可以从“分陕而治”中看出来。周公的摄政直接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一次震动，众人都怀疑其想代成王自立。而德高望重的召公对周公的支持则从精神上削弱了众人的怀疑，并且他辅佐成王在“陕以西”统治，进一步从政治实际上说明了周公代成王而自立的不可能，从而消泯了周王室的这一次可能出现的内乱，因而有“安集王室”之功。

    部分参考书目：

①《尚书今古文全璧》，郭仁成著，岳麓书社，长沙，2006年。

②《史记》，汉司马迁撰，郭逸、郭曼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5年。

③ 《通典》，唐杜佑撰，中华书局，北京，1984年。

④《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地图出版社，上海，1982年。

                                              原文转载自《三门峡甘棠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