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泰斗燕树棠教授

       世事如白云苍狗，武汉大学被人遗忘的名教授中，大概数法学家燕树堂、召亭先生最有名，也最销声匿迹了。只有“珞珈”上偶尔可以瞥见这位老先生的大名。走进金风送爽、桂子飘香的校园，站在樱园老斋舍通往大图书馆的石阶下，看看燕老先生书写的建筑物年月碑刻，你问上一百名武大的教师，也不会有一人知道这位活了九十三岁三进两出武大的名教授。即使在武大的档案馆里也很少看到他的踪迹。但是在中国历史恶性断裂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没有忘记他，武大理发店旁大字报栏的“群魔图”上，燕树堂的大名赫赫注目，他与杨端六、袁昌英...等人的名字排在最前面，这也是历史。
       燕树堂是河北定县人，1891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其父燕友三是前清的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后留学东瀛早稻田大学学教育，回国后曾任过河北大兴师范和顺德师范的校长。燕树堂从小酷爱学习，读书特别认真，早年考入北洋大学，1914年毕业后曾在北洋政府短期供职，后考取官费负笈美国，他先后在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1920年获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那时留洋的莘莘学子很少羁留不归，燕先生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回了国。当时蔡元培先生正在北大广罗天下英才，燕先生受聘于北大，讲授法律，和陈独秀、胡适、王星拱等先生同时执教于沙滩红楼。他笃信法律、法制，只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当然也不相信共产学说。直到晚年，他向他小儿子的同学谈起民国初年的往事时，也一再强调法律和法制的重要。世界本应是参差多态的，那时的大陆实在是太单调了。燕先生在北大讲课非常认真，对学生也十分严格，从来就不苟言笑，学生都有点怕他。但他课讲得好，声音洪亮，讲解细致，没有废话，教学效果非常好，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他干事规规矩矩、豁达大度，从不妒贤嫉能。1921年周鲠生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法律系的教授，燕听了周的讲课并看了他的讲义后觉得周讲得新、讲得好，立即将自己长期讲授的课让给了周讲。此事周老先生一直耿耿不忘。26年后，在武汉大学的燕老先生又将自己的授课让给了刚刚回国的韩德培先生。他这种大家风范一直为北大、武大的教授们所称道。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创建初期，燕先生就来到了武昌东厂口的武大，住在武昌的昙华林。受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的委派，他和刘树杞、李四光等人到东湖边勘察过新校址。他是武大法律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和王世杰、王星拱、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等先生都是当时学生仰慕的名教授。
       当武汉大学迁至山明水秀、清雅绝伦的珞珈山下时，他回到了北大并兼任了清华大学政治系的教授。9.18事变后，他积极投入了爱国反日的行列，参加了教授救国的团体。那时他和张奚若、梁思成、陈岱孙、金岳霖...等教授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吉祥胡同聚会。7.7事变当天，一个留日的教授戴修赞告诉他，日本人来了一定会抓他。 7 月9 日他只身一人离开了北平又来到了武大。三个月后其夫人才携儿女随流亡学生一起来到了武汉。1938年燕先生全家随武大西迁乐山。一年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在滇成立了西南联大，联大的法律系没有大牌教授，校长蒋梦麟特将燕先生请去任系主任。此时燕先生家大口阔，拖儿带女，生活已十分拮据。但他仍酷爱教职，连兼职律师都不干。据西南联大的校史中记载，抗战时的联大，教师生活相当困难，连法律系主任燕树堂教授都靠摆地摊来补贴家用...此时燕先生患眼疾，当地无法医治，又无钱去外地治疗。他曾请皮宗石先生帮忙到教育部申请补助。后来一个学生资助了旅费他才得以去成都医治。1938-1939年燕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了《民法概论》《宪法》《法理学》《国际私法》《国际法》等课程。当时在“国际法”界，一直有“南周（鲠生）北燕之说。西南联大校史中记载，燕树堂教授是老国民党员，他为人正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贯要求学生认真的学习法律，以便实现以法治国。在他的主持下法律学系形成了一种崇尚公正、廉明和以法治国的好学风。
       由于他秉性梗真、敢于直言，又是著名的教授和社会贤达，所以他一直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此外他还兼任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因为他不信仰共产主义，崇尚以法治国，更反对战乱。在国民参议会上他不仅与民社党、青年党人有龃龉，而且与周恩来、董必武也常常争执。前四十年，珞珈山下一直有周恩来说，‘燕先生的话比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还厉害’的轶闻。抗战胜利后周鲠生回国任武大校长，他又将燕老先生请到了武大，此时他膺选为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周校长劝他不去南京，他说，“我去看看，写两篇文章就回来。”在宁只住了几个月，他又回到了珞珈山下。燕树堂教授治学特别严谨，从不轻易行文撰书，半个世纪以来，他除了撰写过民法章节，参与过《法律适用条例草案》的起草以及参加编审六法全书以外，只发表过几篇论文。燕老先生有非常完美和独立的人格，除了认真教书以外，他很少与人交往，不嗜烟酒，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现在看来，这样的人当法官真是太合适了。1949年国民党去台湾，杭立武给他机票，请他去台湾。他不愿离开大陆，当时的回答是，“我不想当‘白华’。”于是这位58岁的老教授就留在了武大。现在已无法得知那时他是如何估计以后的命运了，只知道他对家人说，我一辈子爱国，共产党不会杀我，我不想坐到外国人的军舰上去。
