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读：谁和鲁迅平分了中国新文学天下
- 中华燕氏网 2013-10-6 19:17:44 洪烛
【鲁迅本没啥了不起的，也就是一笔杆子。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的笔杆子总能被不同的人当枪杆子使，相互开火。文人嘛，鲁迅也许就是一盒万金油。关键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那里能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鲁迅与周作人平分了新文学的天下?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
鲁迅与周作人的是是非非
说起八道湾，很自然要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出名的。梁实秋曾写过闻一多、潘光旦、宋春舫等人的书房，当然，也无法回避苦茶庵而不谈：“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简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缩影。所以写到这里，梁实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没用沈任何感叹词，但我分明听到了一声历史的叹息。苦茶庵后半个世纪的穿堂风都是由类似的叹息造成的。
尹默书写的横额，早就毁于烟火，据传说内容为“请到寒斋吃苦茶”——是周作人原诗中的一句。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辞令与语气邀请访客呢?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抄录全诗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依然语焉不详。随你怎么猜测吧——就像茶叶的滋味高深莫测。或许只有滚沸的开水才能不断冲淡、稀释它——千言万语，尽在杯中。
我又想，周作人为什么把好端端的苦雨斋易名为苦茶庵呢?或许表明天意与人事的变迁：早年一封封《雨天的书》，无法逆转地误入旱季，需要人工兑水，沏成薄暮的晚茶，来刺激板结的舌苔?更关键的还是心情。心如枯井，抑或死水，借载沉载浮的一枚巧叶苦渡余生。入世与出世，是两种态度；文质彬彬的斋主与萧瑟憔悴的庵主，也自然是两种身份。山阴道上的一代名流找个趔趄，就这样拖着长长的背影遁入空门。 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收拾行李和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谁也没有勇气在院门口立一小块纪念性的牌子：苦茶庵。
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称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张中行在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还多次以学生的身份前去拜访：“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凄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北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给张中行的印象是萧条困顿的，他甚至引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其风格大大迥异于梁实秋眼中的。毕竟是两个时代了。就像有两个苦茶庵一样。那么，哪一种真实呢?这同样不好说。
我在北京，好几次路过八道湾，很想下车去那一大片低矮密集的胡同地带找一找11号院。谁若问我：究竟是想找鲁迅故居呢，还是周作人的苦茶庵?肯定无法回答了。私心里恐怕更倾向于查看苦茶庵模糊神秘的面貌——以及究竟颓败到什么程度。因为自家书架上毕竟重金购置了一整套新版《鲁迅全集》，金碧辉煌，以供奉敬仰与怀念。而庭院一角的苦茶庵呢，则肯定夕阳衰草，无人问津——我为什么不去踏访那些闲适恬美的文字的产地，以打破持续多年一纸之隔?要知道，周作人的一系列著述，几乎都是在八道湾写下的。后来一想，即使置身于落叶遍地的深深庭院，难道真能看出点什么吗，空惆怅一番物是人非又有什么意义?最好模仿那种魏晋风度吧:“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何必见戴?”就像提起周作人这个名字，令文人难免心情复杂，我路过八道湾，总是绕道而行。
后来从电视上看到，采访鲁迅故居在八道湾拆迁区中的存留问题，镜头捎带着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墙斑驳，光线昏暗，原来和普通老百姓的旧宅没有二样，惟一的区别是屋檐下镶嵌了一排褪色的砖画，有那么点文化气息。想当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视着这典雅的画面品茗吧?品出什么滋味了吗?那一切都被风吹走了。正如主人指缝间寄出的雨天的书，在中途就搁浅了。还是鲁迅的《野草》说得好：“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遗憾的是，枣树兄弟也闹过矛盾。这就是寂寞，这就是孤独。风雨中摇摇欲坠的苦茶庵，不再是唯美主义的空中楼阁，斯人往矣，如今有几位居委会老太太在电视镜头前一边晾衣、洗菜，一边回答记者提问：连鲁迅故居都要拆，怎么向后人们交代呢?到哪儿重新盖一座呢?(大意)八道湾，曾旁听过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为两位文化名人的物证，已濒临沦为废墟的边缘。
再后来据报载，北京市规划局发函至负责东冠英危改小区规划建设的房地产公司，要求调整原规划方案，保护好八道湾11号院(鲁迅故居)。鲁迅之子周海婴对此举则持异议：“据我了解，国家文物部门经费很困难，拨出巨款来修缮11号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现在这么一副破旧不堪的样子，将来和周围小区建筑对比起来，那是一番什么景象!春节期间，我和周建人(鲁迅的弟弟)的两位女儿对此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不保留八道湾1l号院。我们认为，再以保护鲁迅故居的名义来保留1l号院是不合适的，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果。”记者分析：“周海婴先生之所以认为‘不合适’，其中还有一层客观历史原因……。鲁迅在此仅住了4年，而周作人则前后住了48年，并且周作人的一生主要创作都是在此完成。那么，保留11号院是在抢救谁的故居?” 关于八道湾，我还能说些什么吗?
