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著名政治家召公, 名奭, 在周文王到康王这一历史时期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召公在周朝周初历史上的影响, 几乎可以与周公相提并论, 而且在周公去世后, 其影响力仍然绵延隆盛, 成王临终时命其为“顾命”大臣, 扶助康王, 维持周初政局。其事迹和思想主要记载并反映在《诗经》、《尚书》等儒家文献中。本文将《尚书》( 包括《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伪古文尚书》)中相关篇章入手,探讨研究召公形象及其对儒家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尚书·周官》篇中召公的形象——“保安天子于德义”
       此篇反映了召公担任太保,努力修德、把天子辅助好, 把国家治理好的政治家形象。召公身为周初三公之一 —太保,地位崇高,职责重大, 篇载:“立太师、太傅、太保, 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即阐明大道、治理邦国、协调阴阳。三种职责中, 召公侧重于论道, 包括对天子治国、治身、治人、处事等方面的训导和教诲,规劝其在德行、言辞上的不当之处, 以保证其所言合乎德, 所行合乎义, 即“保安天子于德义。”首先是保天子于“德义”。召公使周天子认识到修身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修身要修德, 成王即说:“恭敬勤勉于修德,从早到晚不松懈犹恐来不及。”修身而后才能使自己具有“德”, 尔后在行事上才能合乎“义”。
       其次是以“德义”安天子。召公使周天子认识到身处高位而要正确对待处下位之人。①天子因为有德而得天命, 得天命而处于人之上位, 既为人道最高者,也是最招怨争者。天子必须要认识到上天之德本来是百姓应该享受到的,不要因为自己身处高位而使处下位的百姓无法感受到天地无私覆载之德,而产生怨恨和争心, 如此便是天子无德、失德, 会威胁到天子的“天命”, 甚至会“坠厥命”。因此, 作为王者应该潜心修德,谨慎行事,专一于自己的职责,使天下万民都能感受到周天子之德, 像依靠大地一样信赖他,像仰望天空一样敬仰他,像盼望甘霖和日出一样思念他, 不会因为天子位势之高而引起怨愤和不满, 则是王者有德。有德则会使天子与百姓、上位与下位之间和谐一致而祸乱不生。保天子于德义,以德义安天子的召公形象为后世儒家所推崇,其强调修身要勤勉修德并作为治国前提的思想, 对儒家治国修身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尚书·旅獒》篇召公形象:慎修道德,重贤爱民, 不可玩物丧志
       此篇乃太保召公劝戒武王之辞。其背景发生在武王灭商后,声望日隆,周边各族邦国归附,都贡献一方物品。西方旅国进献一条巨犬,名獒②,武王甚是喜欢。召公担心武王会玩物丧志, 遂借助西旅献獒来陈述道义,告诫武王不要玩物丧志,要慎修道德,重贤爱民。文章首先从一远方贡物谈到如何认识和对待物的态度和方法,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对远方的贡物包括穿戴之物、饮食之物、使用之物、玩好之物,不可以表现出过分轻慢之情,轻慢那些物品,则等于轻慢自己的德,因为那些四夷所贡之物是凭借君王有德而获得的, 物与德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所以无论物之贵贱,人也不可轻慢那些物,视物如视德,把这些物视为有德之标志。同时, 有大德之人, 不因为有德而傲慢, 不过分地彰显德而沉溺于对物的喜欢, 这样才不致玩物丧志,才不致使远方各地所出的土特产品穷尽,从而使那里的民众能够得以生存,得以富足;如果一味地把远方贡献来的宝物当作珍宝,则远方邦国必然会穷尽当地宝物以便进献给天子, 讨其欢心, 则势必增加远方民众的负担,使百姓生计受到威胁。这是对“物”的正确认识态度,使周天子认识到物的表象同时, 也认识到物的实质。
