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左右党争，其实面目不清，所谓自由和平等，更像是吵架用的口号，为什么争吵却一直搞不清楚。有些人说，在中国一切都与美国是相反的，美国的右派是支持政府，而左派则是反对体制的。但是，在中国似乎右派成了政府天然的批评者，并将任何与政府有关联的全部打成左派。而中国的左派也是很奇怪，他会希望政府来维持社会公正。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就是中国当下左右纷争的现状。但是，左右之争是否真的不可解？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左右之争与原来的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甚至朱陆之争都有类似的本质，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时候，如何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党争的本质在于争资源，而不在于党究竟是什么？
　　一
　　左右之争，与其说是当下现象，不如说是近代现象，从今古文之争中康有为与章太炎的政治立场就能看出，章太炎对于康有为虽然是通过经学立场，但是实质上却根本就是革命与改良之争。如果仔细分析，古文经又何尝有革命意识，今文经的改良，还不是康有为自己的附会。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晚清今古文之争，千万不要将改良与革命的背景省略，否则真还会因为康章之争是今古文之争呢！
　　同样晚清时期的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开国元勋。在二八年北伐胜利后，旧军阀就变成了新军阀，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所以不断革命论的共产党是不允许成为统治阶层的。于是左右之争，就变成了国共之争，实质当然就是政权只有一个，但是想要成为统治阶层的却有两个党派。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党争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在传统政治中，上层统治者是通过科举在民间选拔人才，从而将社会精英容纳到体制之内，从而消弭了社会中的革命气氛。当体制出现不公正，也就是朝堂被奸臣把持，就会造成社会不公正，从而将人才积压在民间，时间长了这些人就会成为革命党，要不因为力量不足而被政府消灭，要不就被招安到体制内。九十年代出名的革命者，到了新世纪就很快被体制招安了。剩下的如余杰何清涟，只能学孙中山到海外寻求革命资助了。
　　对此，我们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出去，毕竟体制没有留给他们合适的发展空间，所以选择了离开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本无可厚非。但是，天天在美国喊着胡汉三还会回来的，这就很没有意思了。所以，今天左右的分判，远不如文革时期保皇和造反显得更加清晰和分明。保皇派这个文意明显，我想就不必说什么了。造反派在今天语境下，应该比右派更加直白。
　　二
　　造反派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我关注的。如果在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也号称是保皇和革命党，但是一旦政府一旦建立，两派就成了君子党，至少不会出现永远革命论和复辟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英国是一个经验主义哲学发达的国度，他们才不关心所谓的理论问题，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所以，施特劳斯才称英国人比德国人更讲究实际，比法国人更加现实，所以在新旧社会更替上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也没有出现纳粹希特勒。但是，我们如果将欧洲革命的经验，反思我们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是被一群年轻时造反，年老时反动的人主导的。
　　当年康有为倡议改革的时候，是被慈禧和党中央看做是青年冒进，不足为法的。康有为所看上的也是青年皇帝光绪，希望其能够效法俄日改革，改革旧政，开创新局。但是，被老成持重的后党看做是变动祖制，终于改革失败了。孙中山作为青年人，当年也是希望改良，但是看到康有为的结果，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革命道路。当然，他也被康有为看做是青年冒进之人，所以两人在海外竞争华侨资源的时候，竟然大打出手。这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改良与革命，其实本质都是革命，一个目的不过是推翻后党，一个目的是要推翻清政府而已。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威胁，所以不断要驱逐，而且要刺杀。
　　在孙中山革命成功之后，北方的袁世凯毕竟兵强马壮，所以孙大炮空有总统之名，但无实际权力，所以乖乖退位，将革命成果乖乖交到袁世凯手中。但是，我们知道1905年的改革已经取消了科举考试，也就是说通过科举进入政府的道路已经被改良派堵死，那么如何才能从民间吸纳精英进行联合统治呢？说实话，这个问题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一直都没有解决，最佳的出路就是组党，参加选举改组政府。但是，我们知道这条道路对于当权的政府来说，无疑等于革命。所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对于议会选举全部敬而不敏。如果，建立不起有效吸纳机制，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人才要不进入到党组织，然后等待革命政府的征召。要么，就走入民间跟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工农苏维埃。
　　毛泽东在二十岁投身北大的时候，杨先生没有把他变成北大的学生，而是让他在北大成为一名工友。他眼睁睁看着胡适之流在大学里风生水起，但是自己都不被正眼瞧一瞧的时候。革命火种已经深深扎入心底。胡适说，如果当年他能够提拔一下毛泽东，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但是，我们知道胡适是没有能力提供政府选拔人才的机制的。即便当时毛泽东被招安，但是广大的走投无路的黄巢洪秀全们不会选择相同的道路吗？
　　三
　　从毛泽东问题，我们就引申出第三个问题，改革的目标和对象究竟是什么？说实话，今天人人都喊改革，但是谁知道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左右派都喊改革，大家的目标一致吗？这个问题，还是回到最初的老话题，政治究竟是为了权力还是为了正义，没有正义的政府，能够维持长久吗？
　　政治不公正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大众生活的不平等，第二层是政府吸纳精英的不合理。我们都知道，百姓是没有渠道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够发出声音影响力的都是精英，换句话说今天所谓的民生问题，不过是造反派攻击保皇派的重要工具。通过揭发社会不平等，来造成统治不正义的形象。对此，保皇派如果能够吸收造反派的意见，不断改善民生的话，那么造反派就缺乏口实，而保皇派又能增加执政合法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保皇派，通过权力手段阻止造反派，并拒绝对于社会不正义的现象进行纠正。那么，这就意味着以枉错诸直，那社会中的民怨就会增加，从而有助于造反派营造氛围。
