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姓姬名奭，是周初王室的重要辅佐大臣，燕国的奠基者，因其采邑地在召（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召公官居太保，与周公旦、太公望共列为“三公”，为西周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勤政爱民的思想，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孔子“仁”的思想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召公的功绩和影响并不逊于周公，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召公的光芒却长时间被遮盖，不为人们所知。
       一、召公其人
       关于召公身世，千百年来聚讼纷纷，一说为周王室支族，一说为文王庶子、周公旦之兄。经过今人专家学者的考证，召公为文王庶子之说已成为学界共识。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朝，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寿长者，《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他死于康公二十四年，生年则不详。
       召公奭被称为召公，始于文王迁国都于丰之后。《诗·周南召南谱》：“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所职之国。”岐邦周召之地为周人宗庙之所在，即使是在迁都之后，其作为周朝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改变。将圣都旧地交与周、召二人治理，召公地位可见一斑。
        迁都之后不久，召公奉文王之命，带侍卫百人，巡行江汉南国。此行的目的，一为遵照文王的睦邻友邦政策，开展外交活动，布文王教化，宣文王德政，二为结交盟国，组织反商同盟。召公展现出了其杰出的外交才能，非常出色的完成了此次任务。此行不仅扩大了周在南国的影响，加强了周同南国各诸侯之间友好合作关系，更是使商周斗争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后来武王灭商创造了条件。
       文王病逝，武王承续，“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召公担负起辅佐武王的重任，与周公一起协助武王完成统一大业。在这一过程中，召公充分显示了其优秀的军事才能，在灭商及开拓疆土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诗经·召旻》最后一节歌颂了召公英勇作战的军事业绩：“昔先王受命，如有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予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殷灭周立，大行分封，召公被封于燕，其子克到燕地就封，召公则一直留在王都辅佐王室。西周建立后，召公屡次上书，告诫武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据《尚书·旅·獒》载，西方旅国向武王进献獒，召公得知此事后，做《尚书·旅·獒》篇，劝武王“明王慎德”，不宝远方珍物，要重用贤能之士以保国安民。
       灭商大业既成不久，武王染病去世，年幼的成王即位，由周公和召公辅佐。为了新建立的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周召二人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由于周初复杂的形势，周公采取摄政的举措，不料引起了管、蔡“三监”叛乱，而召公亦“不说周公”，于是周公作《君奭》以表明心迹，召公疑虑释然，从国家利益出发，坚决支持配合周公的举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淹、迁其君薄姑”，两人“内弥父兄，外抚诸侯”，使周人度过了“若涉渊水”的局面。
       管蔡之乱平定后，周人开始营建洛邑，召公参与了此次规划、设计、建设的全过程。《尚书·洛诰》载召公“先周公相宅”，即勘测地形，然后进行占卜，“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并且动员了大量的殷遗民，开始了艰难的营建工作，“太保乃以庶殷攻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邑的营建，对周王朝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而召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划设计思想也为后世都城的建设提供了借鉴蓝本。
       成王以后，召公的地位愈益见重，《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太子钊而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毋在节俭，无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太子即位是在召公的主持下进行，可见召公此时地位之高。
       召公不仅政绩突出，政治地位显赫，由于勤政爱民，更是深得百姓爱戴。《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之治西方，深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于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诗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公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
甘棠也因此成为勤政爱民、施行德政的代表。
       二、召公治国思想
       周公因其讲究“德政”的治国思想而被后人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备至，但周公思想的核心如非天命、德政、史鉴思想，却是由召公首先提出的。
       召公在殷末迷信思想特别浓厚的社会环境下首先提出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认为应该“时我”、“惟人”。“时我”即依靠自己，“惟人”即相信和依靠老百姓，就是统治者应该以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实施政治的出发点，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我民罔尤违”。与“非天命”思想相关的是敬德保民思想。召公认为人事之要在于敬德保民，夏殷两代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公强调对老百姓要以教化为先，勿滥用刑罚，还要求统治者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认为只有王和各级官吏清廉勤政，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而召公也正是这一治国思想最坚决的执行者，其甘棠树下理政、不劳百姓而劳一身的事例被后世永久传唱。
       召公还最早提出了取鉴于亡国的殷鉴思想，时刻警惕殷亡历史的重演。《在尚书·召诰》中，召公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夏殷两朝的得失成败，提出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著名论断。
       三、召公的影响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召公南征江汉，经营周的南国；辅佐武王，讨灭殷纣；与周公协作，平定三监叛乱；分陕而治，保土安邦；营建洛邑；扶康王即位，不仅为周王朝的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稳住了周初复杂而不安定的政局，促成了周朝“成康之治”繁荣局面的形成，为周朝数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召公敬德保民的治国思想不仅影响了周公，更是受到儒家孔子及其后学的推崇，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召公勤政爱民、清廉仁爱的执政方式，更是深得民心而被百姓铭记，长久的流传于后世，甘棠也因召公之故成为人们赞美的对象。直到今天，全国仍有许多以召公、甘棠命名的村、镇、河、湖；文人骚客吟咏甘棠、召公的名文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召公思想深深的烙进了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他是后人为官执政的榜样，也是百姓心中永远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