       有了正确认识之后, 还要在行动上有处理“物”正确的方法,即:首先要昭示,一方面向异姓诸侯邦国昭示这些因为有德所获之物, 分赐给他们, 使他们不废弃自己的职事, 恭敬地归服顺从周天子, 即“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一方面分赐给同姓诸侯之国,用来展示亲情,即“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这样, 天子就可以把自己的德传布于异姓诸侯与同姓宗族之间, 获得其拥戴。由德而得物, 由物而推德,这是召公“明王”即向成王阐明的“慎德”即谨慎修德的一个方面。文章接下来论说由物及人的态度。③召公强调天子要认识到贡物者(诸侯)对天子的职责之一是对天子的宾服;又强调天子要认识到作为一方诸侯的职责,是要代天子对下治理百姓,治理和安抚地方百姓万民,让百姓安居乐业,感受到天子之德,最后实现天下万民对天子的归顺。前者涉及到天子诸侯君臣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天子诸侯对百姓之间的关系。如果国君能够摈弃自己的物欲,不过分重视其物而是尊重其人,不把物作为珍宝,而是把人作为宝,对邦国诸侯贤明爱民之举昭示出喜欢之情,则远人必然以此为宝,不必费心地筹措物品来讨好国君, 只需治理好地方政治而不废弃他自己的职事,即保地方之众,富足其民,安其生计,如此远方自然安宁,会心悦诚服地跟随,如此君王可以世代为王, 保有万世而不衰。召公从一个贡物说起,向周天子阐释了从如何正确对待物而到如何对待人的态度和方法,推阐的方法是由物及德, 由物及人, 包括对自己、对诸侯、对万民的态度。对物轻视怠慢, 会伤及到人, 而沉迷于玩好之物, 则会丧失志向; 对人轻视怠慢, 则会丧失美德,危及到自己的王位。因此,不可“玩人丧德,顽物丧志。”王者要用道来安定自己,谨慎修德,在思想上要“慎”, 认识到德与物、与己、与人的关系而谨慎对待物与人; 在行动上要“修”, 谨慎地行事, 注重小事小节即“矜细行”而成“大德”,即“得物、得人、得天下”, 世代为王, 成就帝王之长久功业。召公强调慎修道德, 重贤爱民, 此思想上的深邃智慧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备受孔子及儒家的推崇。
       三、《尚书·金滕》篇召公形象——知人之明的贤者
       此篇记载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国事烦忧,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不平,制造流言,中伤周公,并勾结殷遗民叛乱。周公奉命东征, 平定叛乱, 而成王对周公仍有怀疑, 周公避去。后上天警示, 成王发现金縢之书,知周公忠心,幡然悔悟,亲迎周公。从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看, 成王对周公存在怀疑, 而这种怀疑只是停留在成王单方面,并未导致君权和臣权之间产生激烈而不可调和的冲突, 即是怀疑, 则必然是将信将疑, 需要正确把握和对待。如果正确认识和把握, 则可以冰释;如果错误对待和处理,则导致仇视。因此,在周公,需要理解和信任;在成王,需要明智和度量。在这个平衡的杠杆中,成王身边之人所起到的作用便非常关键, 正确引导成王化解疑虑, 需要的是知人之明和用人之量, 召公便是如此。从文中记载来看,二公及王“问诸史与百执事”有关“金縢之书”,成王对周公尽释前嫌, 周公之德得到彰显, 这个过程中召公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④从这点上看,周公贤德, 召公贤明, 召公—一个有知人之明的贤者形象, 受到儒家孔子的推崇。
       四、《尚书·召诰》篇召公形象—敬德保民、谨慎天命、谨慎德行
       周公摄政七年, 成王年长, 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继武王遗志, 决定新建洛邑, 并委派召公主持营建洛邑的规划施工之事。召公奭为太保, 发挥其“燮理阴阳”的才能: 首先是“相宅” —在周公之先勘察营建洛邑地址;其次是“卜宅” —以龟卜问营建新邑地址之吉凶;再次是“经营” —在得到吉祥卜兆之后,测量地形, 立定标志;复次是“攻位” —测定城廓、宗庙、宫室、朝市建筑物的方位;最后是“位成” —测量定位之事完成。召公并且参与新都的整个营建过程,其思想也蕴含在洛邑的城廓、宗庙、宫室、朝市的布局和规划中, 体现了为政治国的政治家形象。洛邑建成后, 成王亲临, 召公又引用三代历史对成王进行教导,他首先向成王阐述了天、命、德的之间的关系,希望成王能“敬天命”,其次, 要成王认识到天命无常, 最后, 召公希望成王谨慎专一于自己的作为,恭谨于自己的德性,即“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要借鉴夏代、殷代得天命而后“坠厥命”的教训, 即“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坠厥命。”召公认为, 作为天子, 虽接受天命, 若不恭谨于自己的德行, 其国命便不会延长。接受天命后只有继续施行教化, 敬德保民, 谨慎奉行善德, 上天才会对有德保民之人, 给予吉祥, 给予永年,才不会使国家“坠厥命”, 历年久长而不被废止。
