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是殷商之际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周室同宗，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个时期。他辅佐王室，立下旷世之功，特别在武王灭商和周公居摄之时起了与周公相当的作用。本文将从召公身世、周召二人的关系以及召公成、康两朝的功勋几个方面展开。
    一、 召公身世
    关于召公的身世，古往今来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探讨。大家争论的焦点在于召公是周文王之子还是只是周室同宗的问题。下面就从两派所持论据展开讨论。
    支持召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材料如下：
    《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云：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之子也。
    王充《论衡气寿篇》：召公，周公之兄也。
    皇甫谧《帝王世系》云：邵公为文王之庶子。
    以上是直接指出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下面则是后人推测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
    《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召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
    《逸周书祭公解》：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暨列祖召公……。”
    而支持召公不是周文王之子，仅是周王室的宗亲的史料如下：
    《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
    《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范宁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杨士勋：分者，别也。燕与周同姓，故知别子孙也。
    《史记•燕世家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
    《尚书》伪孔安国《传》也采用以上说法。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列举了周公平定成王初年的政治叛乱后所封的二十五国，其中并无召公受封的燕国。
    综合以上所列材料，明确反对召公是文王之子的只有《尚书》孔颖达的疏。《史记集解》支持召公是周王室分族，其分在文王前，是在现存资料残缺模糊之下而采取的谨慎态度。现在已有学者从各个角度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子的观点。王彩梅在《关于召公奭历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从先秦文献中关于“文王百子”的记载出发，以召公在周初地位之显赫为佐证，持召公为文王之庶子的论点。笔者对于王彩梅的新说表示赞赏，但从“文王百子”这个传说来讨论问题则不敢苟同。《尚书》是保留周初文献最集中的典籍，所以笔者以为应从《尚书》和历来对于《尚书》的注疏来寻找问题的突破口。刘起釪先生所作的《尚书校释译论》是目前最为好用的本子。刘先生在解《君奭》的时候，支持历史上皇甫谧所持的“召公为文王之子”的观点，并引用近代于省吾先生的考证，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长子的论点。笔者认为刘说是很中肯的。召公以文王庶长子的身份，与为文王嫡子的周公并称当时的两位英杰，自文王时已受到重视，历武王、成王，成为治国重臣，自是情理中事。文王之时，周、召二人已有采邑：周公旦采邑在太王所居之周地，故人呼曰周公；召公奭食邑于召，故曰召公。二人之封国在周代政治待遇的差别，恰又是嫡庶之别带来的。
    二、 召公与周初政治
    在周初政治中，召公是与姜太公、周公鼎足而立的三位最重要的辅政大臣之一。文王之时，召公帮助父王处理西岐政务；武王之时，他参与筹划灭商大计，并成功实施；成王初立，他与周公成为君王左右两员辅政大臣，参与平定东方的叛乱，营建成周；康王得立，周公已死，他又一次被赋予辅政大任，安定局面。可以说，召公是兴周灭商和开创成康之治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不可磨灭。
