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他提出了这一深刻见解。

　　六年半之后的1937年7月8日子夜，清华园里，荷塘月色正浓，郁振镛等清华同学听到古城西边传来的阵阵枪炮声，以为这是中国军队演习，并不在意，甚至感到欣慰。而北大年轻的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根本就不曾去注意这个晚上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第二天早晨，他仍准备和3位老友去西山野炊。

　　没隔多久，日军侵占北平。梅校长眼里的大楼顿时失去了意义。

　　国民政府本着知识分子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的认知，免除学生服兵役，希望他们“坚守本业，为国家将来的复兴做准备”。梅贻琦按照教育部的计划，带着他的大师团队和桀骜不驯的学生告别北平，会同北大、南开的师生，千里跋涉，迁徙到西南边陲，组建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战时中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生不过三千，存世不过9年，仅仅拥有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等5个学院总共26个系。这样一所临时组建的战时大学，后世为什么会一再怀想它的风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其鲜活的叙事，回答了这个问题。

　　战争和革命的非常状态下，联大当然不可能有漂亮的教学大楼，但是，大师的队伍却得到了壮大。联大因有一个个性格鲜明、风骨铮铮的文化与科学大师，注定会成就一个时代的传奇。藉着本书的叙述，我们来细味大师群像的风采——

　　梅校长五十好几了，平时总是穿戴整齐，通常拿着一把张伯伦式弯把雨伞，走起路来稳重之极，很有绅士风度。即使在跑警报的时候，也不失仪容，从容不迫地疏导学生躲向安全的场所。

　　48岁的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他的课，吸引了包括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在内的教授们去恭听。

　　冯友兰，43岁，一袭长袍，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形象。冯是广受好评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作者，身兼联大文学院院长。他授课时，不带任何讲稿，凭记忆随意引证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就像他引用孔孟荀墨一样。

　　闻一多，诗人和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他参加了联大的长征，为言论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被称为联大的完人——道德和政治的楷模。

　　刘文典，杰出的古典学者，鸦片吸食者，为人极其自负。他对蒋介石都不买账，独服陈寅恪。他认为世上只有三个半人真正懂得《庄子》，他自己、庄子本人和另一位中国学者，剩下半个是日本人。1944年春，刘文典连作4场《红楼梦》讲演，由于听众太多，讲座不得不由教室移到露天。联大的学生，一边闻着刘氏嘴里喷出的鸦片味，一边聆听他迷人的讲座。

　　哲学系教授沈有鼎，认识论专家、逻辑学家，常年一身破夹克一条旧裤子。对联大周围的茶馆情有独钟，他入座后，用两只袖子擦一擦桌面，坐下来看书。常与得意弟子殷福生(后更名殷海光)、曾昭抡等探讨哲学问题。

　　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着非凡的语言天赋。每学期开学，会在黑板上写出一句英文——“I am very well”，然后让学生大声读上一遍，他立刻就能判断出学生的籍贯了。

　　吴宓精通中西文学。联大附近一饭店以林黛玉寓所“潇湘馆”命名，出于对林黛玉和伟大经典《红楼梦》的爱护，盛怒之下，吴宓砸了这家倒霉的饭店。

　　再说说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教授金岳霖，1943年，国民党出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时候，他连瞧都不瞧一眼。大多数联大教授，认同金的看法，认为“国家领袖的这种著作简直是胡说八道”。

　　联大还有一些洋教授，也都有真本领。身边通常有一群宠物猫和一只在肩膀上跳来跳去的猴子的温德教授，五十多岁了，教授现代诗歌和莎士比亚，别出心裁地把诗歌课搬上了舞台。最让学子们佩服的是，温德教授能够凭记忆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且能用不同的声音和语调表现剧中每个人物。

　　有这样行为与言论自由的老师，当然就会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生。杨振宁、殷海光、穆旦、汪曾祺，构成了联大出色的学生群体。他们各有各的传奇。联大长征期间，诗人穆旦随身携带一本英汉词典，每天记住一个页码的单词，随即将此页撕下。到达昆明的时候，字典已经撕得差不多了。

　　联大9年(1937-1945)，与神圣的抗战相始终。联大的精髓，说白了，就是学术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换言之，即作者在导言中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intellect)、多元主义、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原则”。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境地，在当政者的皮鞭有所不及的地方，在战争与革命的夹缝里，保持了人格、学术和思想的尊严。一代大师们以令后世怀想的魏晋风度，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缕缕文脉。

　　此后，中国的大学再无这样神采飞扬的大师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