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南，有一种叫做甘棠的树木，它本来很普通，却因为一段美好的故事而名扬千古。在周朝时，此处是开国贤臣召公的属地。召公喜欢巡视乡野，通过与民直接交流，了解百姓疾苦，为民解忧。据说，他巡视到此地时，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召公走后，当地百姓对他依依不舍。睹树思人，为了怀念召公，当地人将这棵树小心地保护起来，不时地前来凭吊。
       多少年过去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甘棠树。令人欣慰的是，不仅甘棠树犹存，召公的精神也召唤出了许多同样勤政爱民的典范，北宋文人司马光就是一例。
       司马光，字公实，后改君实，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他出生在官宦之家，却没有丝毫的纨绔之气，据史料记载，他从小酷爱读书，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因为从小浸润在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世界里，司马光年轻时便心怀“忠君、利国、养民”的政治抱负，渴望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治世出现。
       与陕西有着多年缘分的司马光，对于甘棠的典故定然十分熟悉，因而在他的诗文中总是不经意间出现甘棠的影子。一次与友人告别，司马光登高回瞰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陕城，写道：柏垄依仁域，棠阴接故园。原来，甘棠和司马光老家离得那么近，他很早就与甘棠结下了不解之缘。
       提到司马光，脑海里首先会浮现出一部煌煌巨著《资治通鉴》。这不仅仅是一项承命而作的官方文化工程，对于司马光本人而言，更寄托了他对治国之君的拳拳之意。在封建社会，一个臣子所能释放的能量毕竟有限，倘若能影响一国之君，就能间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司马光就是一个对君主绝对忠诚，同时又对君主寄予无限期望的传统文人。
       司马光的一生，有过传奇，但更多的日子平淡度过；有过得意，但更多的年华充盈着忧患；有过狂欢，但更多的生命用于沉思。
       二十岁的时候，司马光便高中进士，从此踏上官场。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之后他的父母相继离世，司马光为此丁忧在家，闲居乡里五年时间。这五年，看似耽误了他的上升之路，实则对他今后的发展有诸多的帮助。在此期间，司马光除了有充足时间静心读书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与邻里亲友往来，对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生活都了然于心。那个时候，北宋的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反应在农村尤为突出。这种与农村社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对司马光来说，其实是可遇不可求，因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农村显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存在。恰好，闲居的时间让他补上了这一课。
       1045年，27岁的司马光显然已经具备了造福一方的能力。在任职韦城知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获得“政声斐然，百姓称道”的赞誉。
       同样可遇不可求的，还有庞籍的赏识。庞籍是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好朋友，在司马池去世后，对司马光多方照料和提携，是除司马池之外对司马光影响最大的长辈。司马光曾有诗赞美他的才能可以可当年的周公、召公相媲美，诗曰：伊皋垂训皆王度，周召陈诗尽国风。
       司马光一度追随庞籍驻守边城并州，那是中原与契丹、西夏的交接之地，也是民族冲突一触即发的地段。身处其中的司马光，深刻地体会到和平对于边界百姓生存的重要性，因此官府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以维护和平为出发点。多年以后，司马光已经在中央任职时，仍然同情此处的处境，因此，他极力反对在想韩琦提出的用乡勇戍边的做法。因为维持国家的安定，是朝廷正规军的责任，边界的百姓和内地的百姓一样，有着同样的过幸福生活的权利。司马光为维护边界百姓的权益，不惜得罪当朝宰辅，实在可敬。
       司马光一生从政数十年，而在中央任职的时间前后算起来不过十数年。然而，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能够淡然处之，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了。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当一切的浮华退去之后，只有真心为民的好官员才会被铭刻为碑从而永垂不朽。对于召公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人民记住的永远都是这个在甘棠树下办公的慈祥父母官，而不是那个权倾朝野的一方诸侯。正如司马光在一首诗中所言：粉署疏恩纪，甘棠寄典刑。适值友人祖择之被贬陕州，司马光便写了这首《送祖择之守陕》的诗为他送别，以此劝慰他：虽然政府没有明确地记载他的功绩，但是陕州的甘棠树会见证他留下的恩惠。其实，司马光也是在扪心自问，既然自己一心为民，那么到头来，只要百姓能够体会到他的好，与他达成心灵上的默契，就已经是对他最高的奖赏了。除此之外，司马光真的别无他求。
       人生最为辉煌的十年，司马光扮演的是一个反对派的角色。那时候，他在中央担任谏官，这个职位并不高，而且总是得罪人，但是司马光一做就是7年。因为司马光知道这是个对皇帝能起到监督作用，对时弊能起到纠正功效的位置，如果自己能很好的胜任这个职位，那么国家的发展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下去的。因此，这正切合了他多年来的政治理想。一直以来，司马光都视大名鼎鼎的包拯为偶像，这时却传来包拯的死讯，怅然若失的司马光写了一首纪念诗，来表达对这个同样刚正不阿的榜样的敬仰，诗曰：惆怅棠阴下，仁风尚蔼然。包拯所留下的遗爱，让人徘徊不忍去。司马光明白，此刻自己应该接过包拯从事的造福百姓的事业，让甘棠遗爱传承下去。
       然而，任凭他怎么殚精竭虑，一次次的争谏，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司马光开始认识到通过言官之职干预朝政，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此时，正逢王安石变法呼声高涨，司马光凭借自己对于社会状况的认知，感觉到变法的不确定太多，社会所要承担的风险太大，而一旦失败，所有的恶果最终将由人民承担。因此，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一次赌博，而他不想拿北宋百姓下赌。
       这时的司马光或许会被后人解读为一个极端保守的人，其实不然，在对北宋社会危机的认知上，司马光并没有落后于任何人，相反，他看得更深刻、更长远。而且他也主张有所变革，但这种变革与王安石变法不同，是一种更加循序渐进的可控流程。
       然而，东风压倒了西风，司马光被贬陕西永兴，但他没有任何抱怨，因为上无祚于天，下不愧于地。只是，他走之前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皇帝能免除永兴路的青苗钱、助役钱，不让陕西乡民组成的义勇戍边，并且反对将乡民刺面为正规军。在人生最低迷的时刻，司马光惟一想到的，还是他的百姓。
       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心灰意冷离开了朝阙，此时，需要一个人来收拾残局了。而这个人，只能是司马光。据记载，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已经将他视为宰相了，当他进京上任的时候，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局面。可见，人们把解天下于倒垂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垂垂老矣，还有一身的病痛折磨着他，可是为了不负天下苍生，司马光拖着自己迟钝的身躯站了出来，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奉献给了信任他的人。
       司马光死后，百姓依然对他难以忘怀，据说，后来蔡京要把他刻入“奸人碑”，连刻石的工匠都流泪反抗。此种情形就像司马光曾在诗中写的那样：只应棠树影，此旧更扶疏。司马光种下的甘棠树，在他死后越来越茂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