有时候，谈鲁迅难免提及周作人，谈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鲁迅作为比较。文坛上也习惯以周氏兄弟相称。用他们的三弟周建人的话："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竟这样不同……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 ，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两人命运的轨迹还曾经有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绍兴老家北上，将北京作为第二故乡谋生并发展事业，都在北京大学教书。"知堂老人和他的长兄鲁迅，都是《新青年》五四运动中推进新文学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们后来都是语丝社的领导人。老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曹聚仁语] 只不过鲁迅在北京只住了十四年，１９２６年转去厦门，而周作人则在北京城里生老病死。从这个道理上讲，就个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尤为密切。
鲁迅是１９１２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点，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相当于外省市驻京办事处 ，直到１９１９年购买了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的旧宅院，才把全家从绍兴搬迁到北京，兄弟儿女团圆。可见周作人可能是1917年北上的，１９１９年携带家眷住进八道湾后至死都不愿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就去上海另谋生路了。鲁迅又比周建人多住了近两年，因和周作人发生矛盾文坛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冲突 ，而搬到砖塔胡同及后来的西三条胡同，"永远地离开了八道湾"周建人语 。周氏兄弟从此不相与谋。周作人从此将八道湾作为自己隐逸的乐园，甚至"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为沦陷区，众多文化名流以各种方式敦促其南迁，他也不愿离开八道湾一步。在八道湾遇刺，在八道湾就任伪职，直至在八道湾戴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是非荣辱，于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死在这座破败的院落，其时身边无一人。
八道湾１１号院最初是鲁迅独自奔走购置并修缮，后来变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为其葬身之地。但历史会创造戏剧性的巧合：１９４９年１月拘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在上海逗留了半年，于８月间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平，怕连累家属而不敢直回八道湾，暂时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托人打探消息。绍兴会馆正是鲁迅早年初进北京时期的寓所。周作人住绍兴会馆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鲁迅令他如坐针毡的更应该是他自身前途叵测的命运。周黎庵回忆："上海刚一解放，津浦路已经通车，他急不可待地北归。据去送行的朋友告诉我，那时旅客拥挤，车行迟缓，情况狼狈得很，但毕竟又回到阔别四年的苦雨斋中"。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落魄者的归心似箭。周黎庵还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于学生尤炳圻家中的情况。尤宅是横浜桥一座极拥挤的旧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面临水呈暗绿色的混浊且狭窄的苏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么使人受得了，若与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幽静宁谧的环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但我想环境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八道湾在颠沛流离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灵企望的庇护所--他急需一方与世无争的净土，以舔拭伤口。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的感情。
鲁迅曾在八道湾写了《阿Ｑ正传》，而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等等也大多是在八道湾写下的。他给八道湾的书房先后取过两个名字：苦雨斋与苦茶庵，并分别以斋主和庵主自命。别人曾以老僧来形容他，他临死前还风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转世的，只可惜了在自己膜拜的这方世外桃源里也犯下过罪行--不知因为八道湾本非净土，还是主人玷污了它"八道湾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它完全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关的是与非、荣与辱。任访秋感叹过八道湾的风景，我想那是因为主人名声的缘故--这样的街景在北京城里几乎随处可觅："八道湾位于西直门内，街道比较偏僻，大门里有一棵几丈高的白杨，微风一吹，即哗哗作响。再进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斋。后来又曾改名为苦茶庵。这是他的书房兼会客室。"谢兴尧也颇欣赏八道湾，"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在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据说当年每有客至，周作人总是彬彬有礼地递一柄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再糊以绵纸的轻巧的纸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确是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论扰攘之地"。只是解放以后，八道湾一直门可罗雀--惟独在红卫兵运动做批斗现场时热闹过一阵子。八道湾啊，一言难尽的八道湾。
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样更轻松一些。当然，是从１９１９年他自南方远道而来投奔北京开始。我一次次地猜测着他当时的心情。应该说，周作人也是通过北京获得辉煌的--他前半生的光荣当令人炫目。众所周知，３０年代是他占尽风骚的灿烂时期，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后来再加上京派与海派划江而治，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谢兴尧语 。１９３４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 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从那一年起，人们开始以知堂老人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