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未有子女，中年后以吴文孚之子吴道时为继子。一个男子同时兼两家的继承人，这在中国宗法制度中，称为“兼祧”。在传统时代，儿子不仅是本家族的正统传人，而且还是最高级别的私人代表，无论前清，还是民国，概莫例外。不信你看，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张作霖到蒋介石，谁能免俗？吴佩孚也一样，有了名义上的儿子，才可代表自己接人待物。孔祥熙到北平前来看望之时，就是继子吴道时代表他与高级幕僚一道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的。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儿子是万万不能的。
　　运乾、运坤二位即吴道时的儿子，也算吴佩孚的孙子，他们的幼年时光正是在什锦花园度过的。
　　侯门深似海。吴子玉本来就是一个颇讲礼仪的人，更因虎落平川，心情郁闷，所以，即使孙儿们想看他一面也不容易。
　　让我们往下读运乾、运坤兄弟的回忆文章：
　　他平时不大步出庭院，也很少与家人亲眷一堂同聚。每天的正餐，总是与旧部及幕僚们共进，或接待来访的宾客。仅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才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夜饭，继而领导合家进行祖祭、辞岁、拜年等例行的一套传统的节日仪式。全家依次行过拜礼之后，再与家人一起观看一会儿庭院中燃放的烟花爆竹。子时之后，远近亲族、宾朋、幕僚、部下等即络绎而至前来拜年，此时先祖父便被奉劝安歇去了。于是，这短暂的家庭团聚即告结束。
　　困居在这所院子里的“孚威上将军”，已不再是北洋集团里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更不再是“五四”时期万众景仰的“爱国将领”，他麾下的几十万大军早已被本军叛将冯玉祥拆散并被国民党北伐军击溃或收买。身为败军之将，他既不愿南下向蒋介石俯首称臣，更不可能到天津的洋人租界当寓公，所以，就只能窝在北平的这条小巷里，看书，写字，推算天文，研读佛学。
　　困居北平的日子，他依旧惦记着先人的墓庐。出外多年，未曾回籍扫墓。于是，他便精心安排了一次微服返乡，第二天即悄然离去，谁也没有惊动。直到这位蓬莱本土历代级别最高的统帅离去多日，蓬莱县政府才惊闻此事，后悔不迭！吴子玉发迹后，出资维修过蓬莱阁、戚继光故居和晚清名将宋庆家乡的路桥；每逢灾年，吴家便设粥厂以济灾民；更让乡人世代受惠的是，他愣是让胶东最主要的国防公路烟(台)潍(县)路拐到了蓬莱，把原来北京政府交通部设计的烟台——莱阳——潍县(今潍坊市)这一条直线，改成了烟台——蓬莱——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潍县这样一条弯路，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鲁省最为发达的“蓬、黄、掖”三县的经济。这样一位有恩于故里大人物，沓然来去，不能不给乡人留下莫大的遗憾！
　　7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掖县人的后代，我也颇感遗憾！为此，我问过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沙向阳兄：吴佩孚为何回来一夜便匆匆离去？沙兄的回答是：那时他已经落魄，可能是觉得没有脸见家乡父老吧！
　　我因景仰吴子玉而结识蓬莱市政协的文史专家蔡玉臻，又因蔡先生而与沙向阳兄相识(其祖上乃康熙年间任礼部尚书三十余年的沙澄)。在沙兄的引导下，我曾踏访蓬莱“吴家大楼”的旧址。
　　像全国各地一样，蓬莱的古城墙，连同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都早被拆得无影无踪。清代的北大街，现在叫钟楼北路。在一座颇有气派的新建宾馆大楼的身后，有个不大的院子，是驻军招待所，对外营业，名“登州宾馆”。院北边是一座二层小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为客房；南边是一排平房，是餐厅。
　　沙兄说，这儿就是当年的吴家大楼原址。
　　读《蓬莱历史文化研究》方知，所谓的“吴家大楼”，不过是吴氏故宅四进院的最后一进有座二层砖楼而已，盖因当时蓬莱古城里没有楼房使然。民国十四年(1925年)，吴佩孚已经从权力的巅峰上退了下来，忽然动了修建家园的念头，原因不言自明。他派人回乡购置了县学后街故居附近的若干房舍，重新规划建设了一番。未久，占地十亩的豪宅便傲然出现在蓬莱城北部，它南邻敕建宋庆祠堂，西傍县学，北边隔一大片荒草地即北城墙，与北城门镇海门遥遥相对，十分显赫。然而，新家园建好后，他只来过一次，即悄然返乡扫墓的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位恪守忠孝节义的游子不想给家乡带来些许的麻烦——困窘的时候，他走到哪，“党国”的大军便追击到哪；安定下来后，家乡也没有了庇护他的条件。
