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拜访路易·艾黎。他离开故土新西兰，在中国已经住了45年。他的房间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院里，仿佛社会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殖民主义孤岛。屋里高高的天花板、雕刻精细的木制家具，一个上了年纪的满族仆人，还有一个秘书给他送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艾黎显得很审慎。他说：“我不想武断地说更多，还有许多其他人会发表高论。”他喜欢谈起受“文化大革命”破坏较小的农村地区。他说：“中国农民有办法经受洪水、饥荒和战争的洗礼，‘文化大革命'只是又一次考验罢了。”

    当我提起前一天我到了北大，艾黎说：“自从学生们拿起武器自相残杀，我已经好一阵没到北大了。”想到他正要翻译的一些诗歌，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些诗根本没法翻译，尽是一连串口号。”艾黎不想再谈论政治，转而聊起对医药的研究。中国的卫生事业最近在治疗包括血吸虫病方面已经大有进步。我问他，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他回答说：“哦，我的司机正在读《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

    瑞典驻华大使告诉我斯堪的纳维亚的“毛派”要访问中国。艾黎说这对“极‘左'派”是件好事，“中国人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西方怎样的支持者，那些年轻的瑞典毛派也可以看看中国人工作得多努力。”

   一天下午，我正在西安北部享受温泉（1936年蒋介石就是在那儿被擒获的）突然来电话说要我立即离开陕西。与我同行的周南很是兴奋，仿佛接到了圣旨：“首都来电话了！我们明天必须回去！”我想起陕西的一句古话，“隔山隔水不隔音”。但我的听众可能是一个柬埔寨人，不是中国人，西哈努克亲王准备接见我。

    西安机场上的几架小飞机排成一列，机身上赫然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抵达北京机场后，一辆红旗牌轿车将我送到老使馆区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旧址。大使馆红色的大门旁蹲着两座石狮子，我进去后沿着盘旋的楼梯拾级而上，就到了西哈努克的住处。

    西哈努克身材矮小，一双大眼睛。1970年三月政变后，朗诺将他驱逐出境。于是西哈努克在中国的邀请下住进了别致优美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旧址，随行的还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十位部长。政变后，朗诺的反共产党人、红色高棉、越南和西哈努克的忠诚分子相互挤压，混乱不堪。西哈努克同红色高棉结盟，但其自身内部似乎分裂成三个派系：亲越南派、亲苏联派和亲中国派。

    西哈努克明白，柬埔寨的暴动和紧张局势可能迟早会在金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是他所希望的“佛 教徒掌权的社会主义政府”。他耸耸肩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去法国。越南人实在太难对付了。”我们谈话时，柬埔寨驻民主德国前大使给我们拍照留念。