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研究清室兴衰的著述汗牛充栋，对晚清走向灭亡的分析林林总总，尤其对“压倒清王朝最后一根稻草”的认定，更是五花八门，有“保路”说，“商会”说，“新军”说，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种甚至观点认为：清室死于“新政”。

    这不由令我想起近年畅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有句很经典的结论：就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时刻就是它要变革时刻。

    这句话套用于清政府的灭亡，似乎恰如其分。它确实是在宣布新政三年后，即遭颠覆灭亡。

    1908年，清政府宣布最接近西化的“宪政”改革方案，1911年5月迈出实践第一步组建内阁，10月辛亥革命革命爆发。次年2月，清室宣布退位，满清政权告别中国政治舞台。

   “改革速死”？清王朝的死亡与新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关于清王朝的最后死因，有史学杂志曾总结了“十颗稻草”，这恰恰说明，大清国已经遍地干柴，差的只是火星和火柴，当火星四溅时，任何一起事端都可以成为“燎原”之火。

  那么，“新政”到底延缓了清政府灭亡还是加速了其灭亡呢？

  这要一分为二地看。

    从满清权贵的出发点看，当然是希望延缓甚至巩固政权的，然而这个期望没有达到，甚至结果恰如其反。 如此看来，是不是不搞新政，“硬挺”下去，清室的灭亡会慢一点呢？

    历史上的事，并非“非此即彼”那么简单。历史自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以任何当朝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纵观清室灭亡路线图，无论是新政还是革命，乃至最后退位，都是形势所迫、逼出来的产物。

    谁逼他们不得不如此呢？革变力量。

    在清廷发布“新政”之时，体制内外的革变力量已经成了“大气候”，尤其是民间武装反对力量一天天壮大，动摇了铁板一块的清室统治。

    可以说，戊戌变法是清王朝自救的最后机会，也是它能主导的最后一次改革。维新派主力是体制内力量，而戊戌政变之后，逼出一个孙中山和革命党来——最具创造力的民间力量彻底放弃了对“朝廷良心发现”幻想，立志武装起义推翻清室，清王朝的死亡就彻底进入倒计时而不可逆转了。而这个王朝再做什么努力，只是苟延残喘，“一人天下”已然终结。

    而“新政”的出现，之所以不仅没有延缓死亡、反倒将体制内的宪政派推到革命阵营，是因为“预备立宪”打着“新政”旗号，搞的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新内阁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仅4名，不到三分之一，而满族权贵占了一大半， 此“改革力度”比十年前的戊戌变法都不如，如此“新政”且莫说“民主”，连“民族压迫”的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彻底将一切进步势力推出体制。至此，这个少数权贵把持的王朝死不放权的专制本质暴露无遗。渴望民主和摆脱民族压迫的汉民族，除了推翻它别无选择。

      那么，一个政权丧失形势主导权的节点到底在哪里呢？

     记得几年前热播的红色革命剧《江姐》里，有主人公江姐与其革命伴侣、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彭咏梧的一段对话。当时，国民党战局节节败退，各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政府江河日下，江姐欣慰地对彭说：这下他们该搞民主政治了吧？彭于是启蒙江：你认为再要求他们搞什么民主还有意义吗？

     俨然，已经做大的反对党人，要的不是政府改良，而是政权了。

    从上述历史不难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失民心、国内出现民间反对武装、加上国外军事力量打击，三气夹击，是一个王朝失去形势主导权的关键节点。满清王朝如此，接下来的蒋家王朝亦如此。所以，不是“新政”要了“坏政府”的命，而是不早改革、不搞真改革，会把一个“自救政府”变成不可救药的“坏政府”。一切取决于，是政治跟着形势走，还是政治走在形势前头，当形势推着执政者走，改与不改，已无关“生死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