       召公以历史教训作为论道的根据,把天命、德与天子紧密相连起来,突出强调“敬德保民”的思想主旨, 这些思想构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⑤
       五、《尚书·君奭》篇召公形象——年长而有德的贤者
       召公任太保之职, 为三公之一, 与周公共同主持政事,在周初政局中地位至关重要,因此,周公向召公表明心迹, 请求召公与之共勉。⑥周公首先对召公强调天不可信,事在人为;其次,周公广泛引证殷代史事,进一步向召公阐明获得天命与保持天命都不容易,“天命不易,天难谌(信赖)”,如果没有德便会“坠命”, 殷代有德而天保佑之, 于是“有殷嗣。”殷代有德的表现在于天子自身有德,而天子自身有德更在于能够任用有道德之贤臣, 如: 商汤识别并任用伊尹治理政事,协汤灭夏,功勋卓著;太甲任用保衡、太戊任用伊陟、臣扈、巫咸等贤臣治理国政,颇有政绩;祖乙任用贤臣巫贤,使殷大治;武丁重用贤臣傅说、甘盘,治理国内,拓展疆域,开殷代中兴之路。
       周文王能秉德、崇德、知天威, 任用贤臣虢叔, 闳天,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而这些贤臣“克修德,迪彝教”, 持守美德, 推行教化, 使得文王“德降于国人”, 所有这些“闻于上帝”, 因此上天上帝闻知、感知文王之美德, 一再嘉勉文王之美德, 文王遂“受有殷命”、“集大命于厥躬”。周公所列举的有道贤臣都是秉承美德被举荐,被君王所任用所赏识, 能够与上天或者上帝相互感通,能够明察忧患、勤勉效力、安静其君主的,贤臣—美德—君王的识别和任用—天命—国命息息相关,讲述的主体对象是君王。而召公既非君王, 则周公含义必然另有所指, 周公要求召公铭记什么呢? 一则, 周公自己受到君王重用,因为贤、因为美德、因为天命,召公要铭记;二则,所有贤臣都要明察忧患,现在周的江山处于忧患之中,召公要明察,不被流言蜚语所蒙蔽;三则,天命有变与不变的双重个性。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天命变与不变,全在一个“德”,殷周之兴亡,便是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在这里, 德被赋予实践的意义,“德”是需要“修”,需要实践的,不是静止的,德需要“时”的制约。没有了实践,静止的德是不会符合现实的“时”的。在奉行德、实践德、永固国命的过程中需要贤臣之间勤勉效力、和洽互助, 以德治为务。当前主要辅臣就是你我二人,责任重大,应协力同心,勤勉效力于君王,治理国家,巩固国命,对此,召公要铭记;如此则国家可以治理, 国命可以牢固, 天命也不会转移。
       周公列举文王时期诸多贤臣( 其中很多是被召公赏识和推荐的) , 表达了周公希望召公赏识自己的才能、正视自己的美德、不使后人迷惑误解自己即“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的愿望—召公作为“年高有德者”, 若不能明察自己, 不亲临辅导、督促纠正自己, 则天下人很难理解自己, 自己也很难感动上天,事情也很难做得完满, 即“考造德不降, 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周公向召公表明自己效法先贤竭诚辅主的心志,恳切希望召公能看到国家忧患,忧虑天命和民心,与自己和衷共济,共同渡过流言蜚语、误解怨恨的“大川”,即“予往暨汝奭其济”,辅佐成王成就文武未竟的功业, 这使得召公解除了疑虑,“乃说”。
       召公作为文武时期的辅弼重臣,支持舆论中心的周公, 对周公从怀疑到支持, 在稳定和控制周初动乱不安局势过程中,所起作用是相当关键的。如果说召公与周公有矛盾, 后又和好, 则表明其有知人之量和知人之明; 如果没有矛盾, 则说明自始自终都是信任的, 则更能突出其知人之量和知人之明。
此篇记载的召公是一个有德且贤明的宗室长者形象,表现了孔子儒家对有知人之量和知人之明的政治家的推崇。
       六、《尚书·顾命》篇召公形象——辅佐嗣子的元老重臣、礼者。
     《顾命》篇一方面凸现召公地位之高, 一方面凸现召公礼者的形象。它是研究召公形象的重要部分,也是保存周代礼制之重要资料。
