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个地方听过易中天教授谈论香港人对工作的态度：易教授一行人在香港乘船，中间遇到一些周折，负责导引的香港本地人尽职尽责。易教授等人向这位香港人表示歉意，但他不以为然，说：没关系啦，我尽心做事才能有这份工啦。
　　我认识一位韩国朋友，是电视台记者，属于中产阶级，她跟我讲过对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与韩国建交后，一些朝鲜族中国人辗转跑到韩国“淘金”，有不少女性选择去当保姆，她们有语言优势，教育程度足够，又足够勤奋，所以颇得韩国中产阶级的喜欢。
　　可是时间长了，韩国雇主发现这些打工者有个共性，就是不听话。比如在照顾孩子方面，因为文化和代际的差异，人们的看法和方式是有不同的。这些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妇女经常会对雇主的指示“阳奉阴违”，坚持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理由很简单，在照顾小孩方面，她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劳动者：一种是将工作机会视为恩赐，尽心尽力做好，讨个生活；另一种是将劳动视为自身的延伸，本能地拒绝劳动与自身本质的脱离。用学术性的话来说，这两类劳动者对“异化劳动”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
　　“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韩国和香港都是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在那里只有接受了这种劳动方式的劳动者才能生存，人们对此也司空见惯了，所以韩国的资产阶级阶级雇主才对抵抗“异化劳动”的朝鲜族中国保姆感到不解。而易中天教授因为政治立场，是欣赏他遇到的那位香港劳动者的意识的。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体制安排，比如单位体制、人民公社体制，是为消除(或者说尽量消除)“异化劳动”而设计的：劳动者生而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工作机会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不用担心被解雇的威胁)；劳动不是出卖劳动力商品谋生的方式，而是人的生活的有机组成。
　　再引述阳和平的一个说法。阳和平是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和寒春的儿子，在中国长大，并当过工人，后来回到美国，也当过工人。他说，“磨洋工”是在美国当工人的时候才学会的，比如在工作遇到了问题，他按照在中国当工人养成的习惯马上就要动手解决，却被别的美国工人阻止，因为问题解决了，他们的价值就没了，所以故意拖着。他在中国当工人的时候情况完全两样，有活就好好干，干完就跟工友一块聊天，其乐融融。他说，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想念那种氛围。
　　当然，阳和平再次回到中国，情况也变了。改革开放意味着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对于劳动的观念的碰撞。最近读了学者潘毅的《中国女工》，该书主要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来自农村——直到今天，农业生产也是“异化劳动”入侵不那么彻底的领域——的女孩们，面临着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和生产流程的规训，她们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拥抱“异化劳动”，同时又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对抗“异化劳动”。
　　那些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中国保姆的身上，体现的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式的烙印，她们希望从资本主义体制下多赚些钱，又顽强地抵抗着资本主义的劳动规范，于是就难免让友邦人士莫名惊诧了。
　　我是有意于比较两种劳动观念的长短的，也希望其他人通过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看似琐碎的小细节，反应的是大问题，对两种劳动观念的偏好也是个选择题——对两种社会形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