　　这就透露出保皇派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权力腐化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保皇派，原来都是造反派出身，所以他们知道被统治的滋味，所以格外珍惜权力的味道，所以千方百计要维持手中的权力。所以，孔夫子说老年戒之在得。其实就是对着保皇派提出来的，如果紧抓着权力不松手，就会选择通过血缘来维持既有权力。比如公务员考试过程中的种种黑幕，都是保皇派所采取的手段。但是，这种任人唯亲的政治手段，必将扭曲政治需要精英统治的本质。必然，导致有才能的造反派的出现，他们被不公正的体制排斥在外，就必然选择用更加激烈的手段来对抗不正义的政治。
　　四
　　上面提到的都是纯粹理论的东西，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建国后，三次造反派运动的兴起。应该说，共产党在建国时，吸纳了大量的民间精英，这与他们工农政府的形式相联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排斥了传统中的文化精英。而这些人，往往是处在教育岗位上，他们由于新旧政府的交替，而产生了大量的权力失落感。所以，在五七年双百时，就将一股怨气喷薄而出。但是，很快就被党国镇压，形成了近二十多年的怨气。在建国前，他们是保皇派，在革命后就被推下权力舞台，成为了新时代的造反派。这也与共产党早期将知识分子视作阶级敌人有关，他们没有试图将知识分子拉入到权力集团中来，造成了文化上长期的反政府状态。
　　刚才已经说了，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这对于建国十七年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描述，原来的革命党成为了执政党，从造反派变成了当权派。但是，建国后党国的教育方针依旧是革命理论，这就形成了文化与政治的冲突，青年人接受的是革命教育，但是他们必须面对已经从革命党蜕化的执政党。这种文化与政治上的冲突，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而得到了发泄口。今天提到文革，往往会将青年人等同于造反派，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派是形不成斗争的。文革中的保皇派，今天依然缺乏实际的研究。为何接受革命教育会培养出保皇派，这个问题远远比研究文革中的造反派更有意思。
　　不管怎么说，造反派是毛泽东铲除刘少奇权力的重要工具，在利用完之后就很快被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修理地球了。造反派对于毛泽东这种忘恩负义和背叛是恨之入骨，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看到文革造反派对于毛泽东不依不饶的清算。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在远离城市后，有些有志青年反而沉潜下来，形成了大量的读书小组。这可能是共产党在将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所始料未及的。这些被流放的造反精英，在文革后通过邓小平恢复高考，迅速进入到体制内，并上接到五七年造反派的系统教育。在他们之后，六零后由于文革的影响，缺乏基本的义务教育，所以也无力与他们竞争体制内的文化资源。所以，八十年代是五零后造反派集体招安的历史。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也正是由于文革，才造成了邓小平对于革命子女的偏爱。虽然，他恢复高考，打开了大学之门，但是进入大学并非就意味着成为掌权者。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在文化和经济上共产党给造反派招安的机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在政治上给他们留有空间。所以，八十年代后期最大的争议就在知识精英中间形成的权力意识(我当然知道权利与权力的不同，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那时的口号是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我们看到当知识精英根本缺乏进入到权力的渠道时，就重新返回到造反派的路径上，选择造反招安的老路。
　　可以说，中国当代造反派主要是由五十年代红卫兵造反派和八十年代知识精英造反派共同组成。前者依靠八十年代的文化断代，迅速进入到体制内，并形成了权力管控。但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的这批造反派，由于受到体制的迫害，所以选择了远离体制和出国留学两条路。但是，他们对于保皇派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往往会通过历史叙述来营造某种气氛，从而将权力之间的争夺，转化成某种正义性的叙事。如果，我们假设革命再次成功，那么这些造反派会不会蜕化成当权派，成为他们所反对的那群人呢？
　　五
　　意识形态的叙事，最为可怕的在于理想鼓动，这是造反派最拿手的好戏。他们通过列举当权派和保皇派的诸种失政，从而营造出他们可以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姿态。但是，我们大体知道人性本身的弱点，也就是说人性总是会被权力所侵蚀，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于权力总是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对于革命的恐惧，所以他们才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正。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革命往往源自于这种心理。
　　换句话说，造反派对于保皇派不公正的攻击，应该成为权力开放的机会。比如，唐尧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可以接受鲧来治理洪水，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当治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将造反派当成替罪羊，来减少执政和发性的质疑。这样既能保证造反派的舆论，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又能在政策失败时保持执政党的权力，打击造反派的话语权。
　　但是，似乎我们今天的知识阶层往往忙于文化革命，而不是真正思考改良和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而是似乎在对于权力的贪欲上，并不次于执政者和保皇派。这就足以让造反派在青年中的形象大大受损了。青年当然是天然的造反派，但是今天五零后和六零后的造反派诸种拙劣的表演，反倒是将很多青年逼上了保皇之路。这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结语
　　在奥运会后半年，牛网上突然出现了讨论宪政的帖子，后来被网警封禁了。但是，宪政的话题争议一直到了今天还没有停歇。对于宪政，我的兴趣不大，但是如果说宪政是一种妥协之道，能够让执政者稳固，能够让造反派进入到体制，形成促进体制稳固的机制的话，我倒是不反对宪政，反而是支持这种宪政的到来。
　　在《尚书》中有一句“克明俊德”，其实讲的就是选贤任能，具体表现为唐尧对于虞舜的选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唐尧不把虞舜从民间选拔出来，其结果究竟会是什么？反过来，选拔出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虞舜，反倒是延续了唐尧所开创的政权。难道说，这不也是一种宪政的实践吗？至少，在体制上他能够选贤任能，将革命通过改良的手段消弭于无形之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宪政失灵的时候，就会出现桀纣这样的暴君，汤武革命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