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是西周的一个官名，世代有召公后人继承。因召公“奭”封地于“召”，后人则亲称他为召公。历史上的因官名而称“召公”者，何其之多，其中最为有名气的当数召公“奭”，以及共和执政的召公。此处，我们所特指的则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召公“奭”（以下称召公、召伯），后之来者勿混之。
    召公的主要事迹虽无周公解梦、作《易经》之传奇，但也不可等闲视之。他封于召，助武王灭商，相宅洛邑，辅佐君主，平淮夷之变，甘棠理政，历武王、成王、康王三代。堪称元老级的人物。如今，我们只能透过先秦极少数的资料，重新追溯召公此人，以己之心度其位，细细品味此人的执政经历及其特点。
                （一）
    后至三国，孔融有曰“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这句话是说假如成王要杀召公,周公敢说他不知道吗？虽是比拟之词，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引发了笔者对召公的思考，有关召公历史定位的问题。从这句话来分析，在后人的眼中，成王时期，召公的地位并不如周公于王之重。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周公逝世后，召公的地位就明显地上升了。一则可能是源于其为三代元老，二则可能为当朝中能够分召公之权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召伯之位当然尊贵。史料记载中召公辅政的阶段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武王时期
    召公同武王、周公等人均为周文王之子，文王死后，武王依靠着这帮朝臣兄弟伐纣，获得天下。这个时期，武王与兄弟同辈，周、召二人处于同一个平台，周公之位可能略高于召公，“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立于武王两侧”（《史记•鲁周公世家》）。在史料的记载上，当时两人权力地位并无分歧之见。开国之初，四方之民未定，唯有劝王以殷为诫，慎言行，以民为重。
    2. 成王时期
    成王年幼继位，摄国者为周公而非召公，这牵涉到西周历史上的一大疑点。若武王顾命周公，何不连同召公一起，莫不怕一人独大？从这个角度推论，似乎顾命之说乃假，周公篡权为信。这些问题也为周公的历史记载上涂抹了不少污点之词。成王初年的各项政令，大事均从周公出。如果说武王时期，周召二人是在同一层面上，那么这个时候召公的政治权力与周公是不在同一层次的。无论是召公相宅，还是求去，同为冢宰的周公都是以王之第二的身份视察和请留。虽有周公篡权，引发三监叛乱，召公不悦求去之说，但周公在此时稳定天下的“吐哺归心”之法实乃召公无从可比。在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孔融合理的影射“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以召公之位未可知，而以周公之权，岂能不知？周公的地位明显高于召公。
    3.成王末期——康王时期
    周公卒后，召公无疑取代了周公之位，成为王的臂膀。成王末期，顾命召公辅佐康王，召公以三代遗老立命。吕祖谦说“自成王崩后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于召公”（《书经大全》卷九引吕祖谦言）。自此召公迎来了他历史上地位的最高点，三公九卿皆以召公为长。
                （二）
    召公在以上三个不同的时期，他主要的执政理念和方向是不同的。
    首先，天下初定，武王阶段，召公重在劝王勿以得天下而自喜，追求逸乐。西旅贡獒，獒，能晓觧人意，猛而善搏人者，异于常犬。召公担心武王玩物忘国，乃作《旅獒》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以此训示武王，并以殷纣“酒池肉林”为诫。这种借鉴式的提醒，展现了召公瞻前的治国之道。在召公看来“人主一身实万化之原苟于理，有毫发之不尽即遗生民无穷之害”。王身系天下社稷，不可有丝毫之误。其为政细矣，点滴不漏。
    其次，成王时期，周公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是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释疑。其虽有相宅洛邑，安定殷民之功，亦有求去之心。可见，这个时候召公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不被需要。国之虽大，一周公足耳。这个时期，我们不能说召公的作用就被忽视了。正如周公所言“我不敢知然其恳恻危惧之意，天命吉凶之决，实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在周公看来，虽专权，而不可不得到召公的支持，召公之位重矣。召公之于成王，依然是望其向先祖文武之治看齐的。
    再者，成王后期到康王初期，召公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吕祖谦曰：“自成王崩后讫康王受帝前，命皆出于召公”。这个阶段，他的主要思想在于劝王继承先王治国之道，稳定江山。其中，随着开国老臣一一离开，新臣的提拔，召公明示康王敬重老臣，“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遗弃老成言，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遗也”。同时也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不可走上周公“以叔父之亲摄政引乱”的旧途，在迎康王的礼节上非常注意，避免僭越。“其身先见周公以叔父之亲拥辅太子，而流言之变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诚，则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于康王之立，特为非常之礼，迎之南门，卫之干戈，奉之册书，被之冕服，而又率诸侯北面而朝之，以与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晓然知所定而无疑。”（《书经大全》卷九引陈传良言）这也算是对自己元老重臣地位的巩固和自我觉醒。
    召公的执政是比较传统保守的，瞻前顾后，无偏颇之处，其小心谨慎可知矣。从刚开始立国，召公就进谏君主前车之鉴，不可给颠覆之心制造滋长的空隙；另周公摄政，召公一直处于一种监督制衡的位置，无论周公颁行任何政令，若有僭越成王之举，想必召公是不可能不反对的。周公对召公还是有些许忌讳的，否则也不可能因留言四起，而向太公、召公辩白，表明自己的忠诚之心。周公之后，召公的位置就突出了，但是召公并没有采取周公摄政的之道，而是谨记前者的教训，不敢稍有越位。在这个时期，他所表现的执政理念则重在守成，为后世子孙万世为王立法、立言、立行德。整个政治生涯中，召公将儒家的中和之道运用恰到好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召公并不是一个特点非常突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地位褒贬问题上很少有争议的人。
                （三）
    周公之尊，孔子扬之；召公之圣，燕京示之。元人苏天爵在论著《元文类》中提及“燕自虞夏为武卫之服，召公之化尚矣”，针对燕京之地的民风教化，能够思考到如此久远的追溯，似有夸大召公的教化之功，但也从侧面展现出召公在当地的后世影响深远矣。
    甘棠之爱，源于召公，召公在甘棠树下理政断狱，不仅仅体现了躬自身亲，同时也令百姓深感其德。《诗经•甘棠》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后人思之，必当爱之所物。甘棠也成为了召公的代名词。
    召公之治可谓中庸，无周公摄政之专，虽无大功，亦无可圈点之词。以德而行，自能立圣于国。
    《史记》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迁之扬召公而胜于周公，此乃周召理政之后世所见，权愈大而疑愈深。
    召公之事，史书载之甚少，多为后人润色加纂之。我之看待召公，则重其德。说到政治见解，召公之心可能不如周公之谋。武王伐纣，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立于王之左右，功劳地位自可见；成王立位，自有周公摄政，从容稳定人心，坦言于太公、召公，外压叛乱，功不可越。所以，如果有顾命之论者，或者这也是武王托命周公，而非召公能够担当的原因。
    召公之心，德矣。周公摄政，其无争夺之意，方能定天下大局，平三监之乱。后之言行，以周公为鉴，无令他人生疑。则召公并非一个激进之人，其所考虑深远矣，所凸显的才干当属治世之良臣，无奇谋，当重德矣。这也是为什么有关召公的非议远远小于周公的原因吧。盖古往今来，凭借德行为政，百姓所看所闻甚广，忠贤之意能够为君主感悟，而年长长寿的人，往往都能够为世人褒扬，不会在后世落下话柄。
    观召公之一生，在前有周公居前，看似等量齐高，实则周公略胜。在后位极人臣，以德望居之，无可厚非。可知“仁德”为人，如召公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崇之此道者甚多。召公之传久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