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们伟大祖国国名的“中国”，迄今已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中国”的语义生成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一个曲折流变的过程：语义从古代的“城中”到“天下中心”，进而衍化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有“以己为中”的意味，与“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为兵器，表示武装，含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之义，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
　　由“中”与“国”组成“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曰：“余其宅兹中国(周成王在洛邑建成周，宣称：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亦有“皇天既付中国民”的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讲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指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西周时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有所拓展；(二)指国境之内；(三)指中等之国；(四)指中央之国。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云：《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南朝宋刘庆义《世说新语·言语》云：“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唐人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
　　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西周及春秋早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地尚不在其内，但这些原称“蛮夷”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朝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云：“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与叔父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前295)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从而壮大“中国”的文化力。发生在赵国王室的这场辩论，给“中国”的含义赋予了文化中心的内蕴。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例子。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如瞿式谷)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清人魏源(1794—1857)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列邦皆有自己的“中国”观：“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近代学人皮锡瑞撰文说：“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中国”衍化为国名，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此外，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该传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前195－前114)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北宋不同于汉唐的是，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1005－1045)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此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家意义的词语。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6－1721)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1785－1850)《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1772—1843)《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1789—1856)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欧美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1873—1929)、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见，但“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这已经成为国民共识。
　　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本文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的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