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眼光非常人所及
　　黄兴出生于湖南的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满清入主中原，给这个家族带来了变化，黄兴曾对李书城等朋友说：“我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按他自己的理解，读书不是为了求仕，而是为了求“真知识”。
　　黄兴的祖父、父亲都是当地的学者。黄兴本人中过秀才，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这种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黄兴的历史使命意识几乎是注定的。他参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的召唤，“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起初他们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也可以解释他的执行力、威望一度凌驾于孙中山之上，却始终不愿取而代之。革命党人多次倒孙中山，黄兴都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一般人以为是谦让，其实这也是黄兴的见识高出众人之处。孙中山的人格魅力是一般犬儒难以理解的，一些人隔着百年回头看，以为孙中山是一个说空话放大炮没发挥作用的人，这完全是想当然。我相信黄兴是读懂孙中山了，因此他知道一个时代的到来，需要当之无愧的领袖。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再三感叹，黄兴甘当配角，成就了辛亥革命。
　　黄兴的历史眼光非常人所及。还在日本主持同盟会工作时，黄兴就知道储备人才的重要，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有近百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烈钧、程潜等后来民国的风云人物。李书城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咐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兴的历史远见非止一端。当上总统后的袁世凯给他封官授爵，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好马。黄兴把东西都退回，唯独留下了马。儿子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将来我还要打仗的。”
　　牺牲精神非后来者所能想象
　　黄兴虽然有新兴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但他没有我们后来者那样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有着我们难以理解的全人类情怀和世界眼光。他给5个儿子分别起名为：欧、中、美、球、寰，女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华”字。他还发起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
　　因此，黄兴的事功行迹确非我们当代人所能想象。
　　为了革命，他做到了毁家纾难。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29岁生日。从日本回国不到半年的他，先后联系尚在武昌学习的宋教仁、同学周震麟，以及在长沙明德学堂教书时发展的进步学生胡瑛，利用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席。在推杯换盏的掩护下，一个以推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宣告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华兴会没有经费来源，黄兴劝说家人，卖掉了老家的“祖遗田产近300石”。黄兴长女黄振华曾经回忆，当时家里的田地一季稻米收成为700—800石，折合七八万斤。
　　这种牺牲精神，没有远见和情怀的人，是做不出来的。而黄兴不但将家产都用于事业，身家性命更是在所不惜。他被清政府通缉后扔下一家老小，四处流亡。黄振华回忆说，母亲隐姓埋名，拖儿带女，日子过得拮据艰难。黄兴的大儿子黄一欧最后辗转到了日本跟黄兴团聚。1906年冬，在孙中山、章太炎的介绍下，14岁的黄一欧加入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小的会员。
　　革命成功后，黄兴仍在捐献家产。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黄兴连写两封信给继母，劝说她和家人尽快搬离长沙的住宅，因为“现住之宅院，今已捐入国民党”，用作国民党湖南支部筹备选举，黄兴还郑重地说：“此事关系我之信用。”
　　革命非一时血气之勇
　　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因为“蚂蚁撼大象”的革命在当时看来是无望的，一次次起义也是自杀性的，而且多以失败告终，但黄兴早已把生死置之脑后。他只是一介书生，军事并非他的专业，然而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革命党人人才结构单一，军事人才欠缺，黄兴勇于担当，脱颖而出，最终众望所归。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线，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勇敢。辛亥革命期间，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他在引咎辞职后有着以死谢天下的心思。李书城等友人力劝，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黄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若非副官长曾昭文与刘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轻身以酬革命绝非一时血气之勇，而是真正明了革命的意义。在黄兴身上，流淌着湖南人的担当，有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天命感，有着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牺牲意识。他当然有他的是非，你可以说是他的局限、缺点，但你不能非议他对革命事业和对中国的忠诚。
　　遗憾的是，从当时到现在，人们对黄兴都有这样那样的私心。革命党内部说他好听恭维话；袁世凯为了打压他而莫须有地说他“胆小识短，易受小人欺”；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遵从自己的“道统”，有意忽略黄兴等为主体的湖湘革命党人；今天，纸上谈兵的论者会把革命党、当权者、立宪派放在一起演兵布阵，以求结果最优，以结果去苛责阵营中人，或责其认知有问题，或斥其私心自用……这实在是戏论。
　　事实上，那个时期革命党人的历史感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都望尘莫及的。因此，在那样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时代，辛亥革命党人的答卷基本及格，他们校正了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现代世界。较之清朝官吏、遗老遗少、社会的士绅阶层和新兴的商人、买办等，辛亥革命党人及其功业真正是梁启超等人呼唤的“少年中国”。而在这些人中，黄兴的历史意识尤为全面、开放，尤为雄健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