       成王临终托孤,把太子托付给三公,即太保召公、毕公、毛公。召公作为托孤重臣之首,一则以思想家身份劝勉、教导太子钊以礼, 使之不昏乱妄为; 二则以政治家身份辅助太子钊以仁,安定远方诸侯。礼者修身, 仁者治国, 召公是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双重形象。
       此篇尤为突出了太保召公的礼者形象。首先是对丧礼仪式的熟悉: 例如, 命令负责宗庙祭祀之官在祖庙之内陈列祭祀器物; 又命令仲桓和南宫毛, 派他们引导齐侯、吕侯等诸侯在宫庭南门迎接太子姬钊,进入王宫侧室, 在那里做丧事。其次, 是对即位册命仪式的熟悉:例如,亲自主持册命仪式:“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 由阼阶隮, 太史秉书, 由宾阶隮, 御王册命..王乃受同瑁, 太保受同, 降, 盥, 以异同秉璋以酢,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 收诸侯出庙门俟。”康王即位仪式中, 只有太保能够从阼阶登上堂, 在太史宣读册命之词后,只有召公能够与康王对饮答谢。整个册命过程中,太保要祭酒,这意味着向周代先王的祭告;太保与王之间几番回拜, 几番拜谢, 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之后,太保又率西方诸侯(太保,西方诸侯之长,毕公,东方诸侯之长) 献上命圭和各种贡物, 表示对新即位天子的恭贺, 其间过程和礼仪复杂且规定严格。召公——一个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的礼者形象,受到儒家的推崇。
       综上, 分析《尚书》中记载的召公形象, 从职责上而言—保安天子于德义; 从思想上而言—慎修道德、重贤爱民、敬德保民、谨慎天命、不玩物丧志;从个人修身而言—知人之明、谨慎德行、年长而有德的贤者。召公作为一个思想家, 具有深邃智慧;作为一个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同时又是一个遵守礼教、熟悉礼仪的礼者。孔子以《尚书》来传道授业,体现了孔子对召公精神、风范和品德的仰慕和推崇, 追根溯源, 可以看出召公德治、礼制等思想对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着极其深远影响的。
       ①在这一点上, 太保召公的职责与太傅周公不同。召公侧重对上教化天子, 使之处高位而能够正确对下; 周公则侧重对下教化百官, 使之能够恭敬对上。
      ②獒, 身形巨大, 通晓人意, 勇猛而且善搏,《尔雅·释畜》云:“狗四尺为獒。”《说文》亦云:“犬知人心可使者”为獒。
      ③其文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 罔以尽人心; 狎侮小人, 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 百度惟贞。玩人丧德, 顽物丧志。志以道宁, 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 功乃成; 不贵异物贱用物, 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 则远人格; 所宝惟贤, 则迩人安。”
       ④《君奭》篇的记载也可证明这一点。从此篇中三公( 太公、周公和召公) 到《君奭》篇中则惟有二公( 周公和召公)看,召公已是周天子身边的忠臣、重臣,地位愈加重要。因此,周公表明自己的心迹, 取得召公支持是必须的。
      ⑤《诗经》及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所反映的思想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此, 将另有文章论述。
      ⑥对文中反映的召公和周公关系, 有学者认为周公想要自己做天子, 而劝说召公服从辅佐自己; 有学者认为二人之间存在矛盾, 周公列举古之贤臣来表明心迹; 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此篇是周公勉励召公之辞。对此, 我们要从文本自身透露的信息来分析, 从文中如何提出问题, 如何分析问题的线索来探讨周公和召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从周公要表达一种什么思想, 表明自己什么心迹, 通过怎么样的论说阐述, 来探讨二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