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6日，溥仪站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溥仪连续出庭8天，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

    1945年8月，溥仪成为苏军俘虏。一年后，苏联当局通知，让他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负责询问的检察长抛出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1946年8月19日的庭审中，溥仪面色悲戚地指控：“我的爱妻谭玉龄被吉冈中将（吉冈安直）杀害了。”谭玉龄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5年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中去世。当时，为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关东军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谭玉龄与溥仪的亲密感情让日本人算盘落空，日本方面授意吉冈暗害谭玉龄是可能的。

    在法庭上，溥仪也撒了谎。被告律师向法庭呈交物证：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的皇帝御玺，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这时，溥仪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而7年之后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那封“黄绢信”确实是他亲笔书写。

    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而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这个提议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8月27日返回苏联。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写道：“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