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悶宫》，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谋划和经营。　　

    明日请看：农村包围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