　　近百年前，“蓬莱吴子玉”是很令国人乃至世人尊重的，国内各派系均仰其鼻息自不待言，美国人的《时代》周刊，第一次在封面登中国人的头像，就把殊荣给了这个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山东籍职业军人。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说，吴氏“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确曾给家乡带来过莫大的荣誉。
　　在北洋系军人中，他先是以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进而又以文化赢得了袍泽们的敬重。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佩孚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哥们儿羡慕的光辉履历。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秀才只不过是头一磴台阶，实在没什么可吹的。可在一群半文盲里，秀才成了金光闪闪的最高学历，所以，即使吴佩孚当了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而他也欣然默认了。
　　后世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
　　从秀才到大帅，吴佩孚靠的是少时清贫的砥砺与传统文化的铺垫——只不过，后者把他夯得太实了。
　　在北洋巨头中，吴的起步太晚，故辈分不高。
　　当年，吴佩孚离开北京赶赴天津从军时，段祺瑞已经是三品衔的武卫右军炮兵统领兼各学堂总办，即北洋军炮兵司令兼所有军校的大校长；冯国璋在清廷新设立的军政司当上了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各军事学堂；曹锟也已经从李鸿章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当上了袁氏的武卫右军右翼帮带(副营长)。是年，吴佩孚24岁，这么个老大不小的年龄给管带(营长)当“戈什哈”(实则勤务兵)，显然委屈他了。所幸山东胶州籍的文案郭绪栋是大同乡兼军营知音，他才不感寂寞。那位郭师爷到处讲吴子玉乃落难的秀才，四十岁后必成大器，云云。
　　未成器的时候，他就仓促参加了第一场战斗，乃是本军对遍地拳匪(义和团)的回击，成片地喧嚣着死于阵前的拳民让他痛切感受到国人愚昧盲从的可怕复可悲；他经历的第一场失败，乃是本军在八国联军的洋炮轰击声中的大溃败，直隶提督聂士诚大人在阵前被洋炮炸伤又在阵后被拳匪残忍杀死的血腥过程他看得很真切。身为大清国常备军的一名护兵，从江山到统帅，啥也护不住，他只有沿着铁路线向东北方向流落的份儿了。
　　在唐山外的小镇开平，他意外得知此地有个武备学堂，亦乃李鸿章大人所创办，正在招第二期学生。这个秀才出身的散兵遂驻足开平，复习后考取了这所由清国与德国军官共任教习的军校。一年后，袁世凯自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往直隶省会保定，扩办为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不愿重新就读一年级，遂被派为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即中国第一代警长——因“庚子之乱”后洋鬼子不许清国军人进入天津地区，故老袁给中国设计出了这么一个新的行业。两年后，袁宫保又创办了陆军速成学堂，学期仅一年。吴警长为获得文凭求得日后发展，便前往保定报考并一举考中。由于此时段祺瑞正任学堂督办(校长)，所以，被分到测绘科的吴佩孚就成了老段的学生——吴氏年已28岁，属没有出息的大龄学生；段氏时年37岁，属年富力强的军界中坚。两个未来影响中国政局走向的军人自兹结缘。
　　数年后，两位强人再度见面，段已经贵为“袁宫保”嫡系部队——陆军第三镇的统制官(师长)，而吴只是一个从山东芝罘岛的日本军事情报小组回归原单位——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的尉官而已。一年后，老段签署命令提拔了一批中级军官，吴氏也晋升为直接带兵的管带(营长)，但两人中间还隔着一堆协统(旅长)和标统(团长)，吴营长够不上段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