    灭商之后，武王未及整治新的国家就去世了。周公作为与王室最亲近和最有能力的人被推到了辅政之位，摄政（关于是否“摄政称王”，后学争论很大，笔者学浅，在此搁笔）平决天下大事。召公是地位与周公相当的辅政大臣。《史记•燕世家》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按，陕是当时重要的地标，在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成王年幼，周公居摄，王室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以管叔、蔡叔为代表的一方，联合殷商遗民反对周公代行天子权力。《史记》上说，“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君奭》是《尚书》的一篇，按此处引文的断句，《君奭》似为召公所作。其实不然，从其全篇来看，乃是周公对召公的谈话。《史记》认为召公对于周公居摄动机有所怀疑。刘起釪先生从辨古的角度出发，指出周召二人有隙这种说法在战国时就很流行。《列子•杨朱篇》云：“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西汉成帝时出现的《书序》将这种说法确立了下来。东汉时马融、郑玄承《书序》之说，又加以发展，以召公不悦是因为周公还政后又贪恋君位。之后唐宋时期的解经之书和类书大都承此说。宋儒有辨伪的科学精神，他们对召公不悦的解释提出疑问。苏东坡以为周公、诸大臣不疑，独召公疑，于理不通。程颐认为，召公不是疑周公，而是自己担任了师保的职务，责任重大，所以不悦。从通篇来看，周公所要阐述的并非自己居摄的正确性、必要性而是辅政的艰巨性。他所要求的是召公等诸大臣与他同心协力，完成安邦定国的任务。事实上，周公八师东征，召公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虽然自陕以东是“周公主之”，但是为了平叛，召公也曾率领军队征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山东黄县莱阴出土了《旅鼎》（亦称《太保鼎》），铭文作：唯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师，公赐旅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太保（召公）参与了对夷族反叛的征伐，其事信然可徵。
    经过三年战争，东方诸国的叛乱被平定了。周成王承武王遗志要营建东方的都城。雒处在天下之中，四方进贡，道里均衡，是理想之选。于是成王命召公去选址勘测。召公领命前去，最终确定城址为雒。在此基础上，周的统治者利用殷商遗民完成了一个东方大都邑的营建。后代的子书在谈到风水术时，追其原始就是召公选址雒邑。这亦可算是召公文化的一个方面吧。
    在雒邑营造完成后，周公去视察，与召公发布了《召诰》。此篇文诰为周公、召公联合发表的谈话，是近代以来研究的新成果，是站得住脚的。此篇中二人告诫殷商遗民要服从周人统治，并祷祝周家天下长久。
    成王之后，康王继位，周公已逝，召公又为顾命大臣。康王继位的册命就是召公主持的。召公是长寿之人，据说有人算出他活了一百多岁。在医学不发达的周代，这样长的寿命也是很少见的。
    三、 召公在后世的影响
    目前来看，尽管召公在周代的地位和贡献并不逊于周公，但他在后世的影响远不如周公。周公被古文经学家奉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创制者，后代理学家又把他奉为道统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周公被赋予如此高的地位，如果应用“层累构成古史”的理论，应该就能合理解释这个现象了。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周公所作，后代解经家就不断将各种传说加之于周公，最直接的说法就是周初政治是由周公安定的。但是历史总会在各种记载、传说之中留下真实的证据，召公并不会被周公的光辉完全掩盖。笔者将从召公与周公齐心协力安国、嗣君师保的重要性和“甘棠”传说三个方面来谈召公在历史上的影响，为其正名。
    其一，周、召二人的良好合作，被后世传为臣子相好、共赴君命的佳话。
    其二，周、召二人为成王师、保，后代以此说明要慎择师、保以教导储君、幼主。《贞观政要》里就有专篇谈及如何教导太子，其中，刘洎上疏就以成王朝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起兴。这也反映出后人对召公在周初政治中杰出成就的肯定。
    其三，召公在甘棠树下处理政务深得民心，后人以其树思其人。《诗经》即有《甘棠》一文，后人以之追思召公。后来历代君王都以“甘棠” 之义表达对前代贤臣的怀念。唐文宗时期，牛李两党争十分厉害，地方藩镇欲分裂割据，文宗挠破头皮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有一个叫做魏谟的新进士，因为敢于言事被拔擢为右拾遗。文宗知道他是魏徵之后更对他另眼相看。一天，文宗问他家有何书。他答道没有什么书，只有先祖文贞公的笏。文宗就让他进上来。宰相郑覃就劝诫文宗说，要提拔一个人要看他的才能，不是看他是否拥有先祖的朝笏。文宗说了一句，我是要借 “甘棠”之义，郑覃你误解了。文宗就是想以魏徵之笏来鼓励朝臣竭忠进谏。魏谟先后多次进谏，没有辜负文宗之意。
    结语
    三千年的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但是召公和甘棠的故事被一次次传诵，成为一种永久，这与召公在周初政治中砥柱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中华传统中礼乐文明的初形，除了周公的创制之外，更有召公的努力。近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是讨论的还不够。我们要充分发掘先秦的资料，转换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研究和深入。笔者对于先秦历史涉猎不足，在此所发议论必有错误疏漏，还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