       刚解放，武大的军管会就宣布解聘三位大约是为国民党效力最甚的著名教授，农业专家叶雅各、矿业专家曹诚克（胜之）和燕树堂。叶、曹两教授学的是自然科学，离校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燕老先生学的是法律，是‘维护反动统治的上层建筑’，年纪又大了，简直是被断了生计。武大的一些老教授看不过去，大家请当时比较走红的韩德培先生等人出面，向军管会接收组长潘梓年、朱凡进言。理由是燕老先生一家八口，全靠他一人的薪水维持，老先生还有耄耋的双亲在京靠他赡养，如果解聘...相信他经过思想改造，会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云云。大概燕老先生也对过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和检查，军代表开恩，他又被准许留校工作，住在特二区十八号。
       燕先生留在了武汉大学法律系的编译室工作，一个在课堂上站了三十个春秋的鸿儒被迫离开了三尺讲台，再也没能回来。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镇反...燕老先生都没出大问题，大概他循规蹈矩、老老实实没讲什么话，也没上课，没接触多少学生，更谈不上做学问了。那时他名义上还是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学会理事、中国对外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理事。他还有每月196元的工资，尽管家大口阔，但生活仍可平平。孩子们个个听话懂事，学习上进。
       1957年党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燕老先生毕竟还是名人，五四时代的名教授，又被世人想起。光明日报等记者采访了他。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慷慨直言，当时有人说党群之间有墙和沟，他却说，岂止是墙和沟，简直是江河和城墙...是年武大法律系大部份的老师和学生被打成了右派，他当然也不能幸免。此时，燕老先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者，他没有象韩德培、程千帆先生那样被送到沙洋、八里湖去劳改。只是降了几级工资（每月110元）到图书馆去整理资料，住房减少，迁至老二区十号。从此以后，中国可以抗衡的独立知识阶层彻底崩溃，人格的力量日渐萎靡。有人说，最强烈的抗议，最勇敢的诚实，莫过于活着，并且开口。也有人说，孤独感是一种贵族化的情绪，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所能拥有的，它是上天的福赐。他从此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谈，碰见‘老’人也不招呼了。
       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到来时，他老人家已是一只名副其实的‘死老虎’了。文化革命把一些没有受过文明教育的人从因无知和无能所造成的碌碌无为的深井中释放了出来。文革初期，他和武大的百余名“牛鬼蛇神”被赶到东升公社去劳改。七十五岁的老人还要挖沟、挑土、睡工棚。那里有人道。老人家牙不好，实在嚼不烂没有煮烂的蔬菜，只有偷偷地找炊事员要咸盐拌饭吃。不知是上天保佑还是人性尚存，武大的红卫兵小将没有对这位老者施以肉体折磨，工宣队也曾命令他去沙洋农场劳改，行李已打好，不知什么原因又取消了。他家被赶到了东中区的一间房。他的孩子都已离家，最小的两个也下了农村。那时，人和人的‘距离’确实太近。他家住房的空间小得惊人，两张床L型交错叠放。这样孩子们回家才有睡觉的地方。此时燕老先生仍十分清楚、睿智，当孩子的同学来家，他高兴时，还可向娃娃们讲些当年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的轶事趣闻。那时这位年已八旬老人每天的任务是在文科图书馆（原水工实验室，现档案馆）扫地、洗厕所。每天到开水房将图书馆所有办公室的开水瓶灌满，以供小将们饮用。五十岁上下、有良心的武大人都可回忆起，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在行政大楼（原工学院）背后的山坡路上，都会看到一个高个瘦削、佝偻着背，戴深度眼镜挑着两个铁皮水桶慢慢爬坡的老人。在那人心似铁的年代，这已是相当仁慈了，比比武大活活被打死的张资珙教授，已经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就是这样，燕老先生干活仍一板一眼十分认真，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直到大雪时老人上班摔断了腿才停止送水。此时学校给他每月养家活口的工资是40余元。几十年来，他常常叨念的是，“天天写检查，有什么用，有什么可写的，谁看？都是些废纸。”“整我的人都是我的学生，我的为人，他们又不是不了解！又得到了多少好处！”
       形势稍稍宽松以后，燕老先生获得了退休的待遇。他家搬到了稍宽一点的山下鸡房改建的两间平房中。年近九十的前法学教授还可以拄着拐杖站在马路边，看看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在一个非道德的社会里，道德的信守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越丰富，他的生存和幸福对外物的依赖就越少。晚年的燕老先生眼睛不好，已很少阅读书报，但他常坐在藤椅上大声背诵英语和古文。曾与燕先生两度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同事的陈寅恪先生曾为王国维之死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武大有许多不堪受辱的先生、女士、教授选择了死亡，他老人家似乎从无此意，不知是何种想法、信念在支撑着他，这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也许存在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为此值得将虚名浮利、荣辱富贵全部放弃。在倍受煎熬和痛苦的武大学人中，燕树堂教授可能是最耐磨、最长寿的一位了。尽管后来他有时神智不清，但他终究看到了人性的曙光，看到了多年锈锢窗户的开启，也看到了神州的巨变和改革开放的希望。学校给他落实了政策，让他搬到了新修的楼房里。当刘道玉校长代表学校去他家宣布为他平反、改正的决定时，他还会说，“我感谢党，感谢学校和组织...我没有什么本事，我吃的粮食是农民种的，我住的房子是工人造的，我感谢工人农民兄弟...”这样入时的话语。从此也可领略旧知识分子被改造的成效。
       哀莫大于心死，1984年2 月 20日曾经是著名法学家的燕树堂教授以93岁的高龄病逝于武汉大学南三区112 号的家中。学校在老体育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这位世纪老人年轻时昂首挺胸、暮年跌跌撞撞穿过了柔靡污蔓的漫漫历史，走完了自己严谨、尊严、坎坷蹭蹬的一生，包括在图书馆送开水，他先后在武汉大学服务了半个多世纪。老人去后，一位后辈学人哀思绵绵敬献的挽联上写道：
                       唯法是据唯民是归一生政学无违误；
                       慎思所终慎念所远百代儿孙有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