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强调我们的许多同志，“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历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还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毛泽东这些话是1941年说的，七十多年过去了，好似也是对我们现在说的。
　　确实我们有一些同志对自己中国的历史，对近百年史，对党史似乎一无所知，或者所知甚少，所谓希腊、罗马，说穿了还不是洋教条嘛。现在我们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不少人把洋教条奉为至宝，借以唬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好好学习历史中国的，学习近代中国的历史，学习我们的党史。
　　譬如说，关于宪政问题，也是大家目前议论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谈，问题是怎么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政是讨论如何具体实施宪法规定的那些基本准则。宪法不是挂在墙上给大家看的，它是要付诸实施的。如何实施宪法的规定，那就是宪政要讨论的问题。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题目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他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那是因为有的人躺着不动，不肯进步，这个情况，在我们一部分同志身上也有反映，所以还得促进一下。他还说：“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孙中山先生那儿来的，是在他的遗嘱上写的，‘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他要促的是国民革命嘛。”
　　那么宪政是什么？毛泽东同志的回答很简明，就是“民主的政治”。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民主政治，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式的所谓民主政治，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式的民主，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讲宪政，是应保障和实施我们的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原则，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我们现在宪政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们的民主是协商民主，在所有制问题上规定了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多种所有制，是在公有制以外，还包括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私有经济，以及海外在国内投资的外资经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的宪法还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个权利包括公民人身和尊严的不可侵犯，这个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形式的自由。当然这是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之内的自由。所谓宪政，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保障全体人民有依法治国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让民众通过民主的办法，监督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如何依法行政，也就是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及各种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揭发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并与那种顽固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约束政府的各种行为如何合法合理，不侵害公民的权利，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所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像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防止我们的国家机器演化为压迫人民的专政机关，也是为了保持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和本质，那就要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说到底就是要上下结合，党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要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动员群众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奢侈之风进行监督，才能真正解决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怕家丑外扬，丑事兜出来以后，才能打扫卫生，那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这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促进宪政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在本质上便是防止我们国家蜕化变质的根本办法，放手让老百姓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仅天塌不下来，而且还是于国、于民、于党的大好事，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谁害怕，证明他心中有鬼，那里总有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人和事。当然这决不是依照西方的那些模式来推行宪政运动，问题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谈宪政，满脑子都是照搬西方的模式，那不正是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些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东西，而且从希腊、罗马谈起，此风于今为烈。正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在讨论宪政问题上，它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性问题。
　　这些年来，还有一股风气，许多人借着五四精神，大谈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其实他们背离了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五四运动最本质的精神是反帝反封建，是反对北洋政府去签订屈辱的巴黎和约，所以触发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激烈行动。冲进去火烧赵家楼的有一位便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在课堂上与我们讲过他这一段光荣的经历，之所以要火烧赵家楼，就是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对外的屈辱和卖国，这才是我们要发扬的五四精神。
　　与五四运动相联系的是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也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他还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中是有二股思潮，提出科学与民主这个旗帜的不是别人，是陈独秀，他后来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至于另一股思潮，便是以胡适为代表，走向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页，大家就分道扬镳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至于陈独秀晚年，他离开革命道路以后，思想返潮，那是另一回事了。我们不能背离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基本的历史面貌来妄谈什么五四精神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运动，而且要弄清楚在不同时期提倡这个精神，是对着什么而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冲着北洋政府而来，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讲五四精神讲宪政，一方面是冲着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是讲青年如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那么在今天一些朋友们讲五四精神时，强调文艺复兴和新启蒙运动，是冲着什么而来呢？如果冲着我们过去工作的过失而来，我们还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个度。如果是冲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冲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来，那就值得人们深思了。
　　有一些人过去曾经是我们同志或者朋友，历史上受过一点委屈，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透露出对毛泽东同志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尽诋毁之能事，对马列主义经典的贬斥无所不用其极，对西方反社会主义的学说，则捧上了天。这种倾向就值得人们注意了，他们无穷无尽地诉共产党的苦，诅咒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恶毒的语言都敢露骨地讲。对这样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严肃地、理直气壮地批驳他们的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揭露他们的险恶用心，将其公之于众，不让他们的言论有市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这种言论熟视无睹，是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冷漠无情的表现，这决不是政治上的宽容大度。现在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没有经历过那些艰苦的岁月，也没有好好学习党的历史，对这种反动的思潮分辨不清其是非，反而以之为时髦，故往往与这种思潮为伍，这就更值得警惕了。因为只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某些人才能乱中获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不敢正面与这种错误思潮交锋。许多问题的是非，要在辩论中才能分得清的啊！只靠管、卡、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蒙哥马利写过一本《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他在西方和苏联的关系上，希望取得“和平胜利”，希望苏联有一个“巨大的变革”，使之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取得一部分胜利，从地缘关系上讲俄罗斯仍是是他们对立的一方，从叙利亚问题及棱镜门事件上，就有了充分的表现，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问题不仅在意识形态上。
　　现在的霸权主义者对我们也希望能取得“和平胜利”，更希望我们变独立自主为听从他们指挥的“盟邦”。也许在当今给我们提倡什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朋友，正是顺着这股势头而来，让我们也来一个全盘西化。这可能吗？我们怎么不懂要灭掉一个国家和民族，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抹掉他们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记忆，这个可能吗？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会这样吗？这不可能。反之它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中国历史，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历史，必须将其放到更紧迫的地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